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新时代的“孤岛文学”？

诗歌,新时代的“孤岛文学”？

第一篇：诗歌,新时代的“孤岛文学”？

诗歌，新时代的“孤岛文学”？

诗人艾略特曾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但是美国却将四月变成了最欢欣的诗歌圣典，为期一个月的全民诗歌庆祝活动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其他许多国家，诗歌也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艺术形式，诗人在民众中得到的尊敬并不亚于国王。然而在中国，当代诗歌仿佛成了新时代的“孤岛文学”，永远“在水一方”，与广大读者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国外的经验能给我们什么启发？80年代的诗歌热潮能否复制？如何扭转流行文化对诗人的误读，让大众了解当代诗歌，让诗歌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当代中国诗坛的几位重要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朦胧派代表诗人之

一、《诗刊》编委林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作家出版社青年编辑李宏伟，以及《当代国际诗坛》执行主编赵四。

——编者

海外：诗歌是一辈子的事

刚刚结束的四月是美国的“全国诗歌月”，为期一个月的全民诗歌庆祝活动在整个美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洛杉矶时报》、《纽约书评》、《华尔街日报》等重要媒体都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好几家报纸还分期介绍了几位当代国际著名诗人的重要诗篇。

美国“全国诗歌月”于1996年由美国诗人学会创办，旨在向人们普及诗歌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提供优秀诗歌的鉴赏。每年的四月，全美有上千机构参与诗歌的庆祝活动，其中出版商会集中发行与诗歌相关的新书，书店会举办诗集书展，学校和图书馆会着重开展诗歌鉴赏和写作等教学单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堂更是会举办一系列诗歌朗读活动。我国诗人王家新在纽约访问时，就曾赶上这个全国性的“诗歌月”，由美国诗人学会的主任介绍了他们的活动，并

应邀去当地学校朗诵诗歌。

据悉，鉴于美国诗歌月取得的良好成效，加拿大自1999年起也将四月设为“全国诗歌月”，英国则从2000年起将“全国诗歌月”定于每年十月。但全球文学爱好者对于诗歌的热情并非仅限于一个月份、一个节日，诗歌已然成为许多人日常的生活方式。刚刚从普林斯顿国际诗歌节回来的诗人西川告诉记者，在纽约以及美国许多其他地方天天都有诗歌朗诵，有时甚至会有两三场朗诵在一个城市同时举行的情况，听众需要有所选择地前往喜欢的场次。纽约的92Y文化交流中心和KGB酒吧是全市大师级诗人云集的地方，常年有各类诗歌活动，而圣马克教堂的门口则永远挂着一张诗歌朗诵的日程预告表，一年到头都有朗诵会。除了美国，西川还介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诗歌氛围，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诗歌节需要购票入场，每次都座无虚席，听众里很有可能坐着某位船王；拉丁美洲的诗歌朗诵会听众特别多，他们没有钱买诗集，但是喜欢来听朗诵，在诗歌方面的艺术素质很高，每次朗诵会的现场反响都非常好；以色列、巴基斯坦的士兵书包里都装着诗集。“在国外，读诗的人以中年人居多，青年人大概就占30%。他们觉得听诗歌朗诵是一辈子的事。但在中国就觉得诗是青年人的事。”西川不无感慨地说。

当然，浓郁的诗歌氛围是一回事，诗歌的大众化则是另一回事。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对后者持保留意见，认为诗歌无论在哪里，都必然是属于少数人的艺术，因为它在受众面上几乎永远不可能与电影、歌曲等流行文化相比。但让中国诗人们尤为感动的，是国外对诗歌、对诗人的尊重。王家新去年参加斯洛文尼亚的全国诗歌节时，被斯洛文尼亚总统邀请一同喝酒，席间两人畅聊东欧文学。欧阳江河在他的德译本诗集出版后，由汉学家顾彬陪同，在欧洲九个城市巡回朗诵了一个月，途中群众表现出了对诗歌惊人的领悟力以及对诗人的高度敬重，用顾彬的话来形容，“就算国王来了也没受到如此的尊敬”。在海外和本土受到的对待有如天壤之别，让欧阳江河不时产生“中国诗人写诗给其他语言的人来读”的恍惚感觉。

国内：诗歌成为一座岛屿？

相比于国外，相比于中国的80年代，当下我们的诗歌环境实在是有些寂寥。许多人说当代诗歌已经被边缘化，其实更为客观的说法应是一个“隔”字。中国当代诗歌仿佛成为一座岛屿，同广大读者、同大众文化，乃至同其他文学，都“隔着一江水”，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并非必然是负面的，很可能有助于诗人在创作方面坚持一份独立，然而今天的中国诗人与大众之间已经太过疏离，彼此都需要更多了解。许多读者对当代诗歌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或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诚然，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坛的黄金时代，全国上下的诗社、民间诗歌刊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的几位杰出诗人则是家喻户晓的全民偶像。朦胧派代表诗人之

一、《诗刊》编委林莽告诉记者，1986年四川的《星星》诗刊评选十佳青年诗人时，学生和青年人蜂拥而至，现场极度狂热，礼堂的窗户和门都被挤掉了。那时国家级诗歌刊物《诗刊》的发行量最高到达53万册，是现在的十几倍之多。几位诗人都表示，80年代的诗歌热潮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首先，用《当代国际诗坛》执行主编赵四的话来说，“那时文革才结束不久，文化百废待兴，诗歌作为最能直述人心的文体，就首先跳了出来。诗歌从来都是最敏感的神经。”其次，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电视、电影等娱乐形式还未大范围普及，诗歌就承担了流行文化的职能。这些原因都决定了诗歌在80年代的兴盛是无法被复制的。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诗歌风貌已经与80年代大为不同。西川介绍说，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发展迅速，水平不比国外逊色。他进一步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当代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五四以来任何一代。”林莽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新诗有旧体诗词的宏大基础和对世界优秀诗歌文化的吸收这“两个翅膀”，因而飞得很高。

然而社会并不了解当代诗歌，甚至并不想去了解。业内人士表示，健康的文化理应具有多样性，但在商业和资本的主导下我国的文化娱乐变得尤为单一，收视率、版税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尺。大众

被便捷、实用或是具有刺激性的文艺形式所引导，而这种消费趋向又进一步促进了快餐化、功利化文艺的单向繁荣，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空前浮躁。西川感慨道：“在一个到处都是噪音而没有寂静的地方，就没有对诗歌的需要。”“诗歌不直接导致实用性，”欧阳江河解释说，“它不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具备与金钱或是权力的转换功能。它是留于语言中的金字塔尖。国民如果没有出自真正意义上的热爱，那么诗歌的消失几乎是难逃厄运！”

颇为讽刺的是，21世纪以来诗歌唯一一次成为全民性的公众话题，是“梨花体”引发的调侃；西川的诗集《蚊子志》英译本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多多荣获2010年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这些国际文坛对于中国诗歌的肯定竟然鲜有媒体报道。诗人们纷纷表示，目前在国内已不“奢望”公众的赞赏或是理解，只是希望得到一份合理的尊重。当下，诗人这个身份已经被高度“妖魔化”，在影视、小说作品中出现的诗人往往是穷酸、迂腐的可笑形象，甚至相声小品也爱拿诗人开涮，演员出场时往往念着半个世纪前的诗句，动辄“啊，长江！啊，黄河！”“这些说相声的怎么不去读一读我们的诗呢？现在的诗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有诗人发出怒斥。

其他流行文化基于对诗人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印象而横加杜撰和消遣，无疑更加深了大众对当代诗歌和诗人的曲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诗歌不单与广大读者太过疏离，与其他文化乃至文学领域，也都缺乏沟通。艾青曾说中国作协是“小说家协会”，诗人的地位一直不高。作家出版社青年编辑李宏伟告诉记者，当代诗歌像是从中国文学里被单独划出的一块，跟作协总是相敬如宾，保持很淡漠的距离。而林莽曾参与某次文学评选工作，有评委坚持要多评小说，减少原定诗歌的份额，但那位评委其实并未认真读过所选诗歌，最终由林莽比较两方作品才为诗歌争取回了名额。小说与诗歌的隔阂可见一斑。

距离，必须要有两方的站位才能形成。诗歌成为新时代的“孤岛文学”，这其中有上文说到的大众和社会的原因，当然也有诗坛的原因。民间诗刊《诗歌与人》的主编黄礼孩指出，当今的诗人很少走进大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