在穹顶之下探大气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在穹顶之下探大气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作者：黄黎敏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5期

【摘要】在法学领域，大气污染转移并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热点的问题，只有少量的研究。但是，目前的国际社会和一些国家已经针对污染转移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文章通过介绍中国大气污染转移和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在大气污染转移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的几点不足进行分析，意识到环境主管机关法定职能的有效发挥，需依赖其它涉及环境部门体制改革的协力推行，以及中央与地方环境权力的合理配置，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污染转移；修订；联防联控；公众参与；立法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阳春三月，两会期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又一次引发了代表们的关注和热议，与此同时，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们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今社会，同时也受到了瞩目。虽然，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进行汇报却非严谨的调研报告应有的方式，哪怕作者的初衷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渲染，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却难免适得其反，此外，其女儿的不幸与雾霾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作为一个严谨的法律人，这二者的关系还存在举证的问题。其次，该纪录片也存在数据缺陷，在二手数据居多的情况下一手数据也并非十分全面。再是，该纪录片的结论事实亦加大了决策风险，柴静在纪录片中所提及的产业转型、开放市场、借鉴欧美经验虽不可否认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却缺少分析，这些举措无不深刻影响着寻常百姓家的生存与未来，任何的理由都无法将这些“弱者”以改革的名义在这个时代抛下。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空气里净是钱的味道”，但笔者想说，钱并不罪恶，民生离不开钱。尽管存在上述缺陷，纪录片《穹顶之下》仅两天时间便获得数亿的点击量，毫无疑问，它让许多原本不了解雾霾的人开始了解雾霾，这方面的作用无疑值得肯定。在有限资源里做出尽可能多的努力或许是媒体存在的最大意义，它对国家治理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的启蒙作用却值得赞赏。雾霾的“肆虐”无疑与大气污染转移相关，例如江城武汉在每年特定的时间里都会面临来自安徽等地因燃烧秸秆造成的大气污染伴随转移带来的考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对大气污染转移应如何更好地进行法律规制，也日渐提上日程。

二、大气污染转移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环境主管部门的职权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法律依法赋予了环境主管部门在各级政府环境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上的发言权，以期达到在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的破坏。环境主管部门权利责任配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横纵向关系上。在横向关系上，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调查并处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即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重大环境问题；在纵向关系即环境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前者统筹

协调后者的环境工作，法律在赋予环境主管部门权力的同时，也明确赋予了其责任，改变了以往权责不明、有权无责的状况。毫无疑问，环境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得到提升，然而，其法律地位的提升却并不必然确保职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环境主管部门与协管机构的各项职能未依法明确，环境主管部门在更多情况下成为了形式管理主体，这无疑成为《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重要内容。

（二）中央与地方环境主管机构之间决策与执行的职能未能实现有效对接

环境部的决策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环保执法的效力，然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市的污染工业和污染物也在不断地向农村转移，这种“污染转移”给农村环境亦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和地方政府则可能会因为经济上的弱势，急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而错误地迎合了这种转移。因而，地方环保执法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中，人民政府权利责任配置的特点则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民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权力多为抽象的宏观上的权力，即决策权；其次，管制性征用，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造成对当事人人身以及财产的威胁；再是，地方政府能否达到事权、财权、人权的有机统一？特别是在乡政府，地方财政的支持从何而来？这也往往易导致地方“扩权”的冲动；然后，纵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全文，草案中，法规对人民政府的授权有“应当”和“必须”之分，这种立法技术上带来的模糊性又将在司法实务中带来何种问题？没有与职权、职责相对应的制度措施，政府在面对责任，出于理性经济人的本能，选择更多的可能只是回避，没有任何人愿意给自己套上“枷锁”，责任的承担又将何去何从？这时法治政府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是否也需要添加些道德“血液”，以及必不可少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亟待建构

针对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无疑是中国现阶段国情下的较好的选择。然而，大气污染防治联动机制到底是什么？是联席会议制度？还是跨区域监管和执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细化。修订草案虽然规定了区域联防联控制度，这一点无疑是进步之处，对大气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上缺乏从“分而治之”转变到“协同治理”、从“单一执法”转变到“整合执法”的制度措施，依然保留了部门分治、区域分割的思维。此外，虽然修订草案提出了区域大气环境监测等方面的举措，但是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自然属性与我国行政区域管理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加上硬件缺乏或闲置，很多区域监测网络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社会力量需重新进行角色定位

防治大气污染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以外，需要来自社会各方的合力，其中包括有关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等。国家应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参与对大气污染转移的监督和检控，充分调动社会民间资源，在加强对大气污染转移协调统筹，监督监控的同时，亦可以节省政府在环境监督方面人力、财力的财政支出。此外，为了能达到较好的社会监督效果，我们应当及时对公民的检举和控告进行及时的处理和反

馈，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信息公开等方面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中对这方面的规定虽有却也还不够。再是，环境保护中的奖惩制度的构建也还是十分不明确。最后，作为极为重要的第三方市场化治理的制度构建，在修订案中也尚未涉及，尤须在进一步的修订中予以细化。

三、应对环境污染转移的立法建议

我国需要为应对污染转移织一张大网，把它放置在全球环境保护的视野下，不断完善国内、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预防污染转移。

（一）完善国内的环境法律制度

首先要健全现有环境法律制度，如战略环评、公众参与、环境标准等制度；其次，要创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如生态补偿制度、环境税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补贴制度等。只有形成了行政指导、直接管制、经济刺激、公众参与这四大环境法律调整机制，制度之间才能形成合力，最大效果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应对大气污染转移的地方立法

地方环境立法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弥补国家环境立法的不足，使环境污染防治做到因地制宜，体现较强的地方性，促使地方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加强地方应对污染转移的相关立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地方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形成以地方环境污染防治条例为地方环境保护基本法，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法律体系；二是在地方立法中增加防止污染转移的相应条款，禁止污染转移，依法强制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三是建立地方环境准入制度，规范引进产业和项目，提高电镀、化工等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准入门槛，防止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四是加强地方环境标准体系建设，保障地方环境质量。五是建立地方环境执法的联动机制，打破环保部门“各自为政”局面，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三）促进应对大气污染转移的行业立法

加强高污染行业的管理，有助于节能减排，对高污染行业进行法律规制，有利于应对污染转移。从世界范围来看来看，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但是我国有的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仍有盲目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现象。为此，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节能减排，加大对高污染行业的管理，同时 2007 年也颁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防范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颁布了相关规定，如山西省 2008 年颁布了《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主要用于的电力、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后产能的淘汰。从行业类型上，污染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污染行业。因此，加强高污染行业的相关立法，显得尤为必要。首先要严格控制增量，遏制电力、水泥、造纸、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其次建立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大行业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