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明代文论重点作品讲析—李贽文论著作讲析

明代文论重点作品讲析—李贽文论著作讲析
1．李贽简介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未参加会试，授河南共城儒学教谕，历南京刑部员外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任职三年，以病告归，不许。

入大理鸡足山，阅佛经不出。

御史刘维认为其是奇人，上疏令其退休。

至湖广黄安，寄居于友人耿定向、耿定理家中。

因与耿定向不合，耿定理死后，即入麻城龙潭湖，闭门读书。

头痒，倦于梳栉，遂剃其发。

李贽以异端自居，抨击道学，蔑视经典，为卫道者所深恨，以妖人被逮入狱。

在狱中自刎而死。

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

2．《童心说》
【原文】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

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

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多识义理而来也。

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

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正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

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

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

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

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茍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幺六经、更说甚幺《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

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

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

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注释】龙洞山农：不详，或谓是李贽别号，恐非是。

李贽所引龙洞山农叙《西厢》说“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其言恐别人误以为其有童心。

《童心说》即是针对此论而发。

故龙洞山农当为当时另一无名评论家的别号。

胡然而遽失：为什么很快就失去。

闻见：听到的和看见的，从下文看，这里指接受到的儒家的思想教育的内容。

“非内含以章美”二句：意谓之所以如此（指上文的“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正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几句所说的现象），是因为那不是内里含有童心，外显而为美，不是内在忠厚老实的德性而发出的辉光。

诗何必古《选》：指南朝梁代萧统古诗，明代前后七子派以《文选》所录诗为古诗的典范，李贽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文选》收录的古诗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变而为近体：指诗歌由古体变为近体律体，李贽认为诗歌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文学。

传奇：这里指唐代传奇小说。

院本：戏曲名词。

指金元时代行院演出所用的脚本。

体制与宋杂剧相同，是北方的宋杂剧相元杂剧过渡的形式。

杂剧：戏曲名词。

兴起于宋，盛行于元。

这里指元杂剧。

举子业：指从事科举考试所用的文章，如八股文之类。

六经：指古代儒家的经典《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

《语》、《孟》：指《论语》和《孟子》。

懵懂：糊涂。

【译文】龙洞山农给《西厢记》写的序中的末尾说：“聪明人，可说我还有一颗童心。

这就可以了。

”所谓童心，指的是真心。

如果认为童心是不可有的，也就是以为真心是不可有的了。

那童心是杜绝掺假的纯粹的真心，是人初生时刚有意念的本性之心。

如果失去了童心，就是失去了真心；如果失去了真心，就是失去了真诚实在的人；做人而不真诚实在，就完全不再有人初生时那种杜绝掺假的纯粹的真心了。

儿童是人初生时的阶段；童心是是人生初始阶段的心。

人生初始阶段的心怎么可以失去呢，？然而为什么（许多人的）童心很快就失去了呢？大概人在刚开始的童年时，通过耳目听到许多话语、看到许多事物，这些(听到看到的东西)往往入主内心因而使童心失去。

随着年龄的长大，听到的话语、看到的事物，变成了内心的“道理” ,这些(“道理”)往往入主内心因而使童心失去。

这些“道理”、“闻见”日益增多，则人的所知所觉也日益增广，于是乎又明白了美名的好处，而务求追逐之，失去了童心；明白了不美的名声的坏处，而务求掩饰之，失去了童心；那些“道理”、“闻见”，都是从多读（圣人）书多明白（圣人书）“义理”而获得的。

古代的圣人何尝不读书呢？即使不读书，（他们的）童心依然存在；即使多读书，（其目的）也是为了护持这童心，不让它
（在读书中）失去罢了。

不像后来的学者们，反而因多读书多明白（圣人书）“义理”反而掩蔽了原本的童心。

既然学者们因多读书多明白（圣人书）“义理”而掩蔽了原本的童心，圣人又何必要多著书立说用以掩蔽学者们（的童心）呢？人的童心已被掩蔽，那么说话，则言不由衷；主政做官，则政事无根柢；著书立说，则文辞不能准确达意。

这是因为不是心灵之美的外在表现，不是诚实的人格的光辉显现，（这样）就是想要求得一句（真正的）有德之言，终究也是得不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童心已经被掩蔽，而把从外面进入的“闻见”、“道理”作为“心”了。

既然把从外面进入的“闻见”、“道理”作为“心”，那么所说的就都是“闻见”、“道理”的言论，而不是发自“童心”的真话。

这样的言论虽说得精彩，与我何干呢？这难道不是假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章吗？既然其人是假人，那他的所作所为就无所不假了。

因而以假话与假人交谈，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说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论，则假人喜。

无所不假，也就无所不喜了。

满场都是假，在场（不假）的人还能辩白呢？这样，被假人所湮没而未能全部流畅于后世的，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最好的文章的，又岂能少吗！为什么呢？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是出自“童心”的。

如果“童心”常存，那些虚假的“道理”就不会流行，虚假的“闻见”就不会成立。

那么，无时不能写出好文章，无不会写出好文章，无一样创新的体制文字而不可称作好文章。

这样说来，何必认为只有《昭明文选》的古诗才是好诗，先秦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呢！时代变迁，文学变而为六朝的诗文，再变而为近体律诗，又变而为传奇小说，又变而为宋金戏曲院本，又变而为元代杂剧、《西厢记》杂剧和《水浒传》长篇小说，直至变到为现在的科举应试之文。

当代贤明之士认为古代圣人的著述理论（与历代的文学创作）都是古今最好的文章，不能以时代的远近论优劣。

所以我因此认为：出自“童心”就是自然真诚的好文章，还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论语》、《孟子》呢？
至于“六经”和《论语》、《孟子》，（对它们的评价）不是历代史官过分的褒奖、推崇之词，就是历代朝臣们的溢美之语。

再不然就是那些迂阔的门生和糊涂的弟子们，凭着记忆得来老师的学说，有头无尾，记得后头又忘记了前头；又依着他们自己的见解，随意写成了书。

后代的学者不认真地考察，便认为这些书都是出自古代圣人之口，于是决定把它们看作经典。

又有谁知道其中大半都不是圣人的言语呢？即使真的是出自圣人口，其要旨也是有针对性的发言，不过就像是对症下药，随时开方，用此来挽救那些糊涂的弟子和迂阔的门生罢了。

（圣人如此开除大药方）医治的是假病人，处方又难以确定不变，这难道就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高言笃论吗？照此说来，“六经”和《论语》、《孟子》，不过是道学家们的借口、假人的谈薮罢，断然不可以与童心之言相提并论。

哎！我又怎样才能够找到童心未泯的真正的大圣人，与他谈一谈文章的写作呢！
提示：在这篇论文里，李贽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了“童心”说。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

”童心也就是儿童的真心，他认为儿童之心天性未泯，还未受到“道理闻见”（即儒家正统教条）的污染，最自然，最真诚。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儒家“道理”、“闻见”的教育，耳濡目染，就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污染，失去了真诚和自
然。

另外，李贽认为，只要有了“童心”，任何人随时随地、用任何体制形式创作的作品都是“天下之至文”。

总之，在李贽看来，“童心”不仅是一切创作的源泉，而且是评价一切文学创作的惟一的标准。

李贽提出“童心”说，其时代背景是：当时，文坛上流行着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之论甚嚣尘上，李贽就是以“童心”说与之相抗的。

“童心”说还为稍后的公安派的“性灵”说提供了理论根据，也影响了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和袁枚“性灵说”的文学理论。

李贽的理论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具有离经叛道的意义。

但是，它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必然会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扼杀。

而他认为有“童心”就能有好作品，也把文学创作这一复杂的创造性活动过于简单化了。

3．《忠义水浒传序》
【原文】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茍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

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

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

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

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

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

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

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

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

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注释】《说难》、《孤愤》：《韩非子》中的篇名。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
迁以《说难》、《孤愤》代表《韩非子》。

冠屦倒施：冠，帽子；屦，古代麻、葛制成的单底鞋。

冠屦倒施，犹言邪正倒置，黑白颠倒。

不竞：犹言不振。

不肖，不材之人，小人。

驯致：犹言渐至。

处堂燕鹊：《孔丛子·论势》：“燕鹊处屋，子母相哺，喣喣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

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及己也。

”处在堂屋的燕鹊容易受到伤害而不觉，比喻处境危险而安之若泰。

施罗二公：指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作者，明人有不同说法，或谓施耐庵作，或曰罗贯中作，或称施、罗二人合作，李贽采用后一种说法。

愤二帝之北狩：指《水浒传》的作者对徽宗、钦宗二帝被晋人掳去北方感到愤怒。

二帝之北狩，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的事。

狩，古代君主冬天打猎。

古代常把君王被俘掳离国讳言为“狩”。

破辽：《水浒传》中宋江等被招安后即北征辽。

见《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第八十三至八十九回。

南渡：指南宋。

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高宗南渡，建立苟安的南宋政权。

灭方腊：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宋江等破辽后，继征方腊。

第九十至九十九回。

方腊本是南宋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写他是被宋江剿灭的。

小德役大德：小德，指道德还不够特别高的人。

役，役使，但这里是被动用法，被役使。

大德，指道德特别高的人。

小德役大德，犹言道德还不够高的人（理应）被道德高尚的人所役使。

智深坐化于六和：鲁智深，《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死于杭州六和寺。

见《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九回。

坐化，佛家对死的称谓。

燕青涕泣而辞主：指燕青涕泣辞别宋江。

见《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九回。

二童就计于混江：二童，指童威、童猛。

混江，指混江龙李俊。

二童就计于混江，指童威、童猛听从了李俊的意见，三人自投外国之事，见《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第一百十九回。

见几明哲：见几，明察事物细微的变化。

《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

”明哲，洞晓事理。

《诗经·大雅·蒸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专阃外之寄：指被委以军事重任。

阃外指朝廷之外的地方州县，阃外之寄，谓寄以地方州县之政事。

干城：干指盾。

干城，防身之盾和守卫之城，比喻捍卫者。

《诗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谈柄：谈话的资料。

【译文】太史公司马迁说：“（韩非子）《说难》、《孤愤》是贤者圣人抒发愤懑之作啊！”由此看来，古代的贤者圣人没有愤懑需要抒发就不会写作的。

没有愤懑需要抒发而写作，就好像是不寒冷而打颤，无病而呻吟，就是写出东西来，又有什么值得看的呢？《水浒传》这本书，就是有愤懑抒发之作啊！因为自从宋王朝不自振作以来，本末倒置，大贤人往往身处下僚，宵小之徒身居高位。

渐渐使得外族处于强势，中国处于弱势，当时的皇帝宰相却好像是身处堂上的燕雀那样安然悠闲，甘心向外族纳币称臣，屈膝跪拜。

施耐庵、罗贯中二位先生，身在元朝，心系宋朝；虽然出生在元朝时候，却对宋朝的衰亡心存不平之愤懑。

所以对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北方心存不平之愤，就（在《水浒传》里）描写（水浒众将）大破辽国的情形以发泄他心中的不平之愤；对宋朝南渡苟安心存不平之愤，就描写（水浒众将）消灭方腊的情形以发泄他心中的不平之愤。

请问（施、罗二位先生借以）发泄心中不平之愤的是什么人呢？那可是以前啸聚水浒的强盗呀，（虽是强盗而又赴救国难）想不称他们是忠义之人也不行啊。

因此施、罗二位先生为水浒写传而又以“忠义”二字加在《水浒传》之前（称之为《忠义水浒传》）。

那么，“忠义”为什么归之于水浒众人呢？（由以上的论述中）其原因是可以明了的。

那么，又为什么水浒众人人人都可以称得上忠义呢？所以这么说也是可以明了的。

道德不高的人受道德高尚的人役使，不贤之人受大贤之人役使，这是事理所在啊！如果（像当今那样）小贤之人役使别人，而大贤之人受别人役使，那他肯甘心受服役而不感到耻辱吗？这就好像力气小的人捆缚别人，而使力气大的人被别人捆缚，他肯束手就缚而不反抗吗？这样的世道趋势必然会驱赶天下的大力气的人和大贤之人都归于水浒了！那么，就是称水浒的众人都是大力气之人、大贤之人和忠义之人（应该）是可以的，然而还没有像宋江那样忠义的人啊。

现在（我们）看水浒一百零八人，一同建立功业，一同犯过错，同生同死，他们的忠义之心，与宋江是相同的；惟独宋江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心一意要接受（朝廷）招安，专心致志想报效国家，终于冒大险，立大功，（最后与李逵、吴用、花荣等）服毒上吊，同死而不辞，原就是一个忠义的烈士啊！（宋江的忠义）真正足以服（水浒）一百零八人之心，所以能（聚集众人）在梁山结义，成为一百零八人的领袖。

最后（宋江率领一百零八人）南征方腊，死亡过半，鲁智深又坐化于六和寺，燕青泣涕辞别宋江，童威、童猛听从了混江龙李俊（乘驾出海，投奔化外国）之计。

宋江并非不知，只是他明察情势所趋，（李俊等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他们明哲保身的计谋，绝非是忠于君、义于友的人所屑于做的。

（然而宋江并不挑明，加以阻拦）这就是宋公明宋江啊！这才是真正的忠义啊！《水浒传》岂可不作!《水浒传》岂可不读!
所以当国的国君不可以不读《水浒传》，国君读了《水浒传》，那“忠义”就不会只存在于水浒，而会存在于国君的身旁。

贤明的宰相不可以不读《水浒传》，贤明的宰相读了《水浒传》，那“忠义”就不会只存在于水浒，而会存在于朝廷了。

兵部掌握着国家军事的枢纽，总督专掌朝廷外的军事重任，这又是不可以不读《水浒传》的，假如有一天他们读了《水浒传》，那“忠义”就不会只存在于水浒，而他们也就都会成为国家朝廷的忠诚的保卫者。

否则，（忠义）就不在朝廷，不在国君的身旁，国家朝廷的的捍卫者也不会存忠义之心，那么（忠义）存在于何处呢？（只能）存在于水浒。

这就是《水浒传》之所以为发愤之作的原因！如果好事者只是借以作为谈资，用兵者只是借以作为用兵的谋划，各人只是各以其所擅长之处看待《水浒》，那又从何处看到所谓忠义呢？
提示：《水浒传》本是一本通俗小说，被正统文人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李贽却认为它是像《史记》、《韩非子》那样的“发愤之所作也”。

这就肯定了《水浒传》是有严肃创作意旨和思想内容的作品，把它摆在与正统诗文著作相同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新鲜的观点。

但是，我们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却也发现李贽肯定的主要是《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的严肃性，肯定水浒众将的忠义，不过是以正统文学观之矛功其之盾，与其在《童心说》中所表现的离经叛道则温和许多。

而且本文对《水浒传》的文学特点和艺术成就也基本没有论及，这与金圣叹的《水浒》评论还是不可等而观之的。

4．李贽的文学理论观点
（1）李贽的“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在他的《童心说》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主张，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他所谓的“童心”即是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即儒家正统教条熏染之心。

但是，这种童心随着人的受到教育，懂得了道理，而逐渐失去，变得世故、虚伪。

表面上看，李贽所说的“童心”是指人的没有被传统教育所扭曲的与生俱来的纯美本性，实质上，李贽倡导“童心”是对宋明理学、道学的反抗，张扬了人性。

李贽的“童心”说认为，童心是创作的源泉，有了“童心”就能写出好作品，同时李贽还认为“童心”且是评价一切作品的首要标准，有“童心”的文章就是天下之至文。

李贽的“童心”说是与明代前后七子派的复古主张相对立的，并成为稍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直接的理论源头。

（2）李贽评论《水浒传》的观点
李贽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教材所选的《忠义水浒传序》中。

《水浒传》作为一部通俗小说在民间流行，但一直受到正统文人的排斥。

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把《水浒传》放到正统诗文的创作传统中来，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为也”，将之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联系起来。

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呢？因为宋室软弱，异族强盛，所以《水浒传》的作者虽然身在元朝，心愤宋事，第一是作者心愤徽、钦二帝“北狩”的靖康之耻；同时，心愤于南宋朝廷之苟安，虽然如此，宋江等人一意招安，征讨方腊，忍辱以忠君。

李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的发愤，就在于他们的“忠义”。

归根结底，李贽把《水浒传》这样在当时不被正统文人重视的通俗文学提高到与《史记》这样的正统文学同等的地位，并把书中的人物的作为和作者的创作动机归之于“忠义”，在当时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