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代表性的国学著作，以文言语体写就。

既往研究多从内容角度切入，而陈平原独出机杼，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产生了独到的成果。

借由述学文体，陈平原的核心关切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而所谓“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1]。

可以见出，其研究视角是宏观、微观相结合，既有细部的聚焦，也有宏大的关怀，然其核心还是从文章学、文体学的角度去理解学术著作或学术文章。

《国故论衡》广博深邃，本文则聚焦于其中的《文学总略》。

《文学总略》为《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之首，试图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之“文”的问题。

同时，《文学总略》又是对1906年《文学论略》的修订，还可追溯至1902年的《文学说例》，对它们既有承继也有发展。

本文试图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对《文学总略》进行细部的透视，并引入“言说姿态”的角度形成互证。

另外，《国故论衡》有较多版本，最初刊行于1910年，“先校本”面世于1913年，1919年又有“校订本”，校订本对先校本有所增删。

本文以“校订本”为底本进行讨论，兼及“先校本”。

一、“以文字为准”：《文学总略》对“文”的建构和论证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赞扬《国故论衡》各章“皆有
文学的意味，是古文书里上品的文章”[2]。

《国故论衡》的各章原是独立撰写，最后才编订成整一的著作，这使得我们聚焦于单篇文章的研究路径有了可能。

我们关注的是章氏在述学文中如何提出观点、组织论述、驳斥论敌，如何编织引文和材料等。

在此拟先以此类问题意识为统摄，梳理全文。

章太炎所谓“文学”，与当时通行的文学概念并不相同。

按其所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即谓之“文”；讨论文的“法式”，才称为“文学”[3]。

当时通行的文学概念已受到西学影响，“至20世纪初，西方的文学‘三分法’已渐为国人所接受”，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强大的散文传统和繁盛的现代散文创作，现代文学理论逐渐修正了西方‘三分法’，增加散文一类而形成‘四分法’”
[4]。

在章太炎写作《文学总略》时，通行的“文学”概念是指诗歌、小说和戏剧/戏曲，这实际上是一个文类概念；而章氏的“文学”概念则有“元文学”的意味，对“文”之“法式”的研究才可称“文学”，“学”在此恢复了其作为研究、学问之义。

有学者将章氏的这种观点概括为“大文学观”，但使用“文学”这一表述有两点不妥：其一，章氏的“文学”与通行的“文学”存在层次上的错位；其二，使用“文学”这一表述难免意味着将某一种狭义的“文学”作为先验图式摆设在前，章氏所进行的工作无非是对此的修订，但章氏最终呈现的“文”又和通行意义上的“文学”相距甚远。

基于此，我认为直接用章氏的“文论”这一表述更好。

《文学总略》开篇进行的是定名工作，这一段在论述美感方面是
全文最精彩的。

章氏先结合《说文解字》《论语》《诗经》等分别解释“文”“章”“彣”“彰”“文章”“彣彰”等字词的内涵；并在这种引经据典的解释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对称—推进”结构，每个论述对象两两自成一组，又逐渐推进，最后呈现全貌。

这既是论述逻辑的需要、条理的限定，也是艺术的生成。

随后，章氏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5]这揭示了“文”的双重内涵——文字和文章，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标准。

在定名之后，章太炎开启了一种历史性论述，欲自古及今对自家观点进行论证，也对不同观点进行辨析和反驳。

首先，论述魏晋之前，文笔非殊。

章氏先大段引用《论衡·超奇》，然后证明了“文与笔非异途”[6]。

这一段的写作总体呈现“例证—结论”的结构方式，但亦有自己的发挥，即表达了对纯文学观和桐城派的不满。

其次，论述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

到了这一部分，则一改上文材料、结论界限分明的论说结构，转为一边征引一边辨析。

《文心雕龙》虽以有韵、无韵区分文与笔，但章太炎指出其只是“存时论”，而非“以此为经界”；再论《文选》，认为其虽自成一家，但并非“不易之定论”。

《文选》不选经、史、子，自有其说法，但章氏充分利用了引文之间的对话性和矛盾性，用《抱朴子·百家篇》“忽子论深美之言”[7]之语来批评《文选》标准的确定性；同时，还进一步证明了《文选》并不是按照文笔之别来选文的。

通过这层论述，章氏一方面有效地解构了视文笔为两个异质性内容的观念，将所谓“文”“笔”统一纳入自己“文”的概念中，另一方面再次强调了经、史、子亦皆
可纳入“文”的概念中。

再次，章太炎又开始论述阮元。

阮元是道光年间的学者，他为了对抗桐城派，“不惜曲解孔子的‘文言’和刘勰的‘文笔’论”[8]，其意在排斥散文，尊骈文为正宗。

具体言之，阮元认为文以偶俪为主，认为一切古文是“笔”而非“文”；章氏则认为，是否使用骈体与文章的性质、功能等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值得注意的是，校订本与先校本在此处存在较大区别，前者比后者增加了一段论述。

除了补充具体例证外，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即章氏在“人—自然”与文章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自然的角度来解释文章。

他使用了切近的比喻，单论偶俪之辞则曰，“人有陪贰，物有匹耦”，“人情不能无然，故辞语应以为俪”；总结二论则曰，“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9]。

从先校本到校订本，是章氏有意的增加。

章氏此论不但是从自然到文章的类比，还是历史性追溯，似乎想要追溯“文”的普遍特质的深层原因或基础，将文的“自然”归因于天地的“自然”。

从更大的范围看，章氏的小学论述也常欲还原词与物之间的原始关联，而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可能既受惠于传统，又启迪于西学。

这里仅提出问题，留待本文第三部分进行详述。

接着，章太炎在批驳文辞异职论后，开始批驳学说和文辞的分立。

如果说此前章氏对话的主要是历史观点，那么由此则进入了同时代的视域。

这主要是针对发源于德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观念，即区分知识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力量的文学（Literature of power）。

谢无量和朱自清等学者均援引过德昆西的相关论述，并
且随着相关学者的推介，这种区分逐渐形成了一种通行观点，将文学和学说分开，也即章氏所谓“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

此处的“文辞”应指来自西方的狭义的文学概念。

如前所述，章氏独特的文论将各类文体皆统摄于“文”之名下，更在此提出了“成句读文”和“不成句读文”的区分。

其中，“成句读文”又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

章氏试图以不成句读文来推翻学说和文辞的区分，因为不成句读文“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故而废止此划分。

但细细推敲，不成句读文本来便既不属于文辞也不属于学说，章氏实则是将自己“文”的概念对标德昆西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最终只能证明这两个概念的不相符而已。

因此章氏的论证逻辑是有问题的，引入他自己的范畴并未从内部解决相关划分问题，而只是悬置了这个问题。

但之后的论述则触及了问题的内部逻辑，因为章太炎是从狭义文学的层面来讨论的。

章氏从三个角度来讨论。

首先是史传，史传中除了记录典章的，还有记载历史事件的，章氏认为这部分中不乏“有感”之作。

实际上早有学者将中国的抒情传统追溯到史传这里，章氏的观点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用当下的视角看，章氏是以“有感”为抓手，解构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明晰界限，而这恰是中国传统知识生产的特征。

新历史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洞见也呼应了这种特征，只不过新历史主义是从本体论上进行的总体讨论。

其次是议论，章氏言《过秦论》“感人顾深挚”，中国古代议论文中的确不乏饱含深情之作，如欧阳修的《伶官传序》等，它们实现了思想性和情感性的统一。

再次是明
确属于文学范围的赋，赋属于文学，这在当下的古代文学史中亦是确论。

大赋“奥博翔实”，有很强的学问性，但情感性的确不高。

章氏从赋出发，在狭义的文学内部解构了“文辞以增人感”的观点。

纵观以上三个方面，史传和议论的确可以纳入“学说”的范围，赋又属“文辞”，这样就从内部消解了“学说”和“文辞”的鲜明界限和划分标准。

但章氏是否完全摈弃了这一标准呢？也不尽然。

他明言“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

审察之则不当”[10]，这意味着他仍部分地认可这一区分标准。

至此，章太炎完成了对上述各家观点的辩难，其核心用意是将各家排斥于“文”“文辞”之外的文体，最终纳入自家“文”的概念中。

此后，他开始连贯性地讨论“文学之本柢”，这里展现了章氏深厚的小学功底和佛学知识。

章氏主要从言语和文字相区别的角度，论述“文”与文字的根本关联性，并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章氏认为，讨论文学首先“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并确立了无句读文的合法性。

这里显示了对《文学论略》的承继，章氏在《文学论略》中以日本文论为鹄的，展现了对纯文学观和“美文”的批评：“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

或取其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绠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

”[11]章氏在此欲彰显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的特质。

其次，不应强调文气文德，“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

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

”[12]这里从起源论的角度，表达
了章氏对文学之“诚”的诉求。

最后一段承上启下，既以史实论证“集”与狭义文学、文辞的不相对应，再次批评了此前所论的阮元等对“文”的误解；又开启了之后的“文学六篇”，即对有句读文，“略道其原流利病”[13]。

至此，章太炎借由“以文字为准”规定了“文”的体系结构、判断标准、主体诉求等，完成了对“文”的总览和建构。

二、质实与韵味：融贯学问的文体风格
上述既按照章太炎本来的思路，又以问题意识为统摄，完成了对《文学总略》的梳理。

以下便可探析其整体结构。

总体而言，《文学总略》的结构比较规整：先提出主要论点，又逐次批驳历史、同时代的观点，再提出自家所谓“文学之本柢”，再度呼应了主要论点，最后引出此后系列文章。

胡适曾夸赞章太炎，“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14]，虽然胡适的称赞与他自身对结构的“偏执”有关，但这的确揭示出章氏著作的特点。

胡适所谓“结构”，是就全书体例来看的，是使“著作”区别于一般“结集”之所在。

但其实，“精心结构”具有双重内涵，既可以指著作，也可以指文章本身。

对于《文学总略》，这两个内涵都有体现：在著作层面，《文学总略》作为中卷“文学七篇”之首，不但立论根本观点，更在结尾处引出其后诸篇，“精心结构”可见一斑；同时，作为文章，如上所述也的确是“精心结构”。

我们进而关注《文学总略》内部的格式体例。

文章开篇论及魏晋之前文笔非殊，与后文论及其他，在风格、结构、引用等方面存在明
显不同，似乎使得文章呈现两种体例：一种是融贯式，一种是断裂式。

其区别又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自家论述和别家论述的关系来看，前者以自家论述为主，将各家观点、各种材料融贯于自己的写作艺术，由主体加以组织成一整体；后者以别家论述为重，自家论述只是作为评注。

第二，就段落结构来看，前者是自家论述和各家观点、各种材料相互糅合、掺杂；后者则是先引别家论述，再由自己进行总结概括。

第三，就引用形式来看，前者的引用是简短的且来源丰富，后者则是长段的、集中的。

总而论之，这两种体例在《文学总略》中的确是并存的，但两者之间并不均衡，以融贯式为主，断裂式仅集中出现了一次。

我们还可关注文章的引用问题。

就与全文的关系看，引文是一种特殊的副文本。

陈平原指出，“如何在自家著述中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言语”[15]，有其特定的难度。

陈平原区分了“直引”和“暗引”，所谓“暗引”，就是间接引用或化用。

普遍来看，直引和暗引可以描摹出引用者的学术态度是否严谨科学、述学艺术是否自如精熟等面貌。

这里想先进行一个细部的探析。

《文学总略》首段讨论“文章”，将直引、暗引完全融为一体，几乎像是自家言说。

全集本载：“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

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

”[16]程千帆《文论十笺》的句读标点也基本与此一致。

这两句皆有其来自，前一句出自《史记·礼书》，后一句出自《礼记·乐记》。

《礼书》的原文是：“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
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乐记》的原文是“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由于章氏不是直引原文，故这两处均算暗引。

但实际上问题要更为复杂，我们重点看第一处。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章太炎回避了原文的“下及黎庶”，这恰是一个文本的症候。

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症候阅读法提示我们关注作者“没说什么”，原文本和新文本之间的损益，也指向写作主体的用心。

虽然章太炎的平等思想有异于西方主流的平等观念，但从《齐物论释》等著作中依然可以看出其对平等的诉求。

这种平等诉求还表现在，章氏不为“公私”框架所束缚，重视民间作者著作，强调“学在民间”。

《国故论衡》中卷《原经》载，“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17]，只要依法式则不论公私一概将其视为“经”。

回到语境，虽然《文学总略》对《礼书》的引用是为了呈现历史真实，但作者有意回避了对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等级划分（上—下），而将其理解为层次上的不同，将等级关系理解为并列关系。

对上述引用的细部分析，是想从引用的性质、损益、安置等角度揭示出章太炎如何处理引语和自家论述的关系。

章氏在此处将直引和暗引完全熔铸一炉，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调用古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直引），二是在调用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语言的删改（暗引），并幽微、隐晦地体现自家立场。

并且，考虑到和全集本和程本都没有引号标记，可以看出两位注者皆将其视为自家言说，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章氏引文的融贯性。

但《文学总略》主要引用的是中国古语，而没有引用西语。

其以文言语体写就，与中国古代文言天然具有亲和性，而关注章太炎如何处理西人言说，有助于窥其述学文之全貌。

在此可参考《文学说例》，此文亦能择西人言语之精要，加以表达。

如论西方文学史，“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熟，次及柹实。

故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18]。

章氏此论直接受惠于日本学者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但章氏这里既有典型的西方概念，如“史诗”，又有中国的本土概念，如“戏曲”，并以文言独特的节奏感为其铺垫，有比兴之形，可以说较好地化用了西人言语，使之与全文风格协调一致，而没有突兀、断裂之感。

综合以上对文章结构、体例、引用等的论述，可以窥探章氏述学文的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是兼有质实和韵味。

述学文以探讨学理为主，章氏的述学文亦如此，总体而言以质实为风格。

这与其自身的审美追求有关：章氏“文章渐变”之后，写作《文学论略》，其中认为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其“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
[19]，这也是章氏述学文本身的追求。

《国故论衡》中卷《论式》谈及表达观点难在“持理”，“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

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

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20]，精进学问是提升述学文的根本途径。

但由于章氏充分调用自己在小学、佛学、文学等方面的修养，又极大提升了其述学文的质地，使其表达不趋干涩，在平实中浸透了文化韵味和学识体悟。

其二是将各种材料与自家论述有机结合，使之融贯成一整体。

虽然章太炎的述学文援引诸多异质性思想，其文章仍以融贯式体例为主，将各家论述巧妙合理地安排、编织、融汇入自家文章。

如果说引文丰富只不过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初级阶段，那么这种熔铸一炉的效果则已经达至互文性的堂奥。

三、大主体性与审美追怀：章太炎的言说姿态
上述讨论了《文学总略》的文体特征，而文章的形式层面又与作者的主体层面相关，对“文体”的研究能够通达至“主体”维度。

为了推进对《文学总略》的讨论，这里想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言说姿态”[21]。

所谓言说姿态，首先是将文章作为写作者的一种言说来看待，言说是对主体内在的言说，而内在的状态影响着言说的内容和方式，后者又具体包括节奏、曲折、空缺等。

言说姿态不局限于形式层面，也关涉言说的内容，形式虽然是内容的抽象，但无法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言说姿态研究更关注内容是怎样被言说的。

它指向言说主体，因此特别适合用以考察主体的心态、立场等因素。

同时，言说姿态和文体存在交叉，当主体同一时，文体本身就是一种言说的固化和姿态。

两种研究完全可以相互助益。

前文已概括《文学总略》的结构，其实结构也是一种更宏观的言说姿态，一种主体因素的展现，结构的精巧和规整是写作主体思路清晰乃至强势的证明，是主体理性构架写作客体的结果。

《文学总略》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言说的结果。

同时，《文学总略》中间部分皆以批驳为主，驳斥可以有不同的
文本表现，但章氏的驳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首先，在句式上多用反问句。

如论“文章”和“彣彰”之别时，章氏有“此宁可书作‘彣彰’耶”之语。

再如，论阮元对“文”的曲解，追问道，“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

最后，论赋不能增人感，问曰“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反问是对主体所信真理的确证和强化，一般比直陈更有力量。

章氏大量使用反问，源于对自家观点的极度自信，同时也带有对论敌的轻视。

其次，在词语选用上多用情感色彩强烈的词语。

一方面，章氏多用形容词、副词进行渲染，如论述当时的纯文学观为“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沾沾”是自矜、自得之态，带有讽刺意味；驳斥文辞异职论时，言“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这里的程度词“大惑”也有贬低之意。

另一方面，章氏所用动词也能准确表达出自身的价值判断，以一字蕴寓褒贬，如评判文德之论，言“杨遵彦依用之，章学诚窃焉”[22]，“窃”表明了对章学诚的轻蔑态度。

章氏驳斥论敌观点时的这两方面特点，似乎表明自家观点不容置喙，“把话说绝说尽”[23]；但章氏也有犯错之时，如对甲骨文的不信任等等。

陈平原在评述章太炎的错谬时指出，“此类明显的过失，固然与其高傲的个性、峻急的文风，还有喜欢语出惊人的表达习惯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其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24]。

这一分析切中肯綮，但在细部逻辑上仍有商榷的余地。

表达习惯和文风作为形式，最终还是指向主体因素，指向章氏高傲的个性、绝对的自信、特
立的品格，可以将章氏的这些内在特点概括为一种“大主体性”。

章太炎的这种大主体性有三个重要属性：一是现代性，二是民族性，三是历史性。

首先是现代性。

陈平原指出，晚清以降，述学文的自我更新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新学人士“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二是章太炎等人“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而后者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25]。

陈平原对第二条途径的揭示极具洞见，“现代书面语”不仅指白话，也包括具有现代性的文言，或者说，用现代精神、理念、思维去驾驭文言，本身就自然能导致文言文体的更新。

章太炎的述学文，本身是一种现代性产物。

这意味着章氏不是单纯拘泥于传统学问，而是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梳理、比照传统学问，这一方面表现在章氏使中国传统文论形成了与现代文论、西方文论、日本文论等的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显示于章氏的一种杂糅古今中西的思维方式。

《文学总略》对字词的原始意义的追寻，既以小学为根底，又明显受惠于西方学术的方法，章氏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影响深远，1902年称斯宾塞“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而章氏亦在自己之后的著作中“利用他文字音韵学的深厚基础，用这一方法既广泛而又贴切，明显是在步斯宾塞尔的后尘”[26]。

如上文已提及的，章氏在《文学总略》中论是否使用偶俪之辞时以“人—自然”为类比，这种论证既受惠于中国传统的“天文—人文”的关联性，又合于西方进化论之相关学说。

钱穆在评述《国故论衡》时认为，“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27]，这一
方面是对其现代性的体认，一方面又开启了下述另一维度，即民族性。

这第二属性即是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在中外对比中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

章太炎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揭示了当时中国学者的“偏心”，其一就是“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无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28]。

章氏对当时一味崇洋的现象深怀不满，力图发掘本国学说的价值。

以此观之，章氏在《文学总略》中进行的工作，极大地彰显了中国传统学术生产的特色。

章太炎的建构行至中国文论乃至中国文化的根基，即汉字。

章氏将“文”的最终标准和规范落脚于文字，“以文字为准”是使其“文”的概念具有融贯性的根本保证。

在此可以《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为参照，上卷后两篇为“二论”，《理惑论》侧重出土文字，《正言论》一则反对文言合一，二则坚定捍卫汉字。

章氏在文末发出呼召，“犹愿二三知德君子，考合旧文，索寻古语，庶使夏声不坠，万民以察，芳泽所被，不亦远乎”[29]。

对汉字的研究和保卫在国家、民族层面有彰显华风、巩固共同体的重大意义，这是章氏坚持汉字形体、重构汉字文脉的重要原因。

以西方文论为镜，其各流派在探索何为“文学”时最多追溯至语言层面，如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而不会追溯到文字层面。

这显示了西方学术的语音中心主义，难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解构语音中心主义时要以汉字为抓手。

陈雪虎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对“文学七篇”进行过研究，最终认为“《国故论衡》就是集体记忆模式的核心文本，它力图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