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希腊的政治学

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摘要：政治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因此本文从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开始，由其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理论来讨论古希腊

的政治哲学。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

一、城邦——政治哲学的摇篮

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接周围的一小片乡村区域而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而城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它孕育了与众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

无论是在版图还是人口，城邦都是狭小并且独立的。城邦形成之初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之上的。”后来，虽然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但城邦继续保持着由共同祭仪和认可同一神话的人组成这一基本特征，并一直影响着古希腊的政治观念。

希腊城邦有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脱胎而出，最初实行的是贵族奴隶制，在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后，最终确立了奴隶民主共和国。希波战争之后的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奴隶制经济高度繁荣，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极盛。雅典在此期间自由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诸多的知识分子，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学、艺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与辉煌的成就都达到了和当时人口极不相称的高度。

后来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在希腊的霸主地位，希腊城邦制度从此走向衰落。但它给思想家们留下了美丽的幻想和对理想城邦的苦苦追求，一个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就在战乱频繁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苏格拉底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一）柏拉图关于城邦国家。

在描述城邦的形成过程时，柏拉图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正像我所觉得的那样，因为无人能够自给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帮助，于是就产生了城邦。”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国家是合作的产物”。

我们从柏拉图理论上的从政治与道德关系中理解城邦国家的特征时，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理想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争议，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

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是不折不扣的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他认为城邦的性质和作用完全是为了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而人是不能离开城邦孤立生活的。

他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在国家中，人的这一政治本性则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其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在国家里，能够实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结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国家中，个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古希腊政治生活——政治与哲学的结合

政治哲学和一般的政治思想是有所不同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根据传统观点，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后者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政治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那种政治哲学成为古典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一）柏拉图——城邦主义政治哲学。

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两个极其坚定的信念是与政治哲学分不开的。第一，城邦国家至上；第二，以道释政，道德治国。柏拉图是在人类学与伦理学论证的结合中探寻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与道德不是相互分

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个人与国家一体，家庭与国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导致了思想家们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他们往往从道德的视角来思考政治问题，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则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之上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如何实现“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体系。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化，国家的目的在于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

（二）亚里士多德——现代政治学奠基。

人们常常将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追至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理想国”的构建，还是对“政治家”的规范，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始终占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至善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不仅应该探讨理想的政府形式，也应该研究治理和改进现实中任何种类国家的方略。并且，亚里士多德从学科分类上将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而自立于学科门庭之外。所以，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之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权力是国家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的标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理想国家的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合理性的问题；研究政体问题，就是研究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运行方式的问题”，“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探讨政治艺术，属于统治术，即权术。由此看来，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虽各有侧重，但基本未出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贡献——原始契约和自然理性

亚历山大继位以后，希腊各城都不再是独立的国家，而成了行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希腊的思想家们更多地思考个人问题而少有人思考国家问题，希腊的学术研究已经由政治哲学转向了伦理哲学，下面对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两学派进行简单介绍。

（一）伊壁鸠鲁——“原始契约”。伊壁鸠鲁的观点在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和幸福观旨在告诉人们，要从毫无益处的社会公共生活中隐退下来，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一样探讨人生的目的，认为人生目的是“义务”和“美德”。所谓美德就是尽量减少个人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