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

如何理解经学的意义？
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形成、輝煌、解体与消亡和今天的复兴四个阶段。

重提经学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其历史意义及其解体与消亡的原因，再结合今天的实际来理解和定位其意义。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代表其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它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之基因（根），所以经学的解体与消亡并不意味着其意义的完全丧失，而今天经学的复兴将在重振文化主体性，重建政治合法性，重建国人精神家园以及弥补教育分科的不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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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与辉煌时期：提炼和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经学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是古代政治、社会和人生经验长期的积累，而六经的形成提炼了先民的核心价值观。

徐复观先生指出“经学是由《诗》《书》《礼》《易》《春秋》所构成的。

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
①。

经学走向辉煌甚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提倡，统治者推崇，而是其本身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符合民众的价值观念。

六经何以成为极高的地位，原因是其阐明的道理符合人性、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说六经就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或者人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果。

马一浮说“六艺本是吾人性分所具之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来。

……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露的，性外无道也”②。

经学的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可，标志着它对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功，而其在漫长历史中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塑造了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经学发端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对六经的研习、整理和阐述，至汉代而造及辉煌。

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吾国之大宪章”，为思想、政治、社会以及私人生活的楷式。

李源澄曾指出“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

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

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之大宪章。

……聖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规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

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需于经学上有其根据。

经学与时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经学可以产生律令，修正律令。

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

”③。

李源澄先生论经学在辉煌时期的意义，可谓精到。

自汉代定型到近代废除共两千余年，经学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国人心灵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从学术意义来讲，六经在历史上两千多年来都是最高的学术，其他一切学术均从它派生出来。

徐复观先生曾指出经学“自汉以后两千年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骨干”①。

钱穆指出“中国学术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

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②。

徐和钱皆高度称扬经学在学术思想是上的崇高意义。

马一浮先生还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著名命题，说“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③。

他所说的诸学，不仅指中国学术，还包括西学，他还说“六艺该摄西学”，他说“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着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④。

当代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的所有领域，都是从经学派生出来的”⑤。

经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深远影响，使之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及“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⑥。

二、经学的解体和消亡：非经学意义的完全丧失
经学解体和淡出国家体制的原因主要是外部冲击。

经学的解体和消亡，不可否认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外力强加所致。

⑦从外部力量来说，是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学术的建立对经学的肢解。

由于近代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蹂躏，古老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不堪一击。

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又到观念。

然而，在回应西方进攻的进而连三的失败过程中，爱国急切的人们认为自身的制度和观念阻碍了向西方学习动力和进程，进而否定固有的制度和观念，废除科举，废止经学科，建立西方所谓的现代学术体制，把经学被纳入文史哲科目之中而导致解体。

蔡元培说1937年回忆文章《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学科的必要，废止之。

”⑧从学术内部的变化而言，先“夷经为史”（饶宗颐语），再疑史为史料。

陈壁生老师说“经本位中国文明之核心，一旦成‘史’，则失去其作为‘常道’的价值，而一旦成为‘史料’，则成了真伪并存的史料。

在从‘史’到‘史料’的转化中，经学的价值早已荡然无存”⑨。

正如干春松老师和陈壁生老师所主编的《经学的新开展·前沿》中所言“百年以来，鼎祚数易，国运变迁，经学不但无预于国家建制，而且退出日常生活。

即便在学术研究层面，现代学科建立之后，经学一便而为史学，再变而为史料，经学之精神荡然无存”⑩。

随着传统制度遭受否定，比如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科的废止和禁止读经等手段，分科教育，白话文运动，简化字教育，“打倒孔家店”等运动，以及后来“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扫荡，经学完全解体和消亡，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完全淡出学术视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学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是在中西文明碰撞、国难之际和政治浩劫中过程中导致的文化灾难。

经学的解体和消亡，并不是经学学术内部发展自然导致的，而是外部力量的冲击所致。

经学的生命不会因此而完全失去，相反，今天的国学热、读经运动和经学研究的复兴，正好证明了经学不仅不容废弃，而且可能是解决今天面临的时代问题的重要药方。

三、今日复兴经学的意义
（一）重振文化主体性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需要重建文化主体性。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
国之间交流频繁，就不能避免“我们是谁”的问题。

亨廷顿临死前写了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引发许多人深思。

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交往频繁，文化就成为其身份标志，不同文化、宗教开始走向自身的认同，增强其凝聚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在中国逐渐参与构建世界秩序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身份或者文化软实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因此重新树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就是今天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从2006年北大清华等十博士的“圣诞节”正名公开信{11}到2015年多地高校、教育部门约束青少年过“圣诞节”的行动，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走出集体无意识”，开始树立主体性的表现。

楼宇烈先生在北大的课堂上反复讲“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认同、尊重、自信，再来继承发展”。

早在1935年就有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①，其意义在今天尤其重要。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要认识中国和重振中国文化主体性，必须回到经学。

正如陈壁生老师所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必须回到经学②。

笔者使用“重振”而不是“重建”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的实存状态。

在古代，中华文化是代表文明、代表世界的中心，而近代张之洞等人也提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据熊十力的说法这个“体”就是经学。

我们今天要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经学的研究和阐扬就是一件大事，随着读经教育运动的推广和深入，以解释和阐扬儒家经典解为务的经学将会在文化主体性的建设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只有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

我之不存，将何以吸收和消化别的文明。

在没有文化主体性自觉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拿来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但是不能吸收其背后的文化理念（哲学、宗教），所以制造出许多麻烦，也难以实现真正自主创新。

正如陈壁生所言“只有深层次地认识中国，认识华夏族群的历史，才能真正有效地认识自己，学习西方，而中國的自我认识，只有回到经学之中”③。

只有真正树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有主体，才能有心胸和容量来吸收其他各国的先进文明。

经学作为中国文化之根，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研究经学，解释和阐扬经典，不断融摄西学，丰富和发展我们自身，才是正道。

（二）重建政治合法性
根据康晓光先生的看法，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已经很严重，并且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他指出“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④。

新中国是一个反传统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并且以外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掏空，然而又是一党执政，不能党争竟选的选举程序而获得合法性，在全球各国追求自身文化认同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且不说被边缘化，但对国人来说其吸引力在逐渐减弱。

因此，国家只能以经济不断增长的“绩效合法性”作为执政合法性。

如今，环境破坏，资
源枯竭，经济已经难以持续快速增长。

另外，国内外民主思潮的批评和攻击，让执政党，难以回应。

以人民民主或者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或者民主的真谛之类的回应难以令西方学者或者国内崇尚民主的学者信服。

以上诸多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论证中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哲学理论，而经学对经典解释和阐扬可以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党既强调要做人民的“公仆”，又强调“领导”百姓。

公仆的观念显然源于西方，而领导的观念更接近我们传统的观念。

与公仆相对的是主人，而领导意味着要给百姓做表率，带领百姓实现善的目的。

这在今天的语境中就很令人费解，既然是公仆，为什么还能领导主人呢？但是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重新以经学的方式来解释和阐发，就可以让貌似矛盾的两个称呼完全结合起来。

比如“党”字，其字形构造为“尚儿”，放在传统文化之中来理解，可以用两种解释：（1）是做人民的儿子；（2）做人民的父母。

古代最好的官员被称为“民之父母”（《诗经》《大学》均有讨论），民之父母意味着爱民、保民和养民，当然也包括给百姓做好榜样。

而党做人民的儿子，借用《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孟子》关于天意即民心的相关论述，结合历史上的相关解释，可以向“天之子”之说法转化诠释而得到理解。

今天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天），制定宪法，而党是替“天”行道，依宪治国，依法治国。

面对“天”（人大），党就是儿子。

天（人大）-党-人民，之间家庭伦理式的父子关系，就是构成“党”的基本涵义。

如果我们，通过儒家经学，构建起来贯通古今的政治哲学，也就不会在民主或不民主的争论中，显得“理曲词穷”了。

（三）重建国人精神家园
重建国人精神家园的需要已经非常凸显。

否定传统、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共同导致国人失去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反传统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中，家庭伦理被破坏，民间信仰被砸碎，“孔家店”被打倒，把儒学和专制、封建、落伍等概念联系到一起。

其遗毒导致大多数国人对自己传统不了解、不理解、甚至充满误解，让灵魂无家可归。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高昂的斗争精神转移到市场的逐利之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国人物质化的现象已十分严重，以致很多人批评中国人“穷得只剩下钱了”，批评国人没有信仰的声音不绝如缕。

虽然，其批评有所偏颇，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无信仰，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物质化，但不可否认，重建国人精神家园的需要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了。

另外，对外开放，让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国人灵魂没有依归，四处游荡，各种浮躁、不安等心理现象不断凸显。

今天我们党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要解决国人重建精神文化家园的问题。

经学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及其重要。

由于近百年来的白话文教育，简化字教育，国人面对儒家经典遇到了文字障碍，又加上今天的器物、制度严重西化，与经典时代的建制相差悬殊，很多人难以读懂这些经典。

一方面是难以读懂经典原文，另一方面国人开始广泛意识到重建家园的重要性。

读经运动、国学热、祭孔典礼、成年礼等各种对传统文化热爱和追求现象不断增多。

但是要普遍提高国民对经典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就需要对经典尤其是六经做出在今日话语之中能够被理解的解
释，让两千多年前的经典重新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实践发生联系。

这一方面是在激活经典，另一方面是在重建我们国民的精神家园。

（四）弥补分科教育的不足
今天的教育界被一個叫做“钱学森之问”困扰着，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依笔者愚见，就是废除经学之后，严格分科教育阻碍人们综合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所谓现代学术的特点就是分科治学。

分科治学让知识变得精细化而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专业之间“隔行如隔山”现象。

甭说不同院系之间学生所学内容差距巨大，难以互相被理解，就是同一个院系的不同专业之间的对话也存在困难。

如今高校如同工厂，不断批量生产出各种品牌的产品，却不见有完整人格的人。

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教育制度工厂化，依冯先生之见，教育制度工产化是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因而也是好的①。

虽然教育制度工厂化能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长期以社会分工为导向来培养人才，就会导致知识割裂、人格缺失等问题，从而导致综合创新能力下降，道德素质降低，因而不利于长远发展。

目前，已有学校开始探索前言交叉学科的方式，期待综合创新，比如北大；也有有识之士开始探索通识教育课程，以期能够弥补这种分科导致的知识碎片化，人格不完善，比如甘阳教授；还有传遍大江南北的读经教育运动，比如王财贵先生。

这些都是为弥补今天学校分科教育导致知识割裂，人格教育缺失等问题，基本上可以视为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尝试。

经学整体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道德启迪，有助于人们实现综合创新和为其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经学被认为是中国学术之根，其他一切学术都从中派生出来，因此一切学术可以收摄到其中而找到根源性的价值。

对此，先儒马一浮、熊十力均有精彩的阐述。

正如前文已讲，马一浮先生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等方式进行阐明。

他所说的“一切学术”既包括中国的诸子、四部之学，也包括西方学术；熊十力先生认为中国四科之学皆本于六经。

熊先生在《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中指出“中土学术，依过去情形言，可分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

……四科之学，无一不原本于六经”②，佛教治学亦当折衷于六经，他说“印度之传来之佛学，虽不本于吾之六经，而实吾六经之所可含摄。

其短长得失，亦当本经义以为折衷”
③，推而广之“经者常道，万理之所汇通，群学之所会归”。

熊先生还指出西方哲学与科学驰外，不能与本体冥应，如果无中国经学为辅助必显支离。

他说“夫西洋科学、哲学，其知日驰。

……此方经学，由践履而默识本原。

……西学必归于是，乃无支离之病。

……中西之学，当互济，而不可偏废。

若夫西人之治，奖欲尚斗，长此不变，人道绝矣。

非讲明经学，何以挽物竞之横流哉”④。

熊先生认为经学由践履而默识本原，由道德实践而入，所以可以对治支离和逐外之弊。

西洋哲学和科学未必皆如熊先生所言支离，因为他们也有其“经学”（比如聖经学）作为研究哲学和科学原动力和综合创新的源头。

但对中国人来说，六经就是提供我们道德养成和综合创新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