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属性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_一个分析框架_伍凤兰

收稿日期：2013-05-16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课题“经济特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CCSEZR1217）；深圳市十二五规划课题“深圳市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125B056）作者简介：伍凤兰（1972—），女，湖南津市人，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副教授，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董江涛（1982—），男，山东潍坊人，深圳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

伍凤兰1，董江涛2摘要：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居民需求的问题。

社会建构属性的存在使得区域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界限加以确定。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涉及区域组织、辖区政府、辖区民众三个利益主体，偏好表露问题反映了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管理激励问题反映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制度效率则可看成是评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只有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三者的角度出发，才能综合评价区域内各辖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健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与补偿机制等制度安排有利于供给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区域公共产品；社会建构属性；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制度效率中图分类号：F 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 （2013）05-0107-05（1.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深圳518060；2.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在区域一体化合作过程中，传统行政区划内的诸如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许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呈现出日益“区域化”和“外部化”的趋势，并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单一、效率不高。

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越快，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就越高，相对来说就越需要更多的区域公共产品。

由于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跨越了不同行政或管理主体，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所造成的困境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上仍然存在，甚至情况更为复杂。

因此，提高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成为区域内各行政区合作的切入点和关键点。

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分析框架，而其中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根据“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属性特征为界定区域公共产品设定较为客观的标准，在界定区域公共产品的基础上，根据偏好表露机制和管理激励机制，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三者综合的角度来构建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系统。

一、区域公共产品的社会建构属性一般来说，如果仅仅从自然对公共产品而言，它是一个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概念。

而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两分法是伴随着财产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

正如摩尔根所言，在原始社会初期，本来并没有你的和我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概念之分。

在界定公共性和私人性概念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原始社会人们脑子里财产观念的产生时间。

在政府或国家的概念启蒙之后，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促使了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的回归。

通常情况下，都是在萨缪尔森及马斯格雷夫等提出社会建构属性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一个分析框架第30卷第5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0No．52013年9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Sept ．2013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大属性的基础上对公共产品进行分析的。

然而，布坎南提出“俱乐部的经济理论”说明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某一产品来说，并不存在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的明确的界限，而是存在某种特征的连续变化过程。

布坎南使用“拥挤”这一概念来说明俱乐部产品连续变化的特征。

其实，社会可以调整一种产品的（非）排他性与收益的（非）竞争性，或者说产品的公共性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正如英吉·考尔等人所说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产品并不是以其最初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或其他的人类集体行动来决定的[1]。

正是这种社会建构属性的存在才使得产品在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两极上表现出连续变化的特征。

以基础教育为例，如果仅仅从这一产品的自然属性出发来评价，那么它应该归入私人产品的行列。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基础教育不仅仅是作为受教育个人的私人产品而出现，它还以一种普及的、非排他性的公共服务而出现。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类似教育、医疗等产品，社会上对公平的认识要求向全民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的群体能够创造出众多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2]。

因此，许多国家或地区不仅普及免费的基础教育，而且还将其定为强制性的义务教育。

这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制度或政策的演变，许多产品的属性发生了变化。

这说明公共产品还具备社会建构属性，但这种社会建构属性必然涉及一个问题———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在政策选择是否应该将某种产品纳入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它们分类。

对于区域公共产品而言，上述社会建构属性更具有代表性，某种产品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应归为区域公共产品，如今需要在区域内部各行政辖区共同决定。

这是因为很多产品具有潜在的公共性，同样也具有潜在的区域性。

原本是某一行政辖区的专属公共产品，由于存在跨边界行动或者说出于区域整体发展的需要，这些产品在地理边界之间变得不可分割或者说边界变得模糊，该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就会由一个地方性的事务变成一个区域性事务，从而使产品变为区域公共产品。

这样，许多产品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而具备公共性或区域性，例如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等。

同时区域公共产品具备公共产品和区域两个要素，而区域这一概念范畴，会在一定的政策选择或者制度安排下，随着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交通和通讯，认知水平等方面的改善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相互融合、发展而逐渐演变[3]。

社会建构属性的存在使得区域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界限能够加以确定，使公共产品涉及到区域和公共两个要素得到有效统一。

二、区域公共产品的分类与供给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类，离不开对产品属性的判定。

区域公共产品仍然属于公共产品的范围，但涉及了区域和公共产品两个要素，如果仅仅依据公共产品的外溢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显示的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很难明确界定每一种具体区域公共产品的类型。

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行政辖区对于区域公共产品外溢性和外溢范围的评价有着自己不同的评价判断，从而导致不同区域公共产品对某一行政辖区的外部性大小、性质有所不同[3]。

因此，在形成区域公共产品具体界定时，便增加了其搭便车的行为动机。

然而，社会建构性的存在，使得在明确区域公共产品的范围和界限上有了统一判定的标准。

各行政辖区政府的政治决策形成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打破了狭隘的本土意识，能够从区域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到区域公共产品对各行政辖区存在的或潜在的影响，合理确定区域公共产品的分类，为各行政辖区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来奠定基础。

这样，结合公共产品在区域内发生作用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依据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社会建构属性可以将区域内产品分为区域纯公共产品、区域俱乐部产品、区域自由产品、区域自用产品等[4]，这种划分是同区域内各辖区的合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图1所示：图1区域范围内产品类型的判断·108·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0卷具体来说，区域纯公共产品是在一区域范围内所有行政辖区的居民、企业和政府等行为主体都可以消费和使用的公共产品。

由于区域公共产品社会建构属性的存在，这类区域公共产品必须由区域内所有行政辖区一致同意形成决策来加以界定。

否则，因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在这类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搭便车行为。

而区域俱乐部产品是供区域内某一部分行政辖区使用或消费的公共产品。

这类区域公共产品具备了非竞争性和社会建构属性，但具有排他性。

比如说区域内的一条河流的环境治理问题，由于该河流的污染是由其流经的行政辖区造成的，必须由这几个行政辖区共同决策来分担成本加以治理，区域内其他辖区则没有必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区域自由产品同样是区域范围内所有行政辖区的居民、企业和政府等行为体都可以免费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这类产品一般是自然资源或者由更高层级的主体如中央政府等提供的公共产品。

但对区域自用产品来说，严格意见上并不是一种区域公共产品，把其称之为辖区公共产品或许更为恰当。

因为这类产品只能由某一行政辖区的居民、政府和企业进行消费和使用，而其他行政辖区的居民不允许（或有限制条件）消费和使用。

虽然此类公共产品的消费在空间上有其限制性，并不能在一个区域或多个行政辖区范围内共同消费，如某一行政辖区内的文化设施、道路交通设施与地方治安力量等具有一定的消费空间限制，但这类“公共产品”在区域之间的外部性取决于区域的空间大小，同时由于存在社会构建的属性，区域自用产品中纯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很有可能在政策选择中进入区域公共领域，成为区域公共产品和和区域俱乐部产品。

三、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否有效率与社会建构属性的存在密切相关。

因为社会建构属性是一个政策选择或政治决策的过程，在界定了区域公共产品之后，其实施供给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涉及多方面主体利益的博弈过程。

通常而言，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涉及到三个利益主体———区域组织（区域整理利益的代表者）、辖区政府、辖区民众，它们之间存在着双重委托—代理的关系。

在辖区层面上，辖区政府利用财政收入来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包含区域公共产品），使辖区民众的利益最大化；在区域层面上，辖区政府为区域内所有民众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以使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辖区政府在两个层面上提供公共产品时，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首先要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辖区政府利益与辖区民众以及区域整体利益的激励相容程度。

而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着两个激励问题[5]：第一，偏好表露激励问题，就是说要激励各辖区表露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这种偏好表露激励是为了从公共产品中得到的收益负担相应的成本，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防止投机主义行为；第二，管理激励问题，即区域公共产品生产的管理以及监督等激励问题，就是说在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各行政辖区生产或供给公共产品的主观努力程度。

从效率角度来说，要评价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偏好表露问题反映了一种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指在给定财政投入与区域内各辖区政府某种公共产品供给技术效率的条件下，各辖区政府如何在外溢性不同的公共产品之间分配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所实现的社会福利或者公共产品供给效果的最大化，考察的是政府实际提供的公共品与有效公共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