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压抑与灵魂的救赎

生命的压抑与灵魂的救赎
《京华烟云》原名《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在1938年至1939年旅居法国和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古都北京为背景,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叙述了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和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一直以来,评论界把所有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姚木兰身上,从各个方面加以关照、审视。

姚木兰――这个林语堂先生不惜笔墨着力刻画的人物,是一个集作者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近乎完美的东方女性。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种完美也恰恰是这一人物的缺憾。

太过完美离“人”也就越发遥远。

而反观作品中的另外两位主要女性――曼娘和素云,却是性格饱满,立体充实的人物。

在她们身上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时代女性真实的生活境况,感受她们内心的喜悦与悲伤,无奈与哀愁。

一曼娘――自我生命的压抑
曼娘是曾家长子平亚的遗孀,是一个典型的受正统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女子。

她“是小镇上朴实的女孩子,在一个学究的父亲教养之下长大的,受了一套旧式女孩子的教育”。

在代表传统女子教育的“德、言、容、工”四方面,都得到了严格的训练。

曼娘清丽迷人、恬静文雅、内秀矜持,传统女子的美德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她自幼与曾家老大平亚订婚,并曾与木兰及曾家兄弟一起上私塾。

但在私塾,她便会感觉不安,感到不快,背不了书,平亚越想帮她,她就越发慌乱,她以为“在未婚夫面前保持仪态高雅大方,比获得教师的赞美更重要”。

即便是去后花园,若没有人陪,她也绝不自己一个人去。

花园里有男孩子,她也不愿意去,若是平亚在那儿,就更不能去。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女孩子应该遵守的礼法。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曾描述过中国旧式女子对待恋爱婚姻这种既憧憬又克制的态度:
“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
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远的进行着。

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

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卫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

她愿意静静底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

”
曼娘对未婚夫平亚虽然倾慕不已,心向往之,但她也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若平亚想表示亲近,必定会碰钉子。

一次,平亚情不自禁握了曼娘的手,她便斥责平亚说:“天下什么事都有个规矩”。

正是在这种“规矩”的支配下,她在平亚病危之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结婚“冲喜”的提议,以处子之身守寡一生。

“女人受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女人对男人、家庭依赖性太强,她们期望过一种精神寄托似的生活。

她们在精神上依赖他人,来衬托自己的价值,即通过丈夫事业的成功,孩子学业有成来折射自己。

”曼娘嫁给病重的平亚,照顾平亚被她视为最为重大的责任。

此时她的精神寄托全都在这个无福消受的丈夫身上。

平亚去世,曼娘又把她所有的寄托放在了养子阿宣的身上。

林语堂曾在《妇女生活》一文中提到: “到了明朝,这种守寡贞节的道德,递演而成为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何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政府的褒奖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并可蒙其荫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权利。

这样,不独妇女本身以其清贞而受赞美,即其亲戚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庥。

寡妇的贞节道德,不独受男人和她的亲属的欢迎,同时亦为她本人在名誉上邀取显扬的捷径。

而且沾光着她们荣誉的人,不仅限于她们的亲戚,更可及于整个村庄或部落。

由于这种理解,贞节遂成为流行的固定理想。

”
封建家庭里的旧式妇女嫁人并非只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嫁给一个家族,她对公婆所尽的义务远比对丈夫所尽得要大得多。

曼娘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丈夫死后,她依旧恪守妇道,伺候公婆,从不敢逾矩半步。

宋明腐儒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倡导“节烈”。

正是这样的教条使曼娘把从男权意识出发的“妇德”内化为一种自觉,压抑真正的自我,甘愿为丈夫一生守寡,一切行为举止都遵循封建礼法的教条。

在世俗和传统的压力下,曼娘是脆弱的,愚昧的,甚至是被奴化的。

西蒙•波娃曾经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换句话说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曼娘正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群体的规训下心甘情愿地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压抑。

最后在日军的大屠杀中,曼娘为免受辱而悬梁自尽。

死,无疑是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对于她自身来说却也是打破世俗伦理枷锁的一种解脱。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

像曼娘这样的旧式家庭的女子本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她们唯一可获得幸福的途径有赖于和她们终身相伴的男人的品质。

如果男人脾气温和、通情达理、慎思熟虑,女子便不至于受苦。

曼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伟大的理想,有的只是普通女人最平凡的希望――相夫教子,走完女人正常的一生。

然而,现实连她这唯一的希望也剥夺了。

一个豆蔻梢头的少女在无情的岁月流逝中孤独老去,还未曾盛放就已经萎谢。

她的存在只是作为“忠孝节义”神坛上的祭品,祭奠那行将就木的封建礼教。

曼娘的一生是一出彻底的悲剧,她就像“寒冬腊月盛放的梅花,生在苍劲曲折的枝头上,在冬末春初的寒冷中开放,无绿叶为陪衬,无其他鲜花为伴侣,命中注定幽峭隐退,孤芳自赏;在桃李及其他春花初开之时,她在苍老挺硬的枝丫上已度过了梦幻的韶华。

”
二素云――失落灵魂的救赎
一般人都认为牛素云是《京华烟云》中女性人物“恶”的代表,是一个让人唾弃的角色。

而笔者认为她与书中其他女性比较起来更多地具有一份世俗性,是人性真实而深刻的反映。

她的命运与她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是一个封建家庭制度下的受害者。

未婚前的素云“穿着高雅、举止高雅、谈吐高雅。

她不冒失、不粗鲁;高雅而矜持;并不缺乏柔媚温婉”。

就是木兰对于这样一个稍嫌造作的官家千金也是很爱慕的。

素云和经亚的婚姻也是遵循父母之命,婚前并无感情基础。

而之所以挑中经亚做她的丈夫,是因为素云的母亲深谙为官之道,希望找个会做官的女婿,并看中了经亚“是正常的聪明,受正常的教养,也是正常的驯顺,也是正常的保守,沉静而谨慎,有羞涩怯懦的美德,自然不容易闯祸”。

在婚姻问题上,素云并没有自由,婚后与经亚也没有产生深厚的感情。

她希望丈夫有出息,像父亲一样做官发财,但经亚老实谨慎,细心到罗嗦的个性在她看来一无是处。

素云从恼火到失望,以至于看不起他。

她曾经在曾太太面前抱怨:“我真不相信一个男人会这么无用”。

素云自私虚荣,狭隘乖张的个性自不必说,但当时的家庭制度和婚姻的错位对她日后误入歧途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假使她嫁的是一个自己满意的男人,生命历程也许会就此改写。

而她在和那些一起做过投机生意,臭味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时,她的傲慢自大、矫揉造作全都一扫而空,“在一同寻欢作乐的爱人面前,素云的心灵是完全赤裸裸毫无遮掩的。

她是时光倒流,童年再现,她和欢乐的朋友一齐玩耍,在重度早已失去的童年快乐时,她又恢复了一部分童稚的甜蜜”。

在这里,她虽算不上什么“善”类,但至少恢复了人的本性,表现了本真的一面。

这些都是她在曾家完全没有的。

“凡是对自己的性格、天才、财富感到满意的人,极少有不想在世人面前显露自己,并获取人们的爱与赞美的”。

客观地说,有木兰的珠玉在前,素云在曾家是被忽略的,这与她在娘家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也造成了她极大的心理落差。

牛素云是一个反传统的女人,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以及妯娌不和导致她反叛精神的极度扩张,最终脱离家庭。

现在看来,素云对家庭的叛离不能说不带有妇女解放的原初精神,但由于时代、环境及个人等诸多因素,使她堕入“恶”的深渊。

她与哥哥的情人狼狈为奸、四处鬼混、投机倒把、趋炎附势,最后甚至沦为替日本人贩毒的“白面皇后”。

如果说《京华烟云》中木兰这一角色是集中了作者所有审美理想,被作者不自觉地“神化”,那么素云则是被有意“人化”了的角色。

“人物的
复杂性格,不是性格内几种性格因素的单纯组合,而是在矛盾冲突中显露出来的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的过程”。

素云这一人物正体现了这种动态变化发展过程。

“性格的‘不可爱’处,是性格的‘缺陷’。

这种性格的缺陷,反映着人的局限性。

真实的人性既具有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又具有人的局限性,人才区别于神。

”从大家闺秀到日本人的贩毒工具,素云是堕落的,是“恶”的代表,但她的“恶”又并非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素云的“善”一直都没有游离于她的“恶”而存在着。

在民族大义面前,这种“善”终于挣脱躯壳的束缚,升华了出来,她的死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素云虽然迫于形势沦为日寇的工具,但和日本人在一起时她心里也感到恶心。

暗香小儿子对她为什么帮日本人做事的质问时常困扰着她,“她恨自己,恨自己的事业,恨自己的整个环境,这种恨变成了恨日本人,因为自己现在被日本人抓在掌心里”。

最后在妹妹黛云的感召下,素云振奋了精神,抱定了“爱国必死”的快乐之心为地下党送信。

被日本人发现后,她视死如归,异常英勇,最终以身殉国,成了一名爱国英雄。

生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素云跟很多人一样,努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她失败过,但最终以至高无上的形式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正如王国维所说:
“人生充满着欲望,由欲望而引起了追寻,追寻的途程中不择手段,因而产生了过恶,由过恶而产生痛苦,由痛苦而产生忏悔的情绪,由忏悔之情的荡涤,陷于泥淖的灵魂得以净化,得以升腾”。

素云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让我们看到了灵魂的深处,“善与恶,美与丑,悲与喜,崇高与滑稽,圣洁与鄙俗,伟大与渺小,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等的激烈拼搏……”。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才更富有人性的光彩和魅力。

曼娘和素云这两个人物虽然不及主人公木兰光彩夺目,但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这两个人物似乎更契合作者的创作初衷:
“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

……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
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京华烟云》序)。

中国的女性,古往今来,都不弱小。

可以说,女性创造了这个世界,又维持了这个世界。

曼娘和素云这两个人物只是古往今来众多女性形象中的沧海一粟。

她们华丽而凄艳的出场向我们诠释了丰富繁杂的人生历程,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平凡人不平凡的生命之光。

一切的善恶、美丑、生死、贵贱、荣辱、祸福,如朝来夕去,梦醉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