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生命在于继承创新和发展

新诗的生命在于继承创新和发展
摘要:中国是个诗的国度，有过辉煌的历史和繁荣。

新诗的现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新诗的发展，在于继承和创新，这是新诗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文学新诗继承创新发展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从《诗经》到楚辞、到汉赋、到乐府、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现代新格律诗，它们都讲究诗的色彩美、意境美、语言美、音乐美，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彩的一笔。

特别是诗歌史上，更是无国能及，令人赞叹不已。

一、我国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文人们在学习西方现代诗歌的基础上，打破传统诗词韵律和形式的束缚，开创了新诗——自由诗的新局面，并且有过灿烂与辉煌。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诗逐渐脱离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一味追求新诗的口语化、自由化、散文化，违背了诗歌的自身特征，加之新诗的被“恶搞”，以及有些新诗诗人的不佳表现，新诗被日益边缘化。

2010年10月1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比结束，其中文学奖中的诗歌奖被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获得。

可是评比刚刚结束不久，车延高的诗便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延高”的谐音），并被大肆调侃，认为是口水诗，是亵读鲁迅之名的伪文学奖。

这是新诗继赵丽华的“梨花体”（“丽华”的谐音）恶搞后，获奖新诗又一次遭到人们的贡疑。

文学奖评比结束的当天晚上，一个叫陈维建的网友在新浪网上连发两则微博。

一是《“梨花体”后的“羊羔体”？》；并转用了车延高的一首新诗《徐帆》；二是《车延高的“羊羔体”诗会红》，又引用了车延高的另一首新诗《刘亦菲》部分内容。

一时点击率上万，评论数千。

“羊羔体”之名窜红网络。

我们来看看车延高的《徐帆》诗：“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别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这两首诗其实发表在《大武汉》杂志专栏里。

车延高写的是武汉三个演员：徐帆、谢芳、刘亦菲。

后来他在接受新浪采访时解释说：“这三首诗我用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色彩，通过自然描写，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拉近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

这三首诗是我写作的一种尝试，我觉得文学作品要在文艺做多个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这种坦陈，我们姑且不说他的诗的好坏，光就这诗论，他的这种探索，就不得不怀疑此类新诗今后的生命力。

怪不得有网友讽
刺，“回车键里出官诗”的时代终于来临。

“羊羔体”如此直白，有如白开水。

那么“梨花体”的代表，国家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赵丽华的新诗又如何呢？我们也来欣赏她的两首新诗。

如《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蚂蚁”。

又如《想着我的爱人》：“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我坐下来吃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这也是诗吗？我真的有些不明白。

有比这白话诗更白话的话吗？有比这口水诗更口水的明了、简单吗？
二、诗，无论是新诗，抑或是旧体诗都应讲究它的意境、情境、物境和乐感。

可是如今的新诗，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有人裸体朗诵新诗“恶搞”，有新诗诗人要让二奶包养，新诗的堕落，我们是不是应该引起注意和警惕呢！
“羊羔体”和“梨花体”之类的新诗，说白了，不过是散文拆开来的分行。

有人戏言，记录一个４岁小孩的话，按照他说话时的断句罗列，就是一首绝妙的“梨花体”；如果是一个口吃的人，一个说汉语不流利的外国人，他们都是天生的“梨花体”大诗人。

这虽然有些挖苦和讽刺，但是这种明显口语化的写作，阅读者的反对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并不反对口语入诗。

古人的许多优秀诗句，如乐府的“君往长江头”；傅玄的“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孤立地看这好象是大白话，可是放在一首里，抛开韵律不说，其情境和意境跃然纸上，认真阅读，就不是纯自然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的诗歌语言。

新诗要生存，要发展下去，我们讲让诗句入俗，让口语入诗，讲平民化，大众化，但是不能抛开老祖宗的东西，不能抛开诗歌自身持证。

也许，现在提倡所谓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让新诗也陷入了“经济”的怪圈。

文化被强奸，诗人成为商贾的座上宾，诗歌的审美作用，被诗人的浮躁和经济利益所俘虏，于是乎，诗歌的沉沦，诗歌的本质也就被金钱渗透得面目全非了。

那种无病呻吟，那种病态的想象力，那种没有现实意义和无聊意识的作品便堂而皇之的大量涌现。

其实口语诗自成一种诗体，我们应追溯到唐代的张打油和胡饤饺。

张打油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后人称之为“打油体”。

《红楼梦》中“呆霸王”薛蟠的白话诗也倒是让人一笑：“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乐……一个蚊子哼哼哼/两只苍蝇嗡嗡嗡……”虽然明白如话，俚语俗言，但是倒也正如薛蟠所说，有个“哼哼韵”［1］。

能逗人一乐。

现在的新诗，大多除内容苍白外，节奏和音乐感全无，味同嚼腊。

这怎么让人喜欢，更遑论发展了。

三、什么叫诗？诗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形式。

它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炼，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

这是诗的基本特征。

《尚书·虞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在这里，古人说的很清楚，早期诗、歌、舞是合为一体的。

发展到今天诗与歌统称为诗歌。

新诗的发展，离不开继承和创新。

传统诗歌特征的精华，是新诗发扬光大必不可少的。

我们知道，我国的古典诗词在诗体上也是多元和多变的。

从先秦时期屈原的骚体到汉魏的古风、乐府，它们都是属于古诗中自由体和半自由体。

隋唐时期的格律诗，以及后来格律更严的宋词，有着严格的体式要求，到了元代，诗体有了开放，于是出现了元曲和戏曲唱词的适度自由的变化。

这是我国诗歌在继承和发展中创新所致。

新诗的主体是自由诗，如何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新诗，而不至于如“羊羔体”和“梨花体”般的浅白被人嘲笑，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就形式来说，梁志宏先生曾撰文说：”诗人抒写自由诗随心所欲，每首行数和每行字数充分自由，可押韵可不押韵，但既然是诗，总要有内在节奏和韵味，有些自由诗散漫冗长毫无章法与节制，便不能满足国人传统审美心理和期待”。

［2］这是不无道理的。

新诗的行数、字数虽然不等，但应该变化有致，要有规律和节奏。

规范整齐的格律体新诗不用说，不规范不整齐的新诗尤其要注意。

其次，关于新诗的语言。

诗的外在形式是通过语言得以体现的。

所以，一首优秀的新诗，必须用优美的语言来表现，从而具有艺术感染力。

过去有人把“文”看成“言之精”，把“诗”看成“文之精”，［3］还有人把文比为米做的“饭”，而把诗比作米酿成的“酒”，有“文饭诗酒”之说，［4］这些话说的好。

文和诗是有区别的。

诗比文更浓缩，味道更浓郁，语言更精美。

诗贵活句，忌死言。

所谓“活句”，就是说诗的语言要有生命力，而不是干巴巴的道白，只有用有生命力的语言才能构成诗的艺术形象。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诗的语言的锤炼问题。

现在我们的一些新诗诗人，一个晚上能写几十首，上百行诗。

这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古人“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新诗一联出，白发数茎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无贫”。

他们如此呕心沥血地对诗的语言进行加工，追求诗的完美是何等可佩，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古人的一些诗，看似十分平易，好似信手拈来。

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样的诗句，脍炙人口。

可是谁又不知道这样的诗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啊，（王安石《题张司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