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大学古典文献学重点知识精整

古典文献学基础
第一章：总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一节：文献与文献学
1.文献释义
（1）“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征也；殷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佂之矣。

”
（2）《礼记：礼运》篇有类似的文字：“言便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可见孔子所谓“文献”，实际是基于“礼”而言。

（3）儒家的“礼”是囊括国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乃至个人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庞大概念。

如果细分，则号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如此广泛的内容，代代相承延续，显然既需要有成文的记录，还要有熟悉相关掌故和具体操作规程的贤才。

故郑玄注《论语·八佾》篇：“献，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就是以文章、贤才诠释“文献”。

最初郑玄、朱熹把文献分解成两部分，“文”指文章、典籍，即书面材料；“献”指贤人、贤才，实质指贤人所讲述的口头材料。

后来概念发生了变化，从指“典籍和贤才”的并列结构转向专指“典籍的偏义结构”，单指历史上又价值的文字资料。

（3）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

”由此可见，文献的早期含义，包括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和博学多识、熟悉掌故的贤才两方面。

所谓贤才，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化记忆和口传议论，实际相当于活材料。

（4）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最早以“文献”题作书名。

该书自序阐释文献的意义云：“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
（5）明代之后，更是经常用“文献”指代典籍资料，如明初编的《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署焦竑之名的《中原文献》，程敏政所编的《新安文献志》等。

但是，仍有书名沿用“献”的本义，指代传记资料，如明焦竑《国朝献征录》，清钱林《文献征存录》、李桓《国朝耆献类征》之类。

（6）近现代以来，文献的内涵不断扩展，先是被概括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档案资料，《辞海》《辞源》则定义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现在所谓的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文字的、图像的、也可以是视觉的、听觉的。

（7）狭义：具有一定历史意义或科学价值的书面材料固定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也可视为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广义：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三要素：知识、载体、记录。

2.文献学定义
（1）最早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校雠之学或文献学的是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

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鉴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

（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和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标志性专著。

他们都认为文献学就是校雠学。

文献学以版本学、校勘学(校雠学)和目录学为核心。

（3）章学诚《校雠通义》提出文献学研究的目标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文献整理过程中明确反映并细致剖析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

（4）“文献学”概念最早见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清之交学术史》。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

（5）中国古代无“文献学”一词，但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

历代文献收藏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校雠学为文献学所接纳，实际上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标志，以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为核心目标的校雠学也称中国古典文献学。

（6）赵国璋《文献学辞典》：古典文献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由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所开创，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以研究古代典籍的编目、版本、分类、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钦善：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

（7）现代文献学研究现代文献及其规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

同时，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专科文献检索与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问世。

3.文献学研究范围
文献本体的研究、文献的实证、整序与典藏、编纂、传播。

即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

包括对文献的载体材料、形制、传抄和印制方式、文献类型的研究、解决文献内容的可靠性（版本、校勘）、真实性（辨伪）、完整性（辑佚）问题。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对藏书的鉴别、购求、收藏、装补、曝书、流通等。

也包括藏书史研究、书评学等。

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

对文献的载体材料的研究。

（甲骨、金石、竹简、绢帛、纸张等）
对文献的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研究。

对文献的传抄和印制方式（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的研究。

对文献的类型（经学、宗教、总集、别集、地方志、丛书、宗谱等）的研究等。

文献实证研究：解决文献内容的可靠性问题：版本、校勘；解决文献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辨伪；解决文献内容的完整性问题：辑佚。

4.文献学的任务
一般任务：文献整理
最终任务：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整理
意义：（1）全面认识文献，快速筛选文献，能够对不同版本进行鉴别，有相关能力对原始文献做加工整理供自己和他人使用。

（2）对史实和历史常识有更多了解，为历史、文学的专业研究提供知识技术保障。

（3）古文献学是国学之根基。

古文献学不仅与古文献整理、研究有关，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导意义且与全部古代学科，即传统所说的“国学”研究有关。

古文献学是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

假如少了文深入研究的门径基础，学习和研究很难做得出色。

（4）古文献学在传统人文学术领域具有主体地位，是延续传统学脉、承古人治学经验的基础，具有维持传统学术于不坠的价值。

5.三通、十通
文献中的三通指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合称。

又与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

6.书的学问
目录学一知书一知有何书及书在何处
版本学一鉴书一知某书之版本并明其价
校勘学一修书一集各本之长使一书臻于完善
训诂学一释书一释古书之文义使之易读
辨伪学一审书一审某书之真伪以定其价值
辑佚书一集书一使已佚之书重现其面貌
7.三重证据法
（1）黄现璠之所谓三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口述史料。

（2）饶宗颐之所谓三重证据法：考古文献，考古器物，历史文献。

第二节：古典文献学的基本架构
一：核心层面
1.校雠
（1）一人独校为校，二人对校为雠。

谓考订书籍，纠正讹误。

古又称校雠或雠校。

雠，《正字通》：言相雠对也。

《韵会》：犹校也。

谓两本相复校，如仇雠也。

由此可知，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

（2）校雠形成理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刘向。

“雠”是核对之意。

梁代以后校雠亦称“校勘”，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校正讹误。

（3）此外，校雠学亦包含编制目录之意，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一十焉。

”这就明确指出校雠学作为一门学问，和狭义的目录学不同，其任务不仅是要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的目录，更重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一般认为：从范围角度而言，校雠大于校勘，校勘大于校对。

2.目录学
（1）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目录工作，其目的是寻求以书目索引等作为连接日益增长的文献系统与用户系统之间桥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不断扩展和改进文献系统与用户系统之间联系的途径与方法，使任何文献能为任何需要者获得。

（2）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3.版本学
（1）从严格意义上说，版本是刻板（也称雕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大约宋代开始作为名词使用。

因最初的印刷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故“版本”又称“板本”。

广义的“版本”又可以指一切形式的书本。

另我们似可对“版本”的定义作出如下表述：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态。

（2）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

同一著作因编辑、传抄、刊印等原因而产生不同本子。

新印书籍也因出版的时间、地点不同，或版次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版本。

版本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版本的差异、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鉴别版本的真伪及优劣等的科学。

版本学内容包括研究版本的源流；比较稿本、传录本及写本、历代刊本、不同的批校本间的差异，鉴别原刻本及翻刻本，判定善本和劣本，此外，印纸墨色、字体刀法、版式行款、印记装潢等。

内容非常广泛。

4.校雠学
校雠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

中国西汉成帝时，以封建国家的力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校理图书文献遗存的事业。

刘向等人在工作实践中建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程序，为后世所沿用。

"校雠"一词的本义只是指"校正文字"、"订定篇次"两项工序，它在探讨过程中形成的学科也称为"校雠学"，自北宋以后多改称为"校勘"及"校勘学"，现将其称为单纯的校雠学，而将包含各项程序的工作及知识称为广义的校雠学。

5.校勘学
“校勘”之名，源起于刘向所创造的“校雠”，有时二者几乎同义。

但是一般认为，“校雠”的含义更为丰富，举凡编次篇目，是正文字，分别部类，梳理源流，都涵盖在内；“校勘”相对比较单纯，仅是订正文字衍夺讹脱而已。

因此，我们前文沿袭传统之说，视校雠学为涵盖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广义概念。

校勘学多以订正文字、拾遗补阙作为成果表现形式，实际其意义关乎古籍文本的准确与完整，是目录、版本、辨伪、辑佚诸学的基础。

6.古籍编纂学
古籍编纂研究，近年已有论著以此为题，但大多局限于传世古籍编纂过程的叙述，而少有古籍成书源起、结构体例演变的探讨。

有学者提出将基于出土文献的古籍形成研究命名为“古书学”，我们认为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而且不利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统筹研究，因此还是借用古籍编纂学之名，内容则涵盖自古籍形成、结构体例演变到重组再构的全部过程。

古籍的形成方式，不外著、述、编、译四类。

著，也称“作”“造”“著作”，相当于原创性工作。

“述”，《说文解字》释为“循也”，即遵循前人所创。

焦循给予“述”的定义是：“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

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

”古典文献中大量的传、注、疏、解作品，都是“述”的形式。

编，也称“纂”“辑”，是依据已有文献，编辑组合成新的作品，以便保存使用。

译，是指翻译的作品，历代的佛典翻译，明清时期的西文翻译，都属此类。

7.总集与别集
集部主要包括总集与别集，诗文评类书籍多具有原创性和独立性，不在我们论述之列。

总集是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作品的汇集，总集的编纂方式，既可以笼而统之，又可以依据文体、时代、地域、流派、类别进行汇编，编辑方法则有全集与选集之分。

《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都是早期总集的典范之作。

别集是指个人作品的结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的论文汇编。

汉魏六朝时期，别集渐盛，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就有886部。

“集”的出现改变了简帛时代书籍以单篇流行的形式，而这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唐宋之后，总集、别集成为古籍编纂的重要形式，成书数量巨大，清人别集可考者多达3万余家，文人学者几乎人人有集。

时至今日，编纂总集、别集仍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都是近年完成的典型总集作品。

8.类书
类书，古代也称类事之书，是指抄撮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俪词骈语，分门别类或按韵部排纂，以供检索的书籍形式。

因为涉及内容广泛，在古典目录学中，往往难以归类。

类书的出现，也是纸张用作书写材料，书籍轻便易得背景下的产物。

三国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编辑的《皇览》，是学界公认最早的一部类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适应文学创作上讲究用事与辞藻的风尚，抄撮典故、辞藻的类书屡有造作，但多已亡佚，只是在敦煌遗书和海外写本中保存有部分残帙。

现存类书，最为著名的是唐代编辑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诸书；明代永乐年间编辑的《永乐大典》，清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可谓类书中的集大成之作。

类书的主要功能原本只是便于检索典故、词句，然而流传至今日，在文本辑佚、校勘和反映知识分类方面都体现出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类书都是大量抄录古籍，其间许多古籍的原本因为天灾人祸而亡佚或残缺，类书就成了輯录佚书佚文的渊薮。

9.丛书
丛书，是指把多部不同的书汇编到一起，冠以总名。

类书与丛书均根据已有古籍编纂而成，但类书是割散原书，重新分类编纂，而丛书则是保持原书的完整性，一般都是整部收入。

“丛书”之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性质是文集而不是丛书。

故后人多将成书于南宋嘉泰二年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悟》作为丛书之源，这部丛书收入了6部宋人著作。

丛书的采录标准和排列次序因编者宗旨而异，大多只是粗分门类，随编随刻，不似类书有严谨的结构体系，也没有严格的次序。

10.辨伪
古籍辨伪与辑佚都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籍辨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古籍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订；二是对于古籍内容真伪的考辨。

前者重在考察古籍直观项目，多服务于目录之学后者则深入古籍文本，并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古籍“伪书”现象的成因及其辨别方法，前人多有总结。

综合诸家所述，伪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意假托作伪；一是因袭成说、失考误断致伪。

先秦古籍成书缘起和结构演变比较复杂，虽然在名称、作者、年代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多属因袭成说、失考误断，并非有意为之。

秦汉以后，有意假托作伪的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动机，大略有托古传道、炫名争胜、造伪补佚、好事妄为、逃禁避嫌、谋财射利诸端。

考辨伪书的方法，主要是依据目录查考传授源流，考订作者和传授者生平，考核所涉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项史事，借助语言学和文学知识分析文本内容。

古籍辨伪的功用在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辨别史料的可靠性，而在图书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书名、作者、成书年代著录的准确性。

我们认为，作为古典文献学组成部分的古籍辨伪，其学术意义还是在于辨析学术源流，因此必须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11.辑佚学
古籍辑佚是指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整本古籍或是现存古籍缺失的部分内容。

12.经典诠释学
古人进行经典诠释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注解消除语言障碍，帮助读者更好地阋读理解经典。

传统训诂学多以此为研究对象。

二是借助经典诠释，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

此类内容成为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中国经典诠释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西方阐释学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与主流学术思想密切结合。

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既是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派别，又是对古代经典的诠释。

因此，关于历代经典诠释的探讨必须与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研究相结合，才能体现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特色。

古代经典的诠释方式：(1)章句之学。

从文字、音韵、训诂话入手，对经典进行字句和名物典章的训释，力图再现经典本文的原始意义。

汉代古文经学以及清代考据学都是如此路数。

(2)本体诠释学。

经典诠释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进行整体性的哲学解释，探讨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问题，所谓“六经注我”。

魏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都是进行本体诠释的范例。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借经典诠释进行哲学发挥，树立了义理之学。

(3)今文经学。

把经典与社会政治运作相比附，认为经典蕴涵着先哲的微言大义可以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

韩非的《解老》《喻老》，魏源的《老子本义》，康有为的孔子思想诠释，都是以此为出发点。

(4)诠释历史事件。

对原本简略的历史记述，进行丰富和补充，例如《左传》对《春秋》的传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是如此。

13.三类“书”
关于古籍的早期成书问题，李零曾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考察。

他认为，“书”有三种不同含义，分别是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典籍的书。

其中，作为典籍的书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它与另外两种书不同，即不是官方办事的记录，而主要是私人著述；内容多与政务、商务之类“俗事”无关，而以源出诗书礼乐的人文学术为主，并涉及天文历算和医卜农桑等实用技术。

但是，典籍意义的书与档案文书关系密切，《诗》《书》《易》之类早期典籍，就是直接选自官方档案文书。

在战国以前简帛文献尚未发现、早期档案面貌和内涵还无从得知的情况下，古籍成书问题仍无法有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两点推测：第一，即便古书是直接脱胎于文书档案，它也不是文书档案中必然包含的种类。

它之成为后世意义上的“书”，恐怕是后人删选、改编的结果，有些可能是原始记录，有些可能是后人拟作，还有些则明显是收集故老传闻改编的故事。

第二，后世古书在形式上有进步变化，有更大独立性和超越性，但形式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文书档案的特点。

14.版本种类
根据刊刻时代不同可分为：唐卷子本、北宋本、南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清本和民国本等。

根据古书刊刻者的单位性质不同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

一、官刻本中又可细分为：中央机关刻本和地方机关刻本。

中央机关刻本有：国子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内府本等。

地方机关刻本有：府学、郡庠、州学、县学刻本，各路儒学刻本，藩府刻本各地书院、官书局刻本等等。

二、家刻本中有以室名标示的，如世采堂本、晦明轩本、汲古阁本、知不足斋本等等：有以刻主姓名标示的，如黄善夫本、周必大本、吴勉学本、许梿本等。

也有单以姓标示的，如“王本《史记》"闵刻、凌刻等。

三、各朝代各地区凡以刻书为商业来经营的，不论其名称为书棚、书铺、书堂、书肆、书店等，其所刻书统称为坊刻本。

根据刻书地区的不同可分为：浙本、闽本、建本、蜀本、平阳本、朝鲜本、高丽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浙本中又可细分为：杭州本、衢州本、婺州本、台州本等。

闽本中又可细分为：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根据雕版印刷情况可分为：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家藏本、抽印本、翻印本、递修本、百衲本、三朝本、通行本、
普及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根据雕印先后可分为：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

根据字体大小、订本大小不同可分为：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

根据印制颜色的不同可分为：蓝印本、红印本、朱墨套印本、三色、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在版画中又有饭板、拱花等。

根据增删和批点、评注情况可分为：增订本、删本、节本、足本、不足本、批点本、评本、注本、残本、配本等。

根据活字排印的材料可为分：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铁活字本、瓢活字本。

活字印本，自清乾隆以后，也统称为聚珍本。

根据非雕木版印刷的古籍可分为：唐写本、明抄本、清抄本、传抄本、精抄本、近抄本、影抄本、影宋抄本、毛抄、手稿本、清稿本、朱丝栏抄、乌丝栏抄、内府写本、进呈本、拓本、影印本、石印本、铅印本、铜版印本、珂罗版印本、泰山磁版本等。

根据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

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

15“善本”的学术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借由古籍善本的传播得以传承。

中华古籍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记录了本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医药、建筑、科技、礼仪、典制，无所不包。

而善本之“善”，首在内容之善。

现存古籍善本是无数历代典籍披沙拣金的结果，经历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淘汰过程，是中华民族思想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组成部分。

屠呦呦受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采用低温萃取法成功提取青蒿素，从而获得举世公认的诺贝尔奖，就是明证。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个性与民族品格，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仁义礼智信、爱国主义、民本主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知行合一等精神理念，也在一代代中国人对古籍善本的传读中得到继承，并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发展。

（传承民族文明）
其次，正本清源、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经由古籍善本的传播得以弘扬。

古籍善本是对大量同书异本进行品鉴和校勘的结果。

中国古代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对前代典籍都有“广勘异本，则善而从”的学术传统。

官方如刘向等人对西汉政府藏书的系统整理、历代秘书监对国家藏书的校勘、历代石经的刊刻等，都是通过官定正本的形式，向天下读书人颁布内容权威的版本。

私家校勘则由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创始，其风绵延至今两千八百余年而不绝，期间涌现的校勘家无以计数，其校书理念是“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因而永不止息。

这种历代因袭的校勘行为，表面看是力图恢复古籍文本的旧貌，但背后透露的却是对事物本原的无止境的探究精神。

今天的学者在得益于前人校勘成果的同时，也在经受这种治学精神的熏陶和养育。

（弘扬治学精神）
再者，全民爱书、藏书、读书的社会氛围的培育有赖于古籍善本的传播。

古籍善本除去其承载的思想内容不说，单是带给人们的视觉体验就美不胜收。

就版本类型来讲，有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就版本工艺来讲，有套印、插图、饾版、拱花等；就装帧形式来讲，有卷轴装、龙鳞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无论是字体秀丽、纸张光洁、墨色青纯的宋版书，还是笔迹遒润、黄纸黑口的元版书；不论是雕镂精美、校雠精审的明代徽版书，抑或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的清代精刻本，都是绚丽多姿的古代版本文化遗产的“活化石”。

随着《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阅读推广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古籍善本以其独有的文化艺术魅力，对于培育全民爱书、藏书、读书的社会氛围，作用无可替代。

（培育社会氛围）
16.对雕版印刷术的认识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

宋代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它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

然后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

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且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印刷方法开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它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即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

17.出土文献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丰富内容；认识思想文化背景；解决公案性问题；研读古代文化典籍；研究方法的革新。

二：一般层面
14.古籍载体与形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物质载体，主要有甲骨、金属、玉石竹木、缣帛、纸张等种类。

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材料上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记载于竹木、缣帛、纸张等易损材料上的文字，则基本属于书籍。

古典文献学以古代书籍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竹木材质的简牍、缣帛质地的帛书和纸本书籍三类载体形制。

如果根据不同物质载体行用的时间考察，则可分为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