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方言名词重叠的类型_表义及成因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汉语言文字・成都方言名词重叠的类型、表义及成因
谢群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成都方言中有许多由单音节的词或语素重叠(reduplication)形成的名词。

这些重叠形式可以分为: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两种类型。

两者性质不同,构词重叠属于词汇学的范畴,构形重叠属于语法学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对于重叠式的表义功能,我们认为“小称或专指”是“少量”义。

此外,本文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对构词重叠加以解释。

认知中的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两种机制在构词重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成都方言;重叠;构词;构形;表义;成因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6)03—94—03
收稿日期:2006—04—21
作者简介:谢群霞(1978—),上海师范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梁德曼先生(1987)曾对成都方言的名词重叠做过研究。

他把名词重叠分为三类:一、单音名词或非重叠名词往往是统称或泛称,单音名词的重叠式通常是小称或专指。

如:虫虫儿,杯杯儿等。

二、有些重叠式名词往往是由单字所表示的词义引申而来,但与单字所表示的词义有很大的差别。

并根据单字的不同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再分三小类。

依次举例如下:眼眼儿(小洞)、吹吹儿(哨子)、瓜瓜(傻里傻气的人)。

三、重叠后的名词不是小称也不是儿童语,构成这类重叠式的名词词素不单说。

如:盒盒(盒子),祖祖(曾祖)等。

我们认为:梁先生对成都方言名词重叠的研究很有价值,归纳出了跨词性的重叠式名词类型。

但是,随着名词重叠研究的深入,对成都方言名词重叠的认识也不应该局限于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成都方言名词重叠的类型,表义功能和构词重叠的成因的研究,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深刻。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用A表示单音节的语素或词,AA表示重叠形式的名词。

一　两种类型的重叠
(一)构形重叠　构形重叠的AA式只是基式A的词形变化,变化前后的词义基本相同,词性不变。

重叠式与基式之间的对立表现在语法意义上,基式表示该类事物的统称或泛称,重叠式表示“小称”。

该类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小类:
1、A为单音节名词,重叠式AA仍是名词,基式表示该类事物的统称或泛称,重叠式表示“小称”。

如:虫—虫虫,汤—汤汤,腿—腿腿,草—草草,坑—坑坑,毛—毛毛,芽—芽芽,洞—洞洞,瓢—瓢瓢,线—线线,葱———葱葱,碗—碗碗,沟—
沟沟(指小溪),壳—壳壳,根—根根。

2、A为名词性语素,重叠后形成AA式名词。

重叠式AA 和由同一语素构成的非重叠形式(主要是附加式或偏正式合成词)对立,它们之间不是同义关系,而是“统称”与“小称”的关系。

如:杯子—杯杯,笼子—笼笼,样子—样样,盘子—盘盘,叉子—叉叉,带子—带带,瓶子—瓶瓶,篮子—篮篮,柜子—柜柜,盖子—盖盖,箱子—箱箱,架子—架架,凳子—凳凳,垫子—垫垫,牌子———牌牌,叉子—叉叉,空位—空空,缝隙—缝缝,木板—板板,竹竿—竿竿,簸箕—簸簸,表皮—皮皮。

在成都方言中,以上两类构形重叠都能加上“儿”构成儿化。

但“儿”字的有无不影响重叠式词义的表达。

(二)构词重叠　划分构词重叠的主要依据是AA式重叠名词与A所指不同。

但是它们之间在意义上有联系:AA式重叠名词要么在A的基础上,意义发生转移(trans fer of mean2 ing),构成新的名词;要么,A由非名词性的词语或语素重叠后变成重叠式名词,词性的转化(conversion)引发词义的变化,从而构成不同的词语。

该类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小类:
1、由单音节名词或名素重叠成AA式名词,虽然重叠前后的词性不变,但意义发生变化,在词义转移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词语。

如:“眼”指眼睛—“眼眼”指小洞或小孔,“面”指面粉或面条—“面面”指细小的粉末,“路”指道路—“路路”指条状的印迹,“脚”是人的身体部分—“脚脚”指剩余的少量残余物或液体的沉渣,“子”指种子—“子子”是呈小颗粒状的东西,如包谷子子,以及脸上长的痤疮、皮肤上的小疙瘩等,“嘴”口的通称—“嘴嘴儿”指器皿的小的出口,如茶壶嘴嘴
49
儿,烟杆嘴嘴儿等,头—“头头”指东西的根部或最底端的部分,颠—“颠颠”指东西的末梢。

这类重叠式与基式在词性上虽同为名词,且有形似的特点,但都不足以证明两者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

所指的不同,是把它们分成不同的词语的重要原因。

2、A是单音节的动词语素,重叠后形成AA式名词。

单音节的动词语素与双音节的名词之间往往存在着事理关系,动词语素代表着与动作有关的行为,重叠式名词则是与这种动作行为有关的名词,多为动作凭借的工具,作用的对象或结果。

例如:封—“封封儿”指红包,钉—“钉钉儿”指钉子,别—“别别”指“别在门窗上的门闩”,绞—“绞绞”指线状纠结物,戳—“戳戳”指图章,吹—“吹吹儿”指口哨,背bēi—“背背”bēibēi把婴幼儿背在背上的布袋,飞—“飞飞儿”小纸条,抽—“抽抽”指抽屉,滚—“滚滚儿”指车轮,扫—“扫扫”指小扫帚,箍—“箍箍”指稳固物体外形的东西,多用铁丝或竹篾编成的小圆圈,奏—“奏奏”指塑料塞子,如瓶子奏奏,挑—“挑挑”指担子,处(音)—“处处”指点豆子或麦子的一种工具,扣—“扣扣”指衣服上扣纽扣的小洞,套—“套套”,刷—“刷刷”,捆—“捆捆”,提—“提提”一般指篮子的提手。

用表动作行为的单音节动词语素重叠表示与动作相应的名词,比重新创造一个新名词更省力。

由于动词与名词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在相同的语素基础上创造不同词性的词语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些都是语言经济性的表现。

同时也有力地论证了名词与动词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名词表指称,动词表陈述。

3、A是单音节的形容词语素,重叠后形成AA式名词。

形容词语素与重叠后的名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

形容词语素表示的是事物的性质,重叠式名词表示的是与该性质有关的事物。

它们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

例如:尖—“尖尖”指事物尖利的部分,白—“白白”指蛋清,黄—“黄黄”指蛋黄,圆—“圆圆”指手指头上的圆圈指纹,拜bāi—拜拜指瘸子,瓜—“瓜瓜”指傻里傻气的人,光—“光光”指光头,憨—“憨憨”指呆傻的人,恍—“恍恍”指粗心大意的人或靠不住的人
由形容词语素重叠后形成的名词与普通名词相比更能突出其形象性,它们除了指出事物的名称外,还把事物的属性也渗透到概念里。

如“白白”是与蛋黄相对应的,也称为“蛋清”,煮熟时,颜色是白色的,因此又有“蛋白白”之名。

跟“呆子”、“白痴”相比“憨憨”把呆傻的人的形象也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形象性与生动性是这类重叠式名词所特有的表达效果。

4、成都方言中的韵母除自成音节的[?r]以外,全都可以儿化。

AA式重叠名词也能加上“儿”构成儿化。

笔者认为儿
化现象在AA式重叠名词中的表现应该有两种:一是可有可无“儿”的情况,儿化的有无不起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这种儿化没有构词和构形的能力。

另外还有少数名词习惯上只能说“AA儿”,从构词的角度说,“AA+儿”是不能分离的,不许有“AA”之类的说法或单独的AA表达的是其他语法意义。

如“人人”表达的是“每人”的意思。

我们要讨论的是具有构词性质的“AA+儿”重叠式名词。

“AA+儿”重叠式名词中,AA与“儿”共同组成一个词语,表达一种意思,多指一类有形的事物。

如:“刀刀儿”专指小刀,“人人儿”专指画或制作的小人,“椅椅儿”专指婴幼儿坐的小椅子,“轿轿儿”专指婴儿的小推车,“马马儿”专指画的或制作的小马,“牛牛儿”指陀螺,“奶奶(阴平)儿”指男子的阴部,“头头儿”指带头的人,“夹夹儿”是背心。

“AA+儿”与相应的AA式名词之间是不同性质的表达。

“AA儿”一般都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或专指A事物中的一小类事物,是A 的下位概念,或是不同于A的事物。

“AA”与“儿”是不可分离的。

同时“AA儿”又含有细小、可爱、亲切之意,口语的色彩很浓。

“刀刀儿”专指小刀,含有“小”的意思,是“刀”的下位概念,不能用“刀刀”来表示小刀的意思;“人人儿”、“马马儿”,是专指画的或制作的小人或小马。

这些事物本身含有“小”的意思,加上“儿”以后就添加了“可爱”之意。

但是“刀刀”、“人人”、“马马”等除了用在儿童语中,它们还表达语法意,有“逐一”的意思,与“AA儿”所表达的词汇意义是不同的,这里不作讨论。

此外“头头儿”是表示一类人,不具有量的特点,没有大小之分。

它与“头头”的所指也是不同的。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奶奶(nāi)”与“奶奶儿”,“头头”与“头头儿”的区别:同组词的读音相同,区别只是后者儿化,前者不儿化。

“奶奶”指母亲的乳房或母乳,“奶奶儿”则指男子的阴部。

“头头”是事物的根部或最底端的部分,“头头儿”则指带头的人。

由此可见:同样是重叠形式,“儿”字的有无,起着区别词义的作用,“AA+儿”具有构词能力。

二　成都方言重叠式名词的表义功能
历来,对名词重叠的表义功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名词重叠表示“多量”,包括遍指与统指,泛化与转化。

他们的结论可以概括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名词重叠只表“多量”,没有“少量”。

我们认为成都方言中,名词的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从表义功能上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表“少量”义。

构形重叠是从形态变化的角度说的,每一种形态变化都表达一种语法意义。

名词的构形重叠表示“少量”的语法意义。

构词重叠是从词汇学的角度说的,相同的构词方式表示有相同的词汇意义的一类聚合。

如“X家”:作家、画家、歌唱家、音乐家等表示一类人。

名词重叠的词汇义是表示“少量”。

虽然名词的构形重叠与构词重叠是不同性质的重叠,但它们却
59
有着相同的表义功能,因此我们在讨论名词重叠的表义功能时,对这两种重叠形式一并讨论。

成都方言名词重叠中,一部分由单音节形素重叠而成的,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属人名词,它们在表义功能方面是别类的作用,不具备从体积上量化的特点,因而没有大与小的指称功能。

如:“光光”,“憨憨”,“瓜瓜”,“头头儿”等,都是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一类人,他们没有大小之分的区别。

除此之外,在表义功能上,成都方言名词重叠可以概括“少量”。

“少量”包括“小”和“专指”。

因为大部分重叠名词都是有形的,因而我们可以从形体上量化它们,它们就有大小之分了。

在这些事物中,表示“小”是无标记的,即AA式重叠名词都有表示“少量”的功能。

有时为了突出“少量”还会在重叠式前面加上“小”字修饰。

同时,人们说AA式重叠名词时,往往带有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比单说A更有主观倾向性。

如:洞和洞洞,眼和眼眼等,单说A是比较客观地叙述一类事物,没有突出大小的区别;“洞”,“眼”都可大可小,但是“洞洞”,“眼眼”都有“小”的含义。

人的主观感觉是:重叠式在量上倾向“小”。

如:有人说:“我让你拿个杯子来,你怎么拿个杯杯儿来?”。

很显然这个人认为“杯杯儿”比“杯子”小了。

有的事物本身就是表示形状小的事物,如:草,虫,洞,钉子,红包,哨子,纸片等,重叠后的“草草”,“虫虫”,“眼眼”,“钉钉”,“封封儿”,“吹吹儿”,“飞飞儿”等多表示细小、喜爱之物。

这种区别有如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区别。

AA 式重叠名词往往还附着了一般名词所没有的、说话人在话语中留下的自我印记。

如:“草草”的细小;口哨“吹吹儿”用来吹的;小纸条“飞飞儿”容易飞走;红包“封封儿”是别人事先装好的等等。

人的主观感受通过重叠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专指”是相对于“遍指”和“泛化”来说的。

“专指”是重叠式名词在范围上被限定了,相对于整体而言,只能是事物的一部分,在量上表现为“少量”。

通常还会在这类重叠式名词前面冠以类名,以分清事物和所指部分。

如“笔尖”,“刀尖”,“门缝”等,它们分别指事物整体当中的一部分:“笔尖”相对“笔”来说是“笔”的一部分,“刀尖”是“刀”一部分,“门缝”相对于敞开的门来说的,它们本身就表示“少量”。

相对应的重叠式“笔尖尖”,“刀尖尖”,“门缝缝”则在“笔尖”,“刀尖”,“门缝”的基础上,量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笔尖尖”,“刀尖尖”的范围可以小到一点,“门缝缝”的范围可以小到一条线。

类似的重叠名词还有“芽芽”,“头头”,“颠颠”等。

它们在形和量上都有“小”的含义。

因此我们认为“专指”都是表示“少量”的。

有的名词重叠还有表示杂乱或零碎的意思。

如“巾巾”,“脚脚”,“网网”等词。

虽然它们含有杂乱零碎之义,但是其
间也包含着“小”量。

“巾巾”,“网网”都是指破碎的小块乱布,“脚脚”也是指细小的残渣。

可见,在成都方言中的重叠式名词,除了表示属人的名词外,大部分重叠式名词都含有“少量”的意思,而且这种“少量”往往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

“少量”是成都方言中重叠式名词的基本的表义功能,褒贬色彩义或杂乱零碎义是附加功能义。

三　构词重叠形成成因
构词重叠产生的途径主要与人的认知心理有密切的联系,大部分靠隐喻、转喻和人的注意(attention)等方式使不同的事物或事物的不同侧面之间发生联系。

隐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转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注意强调事物的特征。

构词重叠的第一类,多为隐喻的方式。

隐喻的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image schema)。

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A与AA所表示的不同事物之间发生联系。

始发模型(source m odel)A与目的模型(target m odel)AA之间存在着相似性,第一类多表现为形状相似。

因此始发模型能映射到目的模型上。

如眼睛与小孔或小洞之间的相似处是小的圆形,眼睛作为始发模型映射到目的模型小孔或小洞上。

成都方言中,用“眼睛”的“眼”语素重叠“眼眼”来表示小孔或小洞。

又如“脚”与剩余的少量残余物或液体中的少量沉渣之间,它们的映射情况是这样的:脚是人体的最下面的部分,而剩余物或沉渣都是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是最后的或最下面的东西。

它们之间的映射关系与空间或时间的位置有关。

“路”是“一条一条”的,“痕迹”也是“一条一条”的。

那么,一条条的路与一条条的痕迹之间有相似的形状,因而能用“路路”来代替“痕迹”。

构词重叠中还有一些词语是在古语词的基础上重叠形成的新词。

基式A为古称,古称演变为重叠式,词义范围有所缩小,可以说是下位概念代替上位概念,个别代替整体。

这种重叠式产生的途径是转喻的方式,转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如“巾”古义为纺织物,“索”古义为大绳子,“盅”也是古代的一种容器,或酒杯。

而现代汉语中这些古词语已经不再单独使用,用古词语的重叠形式来代替现代汉语中相关的词语,只是重叠后附加了相关的意义。

如“巾巾”指破碎的旧布,“索索”一般指小的绳子,“盅盅”不再指酒杯,而指用来喝水的杯子。

这些例子都可以看作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示部分的词语替代了表示整体的词语,并通过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

构词重叠的第二、三类,用行为动作替代与行为动作相关的事物和用修饰事物性质的形容词替代被修饰的事物,这两类都与人的认知注意有关。

人们在观察(下转105页)
69
能,让步→转折,比较→结果,目的→行为等逻辑关系。

汉语在描述这些关系时,与箭头指示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英语往往是逆向的。

例如“汗流浃背”(先“汗流”后“浃背”),“玩物丧志”(“玩物”是因,“丧志”是果),“不进则退”(“不进”是条件,“则退”是结果)。

在句法方面也是如此。

有人形象地说,英语句子像孔雀,汉语句子像雄狮。

这是因为英语习惯把最重要的事物放在句首,先说出来,开门见山,一语破的。

然后把各种标志一条一条补述,一步一步交待,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形成一条头短尾长的线性链。

像头小尾大的雄孔雀。

而汉语则相反,其线性序列的展开好比画龙点睛。

先把外围的环境和衬托一一交待周到,最后点出话语的信息中心。

水到渠成,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形成雄狮头大尾小的句式。

例如:
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Here too I met with certain kinds of pres2 sure until I had to m ove again1(汉语意合原因从句处理成英语主句,汉语主句用until转换成时间从句,作了适当的调整。

) Te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case they are unfriendly to you1万一他们对你不好,要尽快告诉我们。

(英语in case连接的条件从句总是后置,但汉语中要前置)
U1S1A1has a very old-fashioned system of measurements, though it considers itself an advanced country1尽管美国认为自己是个先进的国家,但其度量衡制度仍是古老的。

(though引导的让步从句一般后置,although引导的可以前置,处理成汉语都要前置)
41重轻律　汉族人心理上的重轻律,实质上与时序律和空间大小律是一致的。

先发生的前置,后发生的后置;大的前置,小的后置;汉族人心理上认为是重要的,那就前置,认为次重要的,就放在次位,不重要的就放在后位。

汉语言在组词造句时也会受这条心理上的重轻律的影响。

“汉语的话题-说明机制,就是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上的:重要的事先说,先想到的先说。

”(潘文国1997)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的“这把刀我切肉用”这个句子的不同话题主语,充分说明决定话题的是说话人的心理,同样一句话的内容,随着说话人在不同的语境里心目中的重要性部分的转移而选取不同的话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句子成分出现并列状态时的重轻安排的两个例子。

例一: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两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 (“屠杀”和“压迫”相比,“屠杀”为重)Overthrow these enemies or be oppressed and slaughtered by them,either one or the other,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1(英译文次序作了颠倒oppressed and slaughtered)
例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救死扶伤”,“救死”为重)Heal the w ounded,rescue the dying,prac2 tice revolutionary humanitarianism1(英译文次序作了颠倒)不难看出,英语和汉语的重心在句中的位置有时是不一样的,写作与翻译的时候如果不进行调整,势必给表达造成很大的困难。

(未完待续)
(上接96页)
事物时,往往是把事物放在一个框架(frame)中进行观察的,框架中的特征便成了注意的焦点。

比如: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它的距离在发生变化,人们注意到的是引发距离变化的转动着的车轮。

滚动着的轮子就成了人们注意的焦点。

用滚动的特征“滚滚”便替代“车轮”。

又如在观察人的过程中,被观察者的特征,特性就成了观察者的注意焦点。

人们往往最容易记住这些特别的地方如“光头”、“呆傻”,于是用这些特征“光光”,“憨憨”等代替头是光的人和呆傻的人本身。

至于构词重叠第四类,我们还不能从隐喻、转喻和注意等认知的角度加以解释,仅用“习惯使然”这样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类“重叠+儿化”的构词方式,与儿化的韵律柔和、舒缓美感有关。

该类的形成成因有待进一步认识。

参考文献:
[1]范继淹《重庆方言名词的重叠和儿化》,《中国语文》1962年12月号。

[2]华玉明《名词重叠的表义类型及其语法差异》,《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梁德曼《成都方言名词的重叠式》,《方言》1987年第2期。

[4]李宇明,《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

[5]李国正,《四川话儿化词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

[6]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7]张谊生《现代汉语名词的AABB复叠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

[8]甄尚灵,《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 1951年,第1期
[9]张永言等,《简明古汉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吴吟,邵敬敏《试论名词重叠AABB式语法意义及其他》,《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

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