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
编者按：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

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

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

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本文节选《八道湾八十一号》之《离散》一章，有删节，看看这本书中是怎么说的。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事件，是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谜团。

周氏大家庭曾在北京西城的八道湾八十一号宅院里居住。

在卖掉绍兴的祖宅，在北京购进新宅之后，1919年，周氏三兄弟搬进了八道湾八十一号。

1920年的春节，周家三代十二人大团圆的春节过得十分温馨，鲁迅日记里记录了周宅的祭祖活动：“休假。

旧历除夕也。

晚祭祖先。

夜添菜饮酒，放花爆。

”
但团圆总是短暂的。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到如今众说纷纭。

个中情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难以解释的。

不过，抽丝剥茧，我们或许可以从下文中可以窥见一二。

住进八道湾的第二个年头，三兄弟聚居的大家庭就开始离散了。

最先离开的是小弟建人。

周建人从绍兴到北京，任职教育部的大哥和任教北京大学的二哥自然要帮他寻出路。

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社会学等课程。

这期间周作人日记中的“与乔风往北大”，当是两兄弟同车前去：一个教书，一个听讲。

当时胡适是北大名师，所开《中国哲学史大纲》课，吸引很多学生。

建人也报名听讲了。

上学，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还要两位哥哥资助。

建人不久就感觉自己在这个大家庭里是个纯粹的消费者和多余者。

如果只他一个人倒也罢了，而他却有一个四口之家。

羽太芳子（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与建人婚后感情不错。

但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给芳子造成精神上不小的刺激，使她患了类似疯
癫的病症。

在八道湾，管理家政的姐姐花钱阔绰，芳子自己手头却不宽裕，花销要向姐姐（羽太信子）申请，当然不会那么惬意。

因为是亲姐妹，这倒也罢了。

问题是自己的丈夫缺少挣钱的本领。

因此，她有时难免埋怨丈夫无能。

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零八个月。

建人来京后，一面求学，一面找工作。

两个哥哥都为此操心。

鲁迅曾写信给蔡元培，请求帮助，但这条路最后没有走通。

周作人则请胡适关照。

胡适介绍的这工作，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工资不算高，而且在外地，并不理想。

但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了。

几天后，建人离开妻儿，告别大家庭，启程赴上海。

建人在上海安顿好后，就张罗着接妻儿过去。

他多次写信，甚至亲自回北京劝说，都没有成功。

芳子不愿离开八道湾大家庭生活，不愿离开姐姐。

母亲鲁瑞对芳子这么做表示不满，说：“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呢？”校对工作很辛苦，报酬也不高。

所幸，建人得到鲁迅早年在山会师范学堂的学生章锡琛的帮助，有时吃住在章家。

每月，他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将大部分收入寄给八道湾补贴家用。

后来，周建人同曾经是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王蕴如结婚，事实上与留在八道湾的羽太芳子脱离了婚姻关系。

1923年7月18日，剩下的两个兄弟也决裂了。

这天，周作人给鲁迅一封信，上写：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后来解释说，他写字条给鲁迅，原是只请他不再进后院就是了。

言下之意，并非真的要与哥哥决裂。

但信中的“基督徒”、
“可怜的人间”、“蔷薇色的梦”、“真人生”之类，用词大而且重。

让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去，隐含的意义是，鲁迅以前在后院里，犯了重大错误。

鲁迅立即派人请弟弟来，要当面说清楚。

但是，周作人拒绝与他见面。

关于这封信，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这样解释：
（一）所谓“我昨天才知道”。

住在北京八道湾内宅的日式房间（只是一间另外一间是砖地的）的我们的舅舅羽太重久亲眼看见“哥哥”与“弟妹”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之事，相当惊讶。

因为第二天把那件事这样说出来，就是指发生的“我昨天才知道”这件事。

其实兄弟二人留日之时，出生在穷人家的长女信子正于兄弟二人租房的时候，作为雇佣女工来工作，虽然与哥哥有了关系，但作为在老家婚后来日的哥哥不能再婚，因此把信子推介给弟弟并让他们结婚弟弟一直都被隐瞒着，因此不知道这件事。

（二）“过去的事”这句话是指留学时代哥哥与现在已经成为弟弟妻子的女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说法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流传，但至今没有确证。

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1919年陪同周家进驻八道湾十一号，在八道湾居住了三年左右，1922年7月回国。

过了一年多，又来北京，逗留到1925年7月。

羽太重久因为与八道湾周家有亲密关系，被周丰一拿来作为目击证人。

实际上，兄弟反目前后一段时间，羽太重久并不在北京。

日本研究者质疑道：他怎么能从东京看见八道湾内宅的客厅里发生的事？
周丰一在为他父亲周作人辩护的同时，也对伯伯鲁迅表达了不满：“现在'哥哥’被看作神，如果是神就不应该有过错，因此必定是'弟弟’受'弟妹’的挑拨与哥哥吵架，这成为现在一般的社会认识。

虽然也有知道实情的人，就算说明情况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
日本学者分析了出现这种传言的原因：“周作人的后代被鲁迅的家人，特别是被许广平批评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喽啰、奴隶，自己没有辩解的机会。

解放后，虽然周作人本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了保障，但其
家人作为卖国贼的后代而受到严厉批判，结果当然会被社会所封杀，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践踏之苦，于是置是否是制造的流言而不顾，将屈辱感、愤怒感、怨恨之心等都汇集在这个具有攻击性的流言里。

”
关于兄弟失和，还流传着一些说法，指向鲁迅对羽太信子的“失敬”，但大多不是目击，而经别人转述。

如荆有麟在回忆录中披露的“拆信事件”：
据先生（鲁迅）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朋友。

……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姓名却只写一个人，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

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

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

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开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

’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搬了家。

这个情节如果属实，至少可以说明，兄弟之间曾发生过争吵，感情有些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