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家书屋的建置及使用功能分析

中国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家书屋的建置及使用功能分析
李苓;陈昌文;张婧
【摘要】一、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农家书屋的建设和有效化使用，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农家书屋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常态生存模式，也应该在非正常自然灾害时期，发挥为受灾人群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的积极作用。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2008年“5·12”特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县。

【期刊名称】《中国出版》
【年(卷),期】2010(000)001
【总页数】5页(P59-63)
【关键词】北川羌族自治县;中国农村;书屋;农家;建置;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公共文化
【作者】李苓;陈昌文;张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2.1
一、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农家书屋的建设和有效化使用，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农家书屋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常态生存模式，也应该在非正
常自然灾害时期，发挥为受灾人群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的积极作用。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2008年“5·12”特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县。

本文以该县作为调研样本县，客观分析其农家书屋的建置与使用情况，无疑将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以及受自然灾害破坏地区如何加强农家书屋的建设与使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社区座谈会等方法收集相关原始资料，设定总样本数170份，其中问卷调查样本155份，访谈调查样本15份。

同时，以环境
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对被调查区域进行城镇、河谷农区、半坡农区三种社区形态的划分，并在确保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基础上完成以下四类空间分层抽样。

“社会形态”分层指标“城镇形态”一般应具有：是当地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紧邻国家级道路，交通便利；通讯与传媒信道畅通；人口密聚；其综合影响力对周边地区有较强辐射作用等特征。

本次调查选取了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和擂鼓镇板房区两个样本点。

“河谷农区形态”一般应具有：临大河，傍大山，近国道，主农耕，居村落等特征，本次调查选取了北川县陈家坝乡样本点。

“半坡农区形态”一般指海拔2600米以上，远离国道，仅通县道或乡道的较贫困山区，人居分散，经济来源靠发展农牧业，本次调查选取了北川县吉娜羌寨和小坝乡两个样本点。

我们在以上共5个样本点对羌民族主要聚居地区所进行的“点”、“线”、“面”的实地田野调查，是力图构建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有定量及其定性指标的农家书屋建置和使用功能的全景性描述。

“民族”分层指标羌民族地区的农家书屋建置与使用情况是本次调查的唯一研究
对象，所以调查样本全部来自羌民族占到了当地人口80%以上的地区。

“年龄”分层指标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年龄抽样分老年、青壮年和学生
三个层次。

其中老年样本（60岁及以上）占6%～10%、青壮年样本（19至59岁）占50%～70%、学生样本（18岁及18岁以下）占30%～40%。

“职业”分层指标笔者将“农民”视为一种社会职业，凡以种植养殖为主业的人
员即被界定为农民。

依此基本立场，我们根据调查区域的产业结构，将样本按农业和非农业进行分层。

其中城镇社会形态的样本全部抽取从事非农业的人员，主要指学生、依靠财政工资收入人群以及个体小商贩；河谷农区和半坡农区两种社会形态则主要抽取从事农业的人员。

“访谈”样本的类型为了深度挖掘和呈现访谈样本的典型性和示范价值，被选取
样本锁定以下人员：当地干部（参与组织或领导本地新农村建设和灾后重建工作者）、相关部门主管（统计局、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民政局、科技局或科技巡视员、农家书屋管理员等）、老人（60岁以上）、学生（18岁及以下等）。

访谈样本数占问卷样本总数的10%。

二、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样本点分析
（一）基本情况描述
北川羌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全县有3镇17乡，278个村，1381个村
民小组和16个社区居委会。

据2008年统计公报（震后），全县共有44343户、161107人，其中男84333人，女76774人。

全县有羌、藏、回、壮、土家、满、黎、维吾尔、基诺、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共有人口81370人，占总人口的50.5%，其中羌族人口77240人，占总人口的47.9%。

200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撤销四川省北川县，建立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目前，北川县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

据国家统计局北川调查队提供的数据，2008年，北川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0元（不包括各种救济），受地震影响比上年减少10.3%。

农民人均总收入3193元，震后受政策扶持比上年增长12.8%。

[1]
2009年2月6日，国家民政部以民函【2009】41号文批复，同意将地震前原属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等6个
村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管辖，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由原来的曲山镇迁至安
昌镇。

新北川县城正在由山东省援建。

此次调整后，北川羌族自治县面积增加
215平方千米，人口增加7.8万余人。

（二）样本点基本数据分析
根据总体抽样调查原则，笔者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共抽取5个样本点，分别为擂鼓
镇板房区（城镇）、安昌镇（城镇）、陈家坝乡（河谷农区）、吉娜羌寨（半山农区）、小坝乡坝地村（半山农区）。

总样本数170份，回收有效问卷样本数153份，有效访谈样本数11份，有效率为96.5%。

通过问卷统计与资料分析，获得以下基本数据：
性别比例全县5个样本点的调查中，男性76人，占总样本的49%；女性77人，占总样本的51%。

年龄结构被调查对象中，18岁及以下者有33人，占总样本的21.6%；18岁～
60岁的有115人，占总样本的75.2%；60岁以上的有5人，占总样本的3.3%。

职业分层本调查样本的职业人群分为4类：农民、学生、依靠财政收入人群、个
体小商贩等。

样本中，职业为农民的有36人，占总样本的23.7%；靠财政工资收入的各类人群38人，占总样本的25%；学生34人，占总样本的22.4%；个体户有25人，占16.4%；其他职业有19人，占总样本的12.5%。

教育程度被调查对象中，小学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样本的3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总样本的36%；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总样本的22.2%；大专及以上
的有9.8%。

这说明从阅读能力考量，农家书屋应有的阅读人口理论上是很大的。

因此笔者认为，“提供读物”仅仅是农家书屋的社会显功能，而培养民族地区群众的阅读意识和阅读习惯，才是农家书屋应担负并有望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隐功能。

（三）农家书屋建置情况
2007年，北川县开始在陈家坝乡双埝村和香泉乡水洞村选点试建农家书屋，此后很快就实现了村村有书屋。

2008年“5·12”地震前，北川县20个乡镇共有图书
室37个，震后损毁至25个，未来几年内新北川规划将在乡镇村建287个图书室。

本着“政府组织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机制发展”的农家书屋实施工程思路，灾后的北川县，政府组织新建了20个农家书屋，基本上保证了每个安置点都有1～2个农家书屋。

与此同时，靠社会捐助而建的农家书屋也纷纷涌现并发挥功能。

譬如以四川新华文轩为首的企业援建的“心灵驿站农家书屋”有
10家、宋庆龄基金会援建的农家书屋100家等。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地震灾害造成政府相关数据丢失，以及震后当地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家园重建等原因，我们发现，目前北川县有关部门对农家书屋的统计工作不仅散乱，而且缺乏更新。

在调查组走访的5个样本点中，仅有两个样本点的农家书
屋（震后新建）在正常使用，农家书屋在全县目前的覆盖程度并不理想，当地政府对农村书屋的恢复重建或增建的意识还不迫切。

这与笔者在临时安置点所调查了解到的，那些仍处于“移民”状态的大量民众为“应付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急需智慧工具”的意愿出现了较大错位。

但我们有趣地发现，北川县农家书屋形式多样，书屋建点有创新。

比如农家书屋“入户”的建点方式，即村民无偿提供用房，政府帮助“农家书屋”户建书架、购图书、添置器材，书屋的日常借阅由户主管理的办法。

吉娜羌寨样本点的农家书屋就建在村上的一个农家乐中。

走进书屋，赫然一个印着“宋庆龄爱心图书室”的大铜牌映入眼帘；书屋面积20平方米，配有书桌椅、书架、电脑等设施；图书均为宋庆龄基金会捐赠，但并未达到1500册的国家标准，图书种类也多为中小学生读物、文学类读物，没有报纸杂志；少量的电子音像制品一般为中小学生教辅内容，但丢失和损坏情况严重。

（见图1）
（四）农家书屋管理模式
在北川县，调查组走访的农家书屋在管理模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多元性。

与调
查组在其他县的调查点看到的“政府组织建设型”不同，北川样本点的农家书屋具有突出的“社会捐助型”特征。

比较典型的两个样本点中，吉娜羌寨属“入户型”农家书屋，由宋庆龄爱心基金捐建，其日常借阅管理由户主负责；而陈家坝乡红岩村板房区的农家书屋则由外来的志愿者集资援建并负责管理，有一定的过渡性。

这两个农家书屋的管理模式在当前的北川县均具有代表性。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类农家书屋每天有固定的较长的开放时间，为村民借阅书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在书屋的管理上，“板房书屋”的管理员对每本书的借阅、归还情况均做了认真的记录，虽然书屋内没有张贴借阅规则，但是书屋管理严整有序。

“入户书屋”内张贴有《读者须知》和《图书管理员职责》，但笔者在与管理员的访谈中了解到，借阅者延期或不还的现象比较严重。

此外，这两种农家书屋并非悬挂统一的标牌：“板房书屋”的标牌为“灾区法制图书室”，而借阅记录上标记为“陈家坝乡文化活动室”；“入户书屋”的标牌为“农家书屋”，而书屋内挂牌为“宋庆龄爱心图书室”。

标牌的不统一，反映出书屋建置上的多元性。

作为农村书屋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模式探索，本地农家书屋的“社会捐助型”建置与此前笔者在茂县调查到的“政府组建型”建置，都值得我们作长期的科学观察和适时的决策调整。

此外笔者还了解到，北川县农家书屋的书籍多为社会捐献，这与另一羌族调查点茂县农家书屋的备书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统一配置有所不同。

三、农家书屋书、刊、报使用情况
（一）书、刊、报使用比例
北川县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群众对报纸的接触愿望最普遍，76.8%的被访者表示需要阅读报纸；其次是图书，阅读图书的人群比例为69.3%；再次是阅读杂志，所占比例为57.2%。

总体而言，被调查者的这一阅读需求结构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

国家规定，农家书屋的出版物一般由政府统一配备，每个书屋图书一般不少于1500册，品种不少于500种（含必备书目）；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并具备满足出版物陈列、借阅、管理的基本条件。

而事实上，调查组所访问的所有农家书屋，其报纸和杂志种类基本为零。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北川县调查人们愿意经常接触的读物选项中，愿意接触报纸的人群最多，然而凡调查组走访过的农家书屋里，却几乎看不到配有报纸。

这与茂县调查点情况相似，说明人们对新闻类信息有越来越高的需求，仅仅靠电视或广播一次性快速播报信息的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深度参与社会实践的阅读诉求。

关于阅读人群的男女比例，笔者发现，女性占阅读人群的51%；男性占阅读人群
的49%。

由此可见，北川县羌民族妇女的阅读行为比较主动积极。

这不仅说明，
她们在家庭和社区里有基本平等的地位，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呈现其作为读者的市场需求。

因此，农家书屋在出版物品种设置上要务实地考虑该地区妇女的阅读喜好、阅读动机，以增强农家书屋的实用功能。

（二）读物来源
为了统计出被调查者的阅读行为中通过农家书屋途径获取读物所占的比例，调查组用图2中的7个选项了解到，选择“自己购买”和“向亲戚朋友借阅”以及“通
过学校或单位图书馆”3条路经获取读物的共占83.1%，而通过农家书屋满足其阅读需求的仅有7.6%。

也就是说，农家书屋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传播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见图2）
（三）阅读动机
读者的阅读动机决定了他们对图书的选择和喜好，为了掌握相关数据，我们将研究对象分为农家书屋读者群和非农家书屋读者群两大类，并让他们面对相同的8个
选项，由此观察两类样本在阅读动机方面的差异性。

（见图3）
我们看到，被调查者不论是否通过农家书屋满足其阅读需求，他们在“了解信息、开拓眼界”选项上态度非常一致，说明读者对出版物的窗口作用是有共识的。

此外，在“消遣娱乐”和“帮助脱贫致富”两个选项上，农家书屋读者的比例也明显高出非农家书屋读者的比例。

但在其他几个反映读者个性化阅读选项上，非农家书屋的读者比例又大大高于农家书屋读者的比例。

（四）阅读喜好
同时，我们还发现两类读者群的阅读喜好在休闲娱乐、文学艺术类书籍的选项上态度趋同偏高。

但在其他选项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见图4）
从图4两条折线的趋势来看，农家书屋读者较非农家书屋读者更喜爱生活技巧类、政策法律和历史人物传记类书籍，而对健康卫生与保健、计算机与外语类书籍的喜好度则低于非农家书屋读者。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两类读者群对农林生产实用类书籍的喜好均表现为平淡。

这与地震后的北川县正面临行政区域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

而且，地震前就已经启动，地震后更加快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使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对农耕时代所给予他们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转而对城市生活的非正式关注。

这一时期的“这一群体”心理和行为都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特别需要出版业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与智慧工具。

因此，“这一群体”身边的农家书屋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意义。

四、问题与思考
在北川县的调研过程中，让我们震撼和思考的问题很多，但纠缠我们的问题症结，仍然是农家书屋的建设地位问题。

农家书屋工程是国家从2007年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项浩大工程，旨在解决农民“买书难、读书难、借书难、用书难”问题，培养农民读书兴趣，激发农民通过
读书来了解科学致富的途径，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通过读书使农村居民及时接受新事物、吸收新知识、利用新信息建设新农村。

农家书屋是深入到居民中的信息传播窗口，不论是海拔2600米以上的高山农区，河谷农区、还是城镇，只要有社区的地方，农家书屋都能够被建在那里。

因为较其他的信息传播路径而言，农家书屋对当地民众的信息传播渗透度应该是最持久的。

总的来说，从目前北川县的情况看，农家书屋的建置及功能发挥并不乐观。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村民表示根本不知道有农家书屋，而且，大多农家书屋虽然可以做到每日全天开放，但读者不多，管理较混乱，使得农家书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阅读的“四难”问题。

笔者认为，在北川新县城规模宏大的建设进程中，在新北川县政府进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大调整的统筹规划中，甚至在已确定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新建蓝图上，应该确认农家书屋建设的重要地位。

因为，作为一种有巨大（有时可能表现为潜在）影响力和覆盖广度的草根符号，农家书屋对转型时期的西部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注释：
[1]资料来源：北川羌族自治县统计局《关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