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以成都为例

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以成都为例
李丽梅;楼嘉军
【摘要】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以成都市为例,构建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986-2014年成都市体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1986-1996年为协调发展度低阶段,1997-2005年为协调发展度较低阶段,2006-2012年为协调发展度中等阶段,2013-2014年为协调发展度较高阶段;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两者的综合评价水平差距呈现缩小-拉大-缩小的特征,并不断趋向于良性的协调状态;1995年前为城市发展延迟型,1995年后为休闲舒适物发展延迟型.据此提出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加大居民休闲方式调研,布局城市休闲舒适物;加强休闲舒适物的游憩性,提升城市吸引力;重视城市休闲环境建设,促进休闲与城市共同发展.
【期刊名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8(020)001
【总页数】9页(P80-88)
【关键词】休闲舒适物;城市发展;协调度;成都
【作者】李丽梅;楼嘉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241;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24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590
从城市发展历史看，配置休闲舒适物以使大众获得闲暇生活，一直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工业革命后，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休闲欲望呈现不断高涨态势，绿地、公园、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剧场、会议场所等休闲舒适物逐渐增多，推动了大众休闲娱乐生活的普及化。

与此同时，市民的休闲行为也促使城市的功能完善，城市的转型发展。

当一座城市的休闲舒适物日渐完善时，它所引致的休闲消费力会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反过来，城市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会引发城市投资建设休闲舒适物，为人们提供休闲消费的机会。

因此，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乌尔曼(Ullman，1954)通过研究休闲舒适物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发现，休闲舒适物已经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吸引人口尤其是高端人才移入的重要决定变量[1]。

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进行投资选址时，也越来越看重城市的休闲舒适物[2]。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城市经济增长与休闲舒适物之间的相关性也越来越显著[3]。

克拉克(Clark，2004)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休闲舒适物对城市创新和人口增长的作用[4]。

卡利诺和塞兹(Carlino & Saiz，2008)也量化分析了休闲娱乐舒适物能够给一座城市带来的好处[5]。

这些观点都蕴涵着城市的休闲娱乐舒适物所创造的强劲需求带给城市的活力。

近年来，随着国内城市功能的转型，城市休闲体系建设日渐提上日程，有关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学者、媒体等关注。

王宁(2013)认为城市的休闲、娱乐、消费与生活功能凸显，则有利于城市的更新与产业升级[6]，休闲舒适物已然成为城市发展及影响城市高端人力资本移入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变量[7]。

华东师范大学休闲研究中心自2010年起每年持续发布《中国城市休闲化指数报告》，2016年的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城市休闲化水平分列前四，城市休闲化指标涵盖了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
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8]。

这说明城市拥有的休闲舒
适物让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休闲机会，从而引发更大的消费力、创造力，持续推动着城市的更新与发展。

自古以来，成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形成了闲适、安乐氛围，这为成都休闲城市的推进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文化支撑和现实发展载体。

2003年成都提出建设“休闲之都”城市品牌，一系列休闲舒适物如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医疗保健、餐饮等开始推进和发展，逐渐促进了成都城市的更新和影响力的提升。

在2007—2013年的“中国十大休闲城市”评选中，成都连续三次入选。

休闲舒适
物提升了城市的舒适度，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涌向成都。

据《第一财经周刊》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结果显示，成都已经成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外，年轻人最期待和渴望去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从公司和公司
人角度对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了详尽调查，成都因“舒适感、活力、让人兴奋”居新一线榜首。

，主要是城市软环境提升带来的吸引力所致[9]。

随着城市休闲功能作用的逐渐凸显，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要，这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的体现，在2015—201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提出的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精神指导下，在十九大报告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思想引领下，成都作为中国的休闲城市代表，必将更加注重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关系。

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模型，对成都1986—2014年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一方面为成
都未来的的休闲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国内其他城市的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时间从1986年开始，缘由在于：首先通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和发展，成都的影剧院、图书馆、文化馆等休闲娱乐舒适物得以改建和新建这一方面促进了成都城市面貌的更新，另一方面
为市民的休闲需要提供了支撑条件；其次，1986年开始，成都先后成立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推进城市的规划管理、生态环境建设这为成都城市休闲舒适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从数据获取角度，1978—1985年间的部分
数据缺失，为确保研究的连续性，本文选取1986—2014年共计29年的数据，刻画出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

基于对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认识，本文依据全面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指标构建原则，尝试建立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

一方面，从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反映休闲舒适物的系统内容，另一方面，从城市经济、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城市发展的综合水平，见表1。

1.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评价模型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有主观判断法和客观分析法。

为保证数据处理的客观性，本文利用信息熵对权重进行计算。

信息熵可以描述任何一种体系或物质运动的混乱度和无序度[10]，即一个体系的稳定性决定熵值大小，越稳定的体系其熵值越大，反之熵值越小。

(1)标准化处理
首先对22个指标在1986—2014年间的638个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式(1)中，为标准化结果，Xij为第j指标第i年数值。

(2)信息熵计算
通过式(2)对标准化结果进行比重处理，利用式(3)计算第j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信
息熵Cj：
式中，l表示信息熵系数；k为年数。

(3)权重计算
通过式(4)得到冗余度Rj，运用式(5)计算得出第j指标冗余度的比重Wj，即第j指标的权重：
(4)综合评价结果
式(6)中，Sij为第i年第j指标的各分项指标评价结果，Si为各系统的综合评价结果，本文中用S1表示休闲舒适物系统综合评价结果；S2表示城市发展系统综合评价结果。

i=(1，2，…，k)，k=29，j=(1，2，…，t)。

2.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协调发展度模型
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强调系统综合性、和谐性的发展，不仅仅是关注单个要素的增长，更注重多个要素的耦合性、协调性的综合发展。

根据这一含义，构建城市休闲舒适物、城市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式(8)中，C为协调度，0≤C≤1，C越大越好。

C值越大表明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表明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两个系统处于失调或无序状态。

进一步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来体现城市休闲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水平的整体高低：
其中，D为协调发展度，T为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数，a、β为权重。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成都统计年鉴》(1987—2014)、《成都经济年鉴》(1987)、《四川统计年鉴》(1987—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7—2014)、《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86—2015年)等。

需要说明的是，1986—1989年旅行社数量数据缺失，通过相邻年份估算进行补充。

利用式(1)—式(10)，可以计算出1986—2014年成都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综合值以及整体间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见表2。

表2结果表明，成都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为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阶段特征，本文结合成都城市发展特点和协调度
的变动特征，将协调发展度划分为5个等级，具体见表3。

根据表2和表3，得到成都休闲舒适物系统和城市发展系统协调发展度及休闲舒适物、城市发展系统综合值的变化特征，见图1。

1.协调发展度低(1986—1996)
1986—1996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低阶段，但协调
发展度从0.140 3增加到0.189 1，呈良性发展态势。

休闲舒适物系统综合评价值从0.083 2下降为0.034 8，城市发展系统综合评价值从0.008 8上升为0.036 3。

休闲舒适物系统指标中变化比较明显的指标是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城市发展系统指标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指标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出租汽车数量，这说明该时期的休闲舒适物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境内外游客的需求，这与中国发展旅游业的政策导向有一定关系。

同时城市发展正处于注重生产功能阶段，有关“人”的因素和人的本质需求尚未得到重视。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主要以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休闲舒适物发展放缓，而城市的生产功能提升明显，导致二者的发展速率出现差距，发展的协调性受到影响。

2.协调发展度较低(1997—2005)
1997—2005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较低阶段，协调
发展度由0.210 5增长至0.397 7。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尤其是2003年成都明确提出打造“休闲之都”新思路，成都积极促进和引导休闲舒适物发展，致使成都的休闲舒适物系统综合值从1997年的0.037 3增加到2005年的0.125 1。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仍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态势，评价值由
0.210 5提高到0.397 7。

具体来看，休闲舒适物系统指标中变化明显的指标是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和公园数量，城市发展系统指标中变化幅度较大的指标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人口城市化率、交通客运量、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这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市已经开始关注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建设城市公园，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城市的休闲功能逐渐显现，这也间接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人口城市化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升便可见一斑。

3.协调发展度中等(2006—2012)
2006—2012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中等阶段，协调发展度从0.403 3增长至0.571 3。

其中，休闲舒适物系统综合值从0.113 0增加至0.198 1，城市发展系统综合值从0.196 9增加至0.426 8，增长率为117%。

休闲舒适物系统中变化比较显著的指标有指标变化比较的分别是博物馆数量、旅行社数量、国家4 A级以上景区数量和公园数量，而城市发展系统中指标变动幅度较大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出租汽车数量与其他交通舒适物的客运量、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成都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据楼嘉军(2013)的观点，一个城市在人均GDP达到3 000～5 000美元阶段以后，就将进入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时期[11]，依此来看，成都城市的发展越来越注重城市休闲环境的优化，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呈现逐渐契合的态势。

4.协调发展度较高(2013—2014)
2013—2014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较高阶段，协调发展度由0.647 3增加至0.668 4。

其中，休闲舒适物系统综合值从0.219 7增加至0.252 4，城市发展系统综合值从0.599 0增加至0.610 0。

这一时期，休闲舒适物系统指标中博物馆数量、旅行社数量以及国家4A级以上景区数量增长较快，城市发展系统指标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交通舒适物客运量、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这说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休闲舒适物配置与第三产业发展、城市交通、城市休闲环境等日益和谐，休闲舒适物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逐渐显现。

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四大功能之一的休闲功能日渐成为城市增强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而城市政策
制定者和发展商越来越关注休闲娱乐文化舒适物在打造地方吸引力，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7]。

根据休闲舒适物系统与城市发展系统的不同发展水平，将协调发展度划分为3种
类型：S1<S2，休闲舒适物发展延迟型；S1=S2，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同步型；S1>S2，城市发展延迟型，据此可得出1995年前为城市发展延迟型，1995年后
为休闲舒适物发展延迟型。

这说明尽管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呈现协调的状态，但休闲舒适物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显现，如何使休闲舒适物发展成为城市增长的引擎，是今后成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导向。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以创造就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项目，投资休闲舒适物、发展休闲活动能为城市带来更为长远的利益。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986—1996年，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低阶段。

这一时期
城市的休闲舒适物系统中以主要满足本地居民的休闲文化娱乐舒适物发展缓慢，而城市又比较关注生产功能，导致二者的发展节奏不够和谐一致。

1997—2005年，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较低阶段。

其间，由于2003年成都提出打造“休闲之都”的新思路，城市加大了对休闲文化娱乐舒适物的投入，同时城市绿化水平也得以提升，这说明城市单一的生产功能开始趋向多元，其中休闲功能日益显现。

2006—2012年，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中等阶段。

在2006年成都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的影响下，成都大力发展以主要满足本地居民休闲需求的舒适物，同时城市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明显，休闲舒适物和城市发展之间呈现逐渐契合的态势。

2013—2014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
城市发展处于协调发展度较高阶段，在2013年城市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持续影响下，成都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愈加明显。

按照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1995年前为城市发展延迟型，1995年后为休闲舒适物发展延迟型。

结合以上结论，对未来成都的休闲城市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居民休闲方式调研，布局城市休闲舒适物。

休闲舒适物是构成一个城市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人们实践休闲活动需要依托一定的休闲舒适物，而城市休闲舒适物配置的出发点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根本任务是满足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

因此，调研居民的休闲方式，了解居民的休闲偏好，是合理布局城市休闲舒适物结构的前提。

一般来讲，居民的需求层次也决定了休闲舒适物的布局层次性。

一是从休闲市场消费角度讲，依托不同休闲舒适物形成的休闲服务产品要具有层次性，以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要；二是从居民的文化构成层次上，城市休闲舒适物的布局要能够体现社会公共休闲文化、高雅休闲文化和大众休闲文化特色；三是从居民的休闲活动场所视角看，要能够形成家庭、社区、社会公共场所等休闲空间层次，使得成都城市休闲舒适物配置更加多元化[11]。

第二，加强休闲舒适物的游憩性，提升城市吸引力。

城市休闲舒适物的配置不是一项“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要能体现舒适物的人本化特征、游憩性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们更加关注城市的生活价值，休闲舒适物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机会，这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便利性与舒适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下城市都在着力改善城市环境，譬如建立大面积的公园绿地，但这些舒适物人的参与性是比较低的，这说明，城市的休闲舒适物与人的流动、产业发展等关系尚未得到城市规划者的关注。

近年来，许多美国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休闲舒适物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发展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休闲舒适物，比如修建自行车道、建设公共艺术场所、发展特色现代建筑等，这些措施被证明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人们宁可放弃一部分工资水平而居住在休闲舒适物丰富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公司选址时也愈加看重当地的休闲舒适物配置[8]。

第三，重视城市休闲环境建设，促进休闲与城市共同发展。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确定
了城市转型发展的新目标，突出了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与美好的发展理念，这对成都城市的休闲环境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对照成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美国中国典范城市的支撑目标，对接国家旅游局提出的《旅游休闲示范城市标准》，成都应该根据自身舒适休闲的城市氛围，营造城市休闲大环境。

这里的休闲环境具体涵盖了经济环境、交通环境、休闲服务环境、休闲空间环境、休闲生活环境等内容，通过提升成都城市整体的休闲环境质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成都生活、创业，共同创造成都城市的幸福，以推动成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愿景和践行美丽中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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