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的另类领导力

默克尔的另类领导力
德国大选结果将于9月22日揭晓，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和其姐妹组织基督教社会联盟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但其现在的执政搭档自由民主党获得的支持率一直在5%以下徘徊，要拿到议会入场券恐有风险。

基民盟也许会和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下称社民党）再次组成大联盟共同执政。

但不管哪个联盟最终主掌议会，安吉拉·默克尔都会是这场选举的最大赢家。

在政治领袖依靠口才获取选票的时代，这位曾经的物理学家反其道而行之，依靠务实的风格走上“国民母亲”的历史高位。

默克尔的公共形象浓缩了德国人的主要特质：务实、低调、不太幽默，这些标签在繁荣时期略显无趣，但在危机时期难能可贵。

默克尔的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在欧元区数次濒临悬崖的欧债危机中树立起来的，欧元区的命运看起来与德国希望欧盟走向哪里息息相关。

因此在进入2013年大选节奏之初，布鲁塞尔、欧洲各国首都，甚至世界都称其为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外界期待德国在欧盟事务乃至维持国际秩序方面做得更多。

但是，直到选战临近尾声，欧元区政策都没有成为大选讨论的主流议题。

在默克尔与最直接对手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唯一一次电视辩论之后，德国人的关注点居然是默克尔佩戴的那条德国国旗色（红、黄、黑）的项链。

候选人的舌战纠缠在最低工资和育儿津贴、提倡素食、对外国人征收高速公路费等琐碎的议题中。

对于厚望，默克尔一如既往不做回应，她明白多数德国人更珍视经济实力带来的安全感，而非随实力而来的责任。

然而，德国的领导力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德国以自身的经验强调进行市场环境、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其改革成果也颇具说服力。

无变革选举
大选前夕，柏林中央车站前，竖起了德国竞选史上最大的海报：宽70米、高20米，2150张支持者的照片组成了默克尔的经典手势——双手指尖对接摆在小腹前，形成一个菱形的图案。

在与车站大楼齐高的硕大广告牌上，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只写了一句话——“德国的未来尽在掌握”。

30年前默克尔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时，曾被戏称为她的伯乐前总理科尔的“小女孩”，到2005年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人们认为她不过是过渡人物，在任时间不会太长。

两届任期过去，环顾默克尔四周，能与其匹敌的政治家寥寥无几。

党内长老在其执政期间被一一边缘化，对手党派的明星人物亦暗淡无光。

此次竞选中社民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施泰因布吕克，一位口若悬河的经济学家，其支持率维持在30%左右，远落后于获得过半民众支持的默克尔。

默克尔称自己“不是即兴作决定的人”。

她不轻易发表意见，通常的做法是让其他政客充分讨论，当公众意见形成一致时，她才对占大多数的一方表示支持。

在处理国内事务时，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非常明显。

作为前环境部长，她曾因全球变暖而大力提倡核能，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她许诺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的核电反应堆。

她曾坚定反对全国最低工资制，但2013年最低工资被写进了基民盟的竞选纲领里面。

在这些案例中，默克尔不仅没因前后不一而遭到指责，反而成功争取到民意，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说我冷漠，这我绝对不能认同。

”默克尔在一次采访中辩解，自己只是不喜欢像有些人那样激烈地表达感情。

“有时我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但我是在集中精力思考问题。

”
这与她在东德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传记作者朗古特（Gerd Langguth）称，默克尔很小就懂得谨慎行事，不可逢人献出一片真心以及不轻易许诺。

2005年默克尔首次参选总理时，她向选民坦承困难的税收改革即将展开，其中包括增值税增收2%；此次选举中，她没有推出任何大动作，而用“恰当、适中”概括竞选纲领。

这让人想起1957年的德国大选。

康拉德·阿登纳当时提出的竞选宣言是“不会有实验”，这对处于“二战”后第一个经济繁荣期的德国民众产生了莫大吸引力。

“德国人现在同样没有改变的意愿。

”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政策研究员居罗特（Ulrike Guerot）对《财经》记者表示，“和邻国相比，德国人对眼下的经济情况基本满意。

”
德国失业率一路下降，预算收支平衡，政府债务正在减少，长期国债收益率位居全欧最低，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无可或缺的发动机。

不过，德国人依然认为国内经济存在隐忧。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杜林（Sebastian Dullien）指出，由于德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实施紧缩政策，刻意抑制工资增长，造成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老化。

同时德国过于依赖出口的模式也有待推敲，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欧洲内部投资意愿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迷。

但鉴于德国历史上长期战乱以及曾经历过两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德国人对稳定有着别国难以理解的迷恋。

“此次大选各个政党打的都是‘安全牌’，不会贸然谈改革。

”智库“开放欧洲”的德国主管沃尔格穆特（Michael Wohlgemuth）称。

“求稳”也延续到欧元区政策上。

在整个选战期间，备受外界关注的银行业联盟和欧元债券时间表等关系到欧元区下一步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主流话题。

默克尔对此也没有做出更多阐述，只承诺下一任期内一定不会“对民生、对经济界加之额外的负担”。

沃尔格穆特分析，在过去三年半的危机风波中，各个反对党派在每一轮救援措施出台前的议会投票中都给默克尔投了赞成票，这次大选自然不会提出新的欧盟政策；最大的竞争对手社民党的竞选政纲与基民盟只有一些细节操作上的差别。

沃尔格穆特认为，自1949年以来，无论哪个党执政，德国的欧盟政策都保持了一贯性。

默克尔对南欧国家实施严苛的援助政策，一方面可以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国内民意，表示自己不是无条件救助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

不情愿的巨人默克尔八年执政期间民望一路走高，而这段时间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来说，却是最煎熬的时期：选民抱怨紧缩政策，想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自2010年以来，欧州28国中有25个国家的在任领导人败走大选。

德国的经济实力也让各国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在外界看来，柏林几乎可以代替布鲁塞尔对欧盟的未来发言；另一方面南欧各国饱受紧缩之苦的民众则指责默克尔是没有胡子的希特勒。

无论是做一个明智的领袖，或是操纵他国的霸权，都不是保守谨慎的默克尔或其领导的德国人的本意。

美国民调公司捷孚凯（Gfk）在一项国家形象的调查中发现，德国人对政府执政表现和经济出口状况都很满意，但被问及本国是否处于全球领导地位时，德国人都不予承认，许多受访者还表示这是可笑的说法。

“别国在谈政治时，德国人在谈法律；英法在谈战略时，德国人在谈生意。

”居罗特如此形容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之间的认知差距。

德国人不打算承担起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欧洲的政治责任。

在全球事务上，默克尔及其领导的德国也是从务实的角度定位外交政策。

2011年，德国没有参加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行动；2013年的马里动乱，德国拖延两个月才派出300多名军人到马里执行后勤任务。

“无为”政策延续至最近的叙利亚问题中，在G20峰会期间，默克尔是唯一没有在峰会
上同意美国方案的欧洲领导人。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春荣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国在经济上的自我捍卫与军事行动上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国把经济利益放在非经济性的外交政策利益之前，并不情愿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在欧盟内的全面领导力。

”
究其原因，德国有历史包袱，两德统一后，“内政导向”的趋势日趋明显，中央政府的权力被下放到地方，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意、议会的影响，难以有大幅动作的余地。

此外，德国存在克制文化，并不把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视为外交手段的一种。

德国更多是通过提供装备和培训，帮助增强地区大国（如沙特和安哥拉）在该地区的实力，使它们能够自行解决其邻近地区的问题。

而这还有助于德国的出口，近年来该国武器出口大幅增加，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常规武器出口国。

居罗特把这种态度归结为“重商主义”——外交为经济利益所驱动。

“在外部世界看来这可能是个问题，但德国人以此为傲。

”
波兰前外长西科尔斯基关于德国的评价被广为引用——比起德国的一家独大，我更害怕德国的不作为。

不过，居罗特如此向《财经》记者解释德国的认知：在国际事务上，德国对自己的定位更倾向是“模范”而不是“领导者”，“德国希望大家能学习德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