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部编)初中语文八上第三单元第10课《短文两篇--记承天寺夜游》作者简介(8页)-精选教学文档

“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成就了黄州”如果说用余秋雨的文章来解释"苏东坡与黄州"的关系的话,那我想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些关于黄州与苏东坡的议论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以上是文章中的原文,简单地说来,谪居黄州期间,因仕途的不顺和精神上的打击使他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在此期间,他的创作却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所作的二赋一词（即《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标志着苏轼在黄州谪居时期,是其文学创作的鼎盛期,或称高峰期.此所谓“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而黄州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苏东坡的传世名作而变得为世人（尤其是众多文人）耳熟能详,人们纷纷向往“黄州赤壁”的伟岸沧桑,而人们对黄州与黄州赤壁的向往是源于苏东坡的作品里对黄州气势磅礴的描述,此所谓“苏东坡成就了黄州”.甚至于苏轼“东坡居士”的雅号也是得自黄州.苏轼被贬职黄州后,每月薪俸不多,生活不宽裕.后经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黄州城东旧时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在那里亲自带人开垦耕种.贬职后第二年的冬雪天,苏轼即乔居黄州坡东坡躬耕,在荒地树林里筑起了一间草房,并在房壁上绘上雪景,名曰“东坡雪堂”,因而自号“东坡居士”.而且苏东坡在黄州期间的作品绝不仅限于“两赋一词”,他的诗（《初到黄州》、《东坡》、《南堂》、《海棠》等）、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西江月》（照野弥浅浪）等）、散文（《赤壁赋》等）以及数量可观的笔记小品和书札（如《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记樊山》、《别文甫子辩》在黄州时苏轼的思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透过他在黄州时写的《定风波》来做进一步的探析。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

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

”途中遇雨，有感而作此词。

那么，淋这场雨时作者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我们先从苏轼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探索。

苏轼与自然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苏轼前往沙湖买田，不料骤雨突降，你听，大雨“穿林打叶”，可见雨之猛、雨之急。

下雨避雨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纷纷逃窜避雨。

苏轼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可见条件之艰苦。

农历三月的黄州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一阵冷雨浇过来非淋个透心凉不可。

再加上料峭的春风吹来，顿觉寒意阵阵，酒意早就醒了。

此刻，周围的自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

那么，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如何的呢？雨下得很大，但正在淋雨的苏轼不但自己不管风吹雨打，还劝人“莫听”，更有甚者还边走边“吟啸徐行”，这哪是在淋雨？这明明是在与大自然热情拥抱！竹杖芒鞋又有何怕？在苏轼看来，比骑马还觉轻快！苏轼也非神仙，雨后吹风也觉寒冷，但刚刚有点凉意，便看到了雨后升起的斜阳，也许还有美丽的彩虹呢！沉浸其中的苏轼哪还记得什么叫做寒冷啊！由此可见，尽管天气风云变化，但此时此刻的苏轼与周围的环境水乳交融、物我合一，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雨中行吟图”。

苏轼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在《赤壁赋》中曾写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大自然是苏轼永恒的精神慰藉。

因此，沉浸于大自然中的苏轼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透过这首词的字句，我们明显感觉到在这场自然风雨的背后拥有深刻的社会涵义，下面我们来探索一下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苏轼与社会要探索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苏轼被贬黄州的遭遇谈起。

遥想苏公当年，年仅19岁便一门三父子同时中进士，名震京师，尤其是苏轼更是差一点成为状元。

据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

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

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此时的苏东坡，太后垂青，官场得意，文名日盛。

正待施展青云志之时，却遇到了乌台诗案，群小从其诗词中断章取义寻求罪证，从而让他锒铛下狱。

东坡到底犯了什么罪？苏辙有句话说得好：“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在狱中，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给苏辙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命诗句。

所幸他没死，但这次濒临死亡的体验，使苏轼深深体味了仕途的多舛和人生的忧患。

900多年前的大年初一，苏东坡从死刑牢狱中被押出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来到一个很荒凉的小镇——黄州。

这样的人生厄运，苏东坡是如何面对的呢？带着这样的背景，我们来重新阅读本词。

这样看来，《定风波》中的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便有了深刻的社会涵义。

“穿林打叶”的风雨很轻易便被联想到社会之风雨，也许是群小的构陷，也许是衙役的侮辱，也许是人情的冷暖，也许是爱妻的早逝，也许是友人的疏离。

可见，“一蓑烟雨”同样也蕴含着人生的风风雨雨。

总而言之，周围的种种让正处壮年、期待建功立业却被闲置起来的苏轼感觉前途渺渺。

面对这些社会上的凄风苦雨，苏轼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的呢？苏轼就是苏轼，面对风风雨雨，呵呵！“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个“任”字傲骨全出，一个藐视祸难、风吹雨打都不怕的东坡形象便跃然纸上。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更是富有哲理韵味，颇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豁达与超脱。

诚如刘乃昌先生所说：“这是他回味人生昨梦前尘而获得人生觉醒的哲言。

”这些所谓风雨、料峭，所谓竹杖芒鞋、萧瑟，既是眼前景，也是作者人生经历与体验的物化，东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在社会上遇到了种种不如意，但是却能以一种乐观的精神找到了与社会风雨的和谐相处之道。

苏轼真的能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和谐相处吗？凡了解苏轼的人都会打上大大的问号。

苏轼曾发问自己腹中是何物？众说纷纭，苏轼不以为然。

唯有侍妾朝云曰：“学士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

”苏轼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遭新党打击；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遭旧党打击。

那么，如此不合时宜的一个人，他是怎么能做到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呢？这就要从苏轼与自我的关系中来探求答案了。

苏轼与自我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思想上进行了怎样的自我调试呢？我们可以由词下片的“归”字探索开来。

苏轼到底要归向何处？贬居黄州的苏轼过着这样的生活：“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木，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这与归园田居、安享田园之乐的陶渊明甚为相像，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贺陶诗、评陶诗，与陶渊明神交已久。

他会学陶潜归隐么？某一天苏轼作《临江仙》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太守看到后，大惊，难道苏轼要逃走归隐？！因为苏轼在黄州虽挂名团练副使，实则有名无实，当地长官要担负起监管的责任。

忙寻东坡，等到了苏家之后，竟发现东坡睡得正香呢！那么，面对这样失意的人生，他为何从未归隐呢？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在寂寞中反省自我，反省自己的才华外露，反省自己缺少自知之明，名义上是反省悔过，实际上却是痛定思痛，追求个性自由的理念越加执着坚定。

他一层层地剖析自己，剥除身上的每一点异己的成分，躬耕生活也让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在反省中，他经历了一次完整的脱胎换骨，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空前地实行融会贯通和梳理批判。

在黄州，他真正地成熟了，他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他要获取真正的个性自由。

同时，他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加以升华，使之沉淀为社会理性，发展成为他对整个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求，从而确立起他处世人格的标准。

苏轼的自由人格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回避，而是在执着现实、上下求索、顽强斗争的艰苦境遇中抽绎出来的哲学精华。

因此他能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感悟人生真相，拈花一笑，心境一片澄澈。

一次小小的淋雨事件，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豁达的东坡形象。

此后无论得意也好，失意也罢，他都能很好地调试自我，在黄州，苏轼与自我的关系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从此他便活得自在，活得潇洒！总而言之，苏轼在黄州，在雨中一声长啸，引得文坛激荡，千载以来，犹令人追慕不已。

一个旷达的苏东坡也从这里开始诞生，成熟，走向了完美。

愿我们都能像东坡那样虔诚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