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

型

——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2008-01-09 08:07:08作者：胡翼青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

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关键词：拉斯韦尔宣传研究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芝加哥学派与青年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

青年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因其宣传研究而声名远播。谢利曾经将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与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布鲁默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并称为对媒介效果研究的三大贡献。（周葆华，2005：30）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比如黄旦就曾指出：“翻阅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杜威、库利、帕克们的一丁点影子，整个儿仿佛就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主要观点的具体展开甚或解释。”（黄旦，2005）而罗杰斯的表述则显得更狡猾一些：“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罗杰斯，2002：211-212）我发现，在传播学史上，很少有人关注到青年拉斯韦尔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紧密联系。作为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拉斯韦尔先后受到杜威、米德、帕克、伯吉斯等学者的重要影响，这直接导致了他留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梅里亚姆的博士学位并于1922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教师。因此，如果拉斯韦尔身上没有半点芝加哥学派的烙印，有点难以置信。

其实，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本身是多元的和复杂的。如果说以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强调的“传播”是一种仪式或一种信息的共享和互动，那么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则常常强调“传播”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与技术，这是他们不同的学科方向使然。有学者指出：“拉斯韦尔们在进行宣传分析时已不能保持‘传播是关系’、‘社会存在于传播’这样的观点和基本立场。从芝加哥学派那里使用的communication（“传播”、“交流”）到拉斯韦尔使用的propaganda（宣传），名词的转换意味着研究主题的转换：从关注传播作为人类关系的本质以及媒介建构‘大共同体’的希望，转移向了研究大众传播和媒介对舆论可能的操控。”（周葆华，2005：26）这些判断多少有点武断。在芝加哥学派内部，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个意义明确，没有歧义的概念。除梅里亚姆外，芝加哥学派中还有其他重要学者如帕克也深入研究过宣传，他们也极其关心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操控。

根据凯瑞的观点，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先驱杜威——一位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气质的学者——身上，传播定义的矛盾就已经存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开篇就表达自己对传播概念的两种认识：“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

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Dewey，1916：5）这里的传递与传播就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含义，前者构成帕克的传递观和控制观，而后者强化了米德的交流、参与和共享观。“他（杜威）在著作中利用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作为其创造力的源泉……也正是这种冲突使得他在某些地方误入了歧途。我们用不着满心欣喜地重复他的洞见，或不自觉地重复他的错误，我们应该抓住他对‘传播’一词在理解上的矛盾，拓展他的思想，利用这一矛盾活跃我们的研究。”（凯瑞，2005：4）所以，拉斯韦尔的具有控制色彩的传播观就其问世时而言，是芝加哥学派的一脉。

具体说来，《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在以下方面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

在米德那里，该书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对于“符号”、“互动”或“象征”的界定。在拉斯韦尔的许多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米德的影子：“选择宣传为研究课题，源于对战争或和平的非象征性事件中被象征性事件占据的场所进行检验这样一种愿望。”（拉斯韦尔，2003：2）也就是说，拉斯韦尔把宣传看作是对暗示性符号的直接运用。

在帕克那里，拉斯韦尔得到了关于传播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启发。他把战时宣传看作是一种控制手段，这种控制手段能够帮助社会大众统一思想，投身到对敌人的战争中去，也可以瓦解对方的统一观点，使敌人的阵营被分裂。他把宣传界定为：“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宣传的功能——宣传具有统一思想的功能：“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而只能依赖重复理念。平民的思想是通过新闻报道，而不是军事训练，才被统一起来的。宣传正是帮助和支持这一过程的方法。”拉斯韦尔还接受了帕克的另一个观点，即新闻媒体是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最好的工具之一。在工业社会中，面对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次级群体，宣传是一种能“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仇恨、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拉斯韦尔，2003：22，23，177）不仅如此，拉斯韦尔尽管没有将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列在他的参考书目中，但毫无疑问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本书中，帕克曾对一战中的宣传作过如下的论断：“如果说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增加了毁灭性的力量，那么传播与信息渗透的增长则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