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

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
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

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

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

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

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

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

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

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

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

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

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

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
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

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
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
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
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
上。

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
介绍到中国。

（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
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
《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
《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
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

这些
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

（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

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

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
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
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

除了翻译日本文
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周氏兄弟的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

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

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

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

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

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

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

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

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

其他作家的翻译：
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

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
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

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

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

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

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

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

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

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

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

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

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

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

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

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

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

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

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

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

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

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

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

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

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

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

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

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

1994年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对他作品的研究，随之成了90年代的又一个热点。

作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等。

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都市文学”代表作家村上春树的精品集(林少华译)，共有《挪威的森林》、《青春的舞步》、《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五部小说。

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年代的夏目漱石”。

他的作品多以现代大都市青年男女为主人公，展示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独和冷漠，青年人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对纯真感情的真诚怀想。

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

村上春树的创作一反日本小说常见的细腻委婉、优美纤细，而是简洁、明快、幽默，可读性强。

这种风格显然打破了日本纯文学文坛的沉闷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