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商务区相关文献综述

中央商务区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央商务区（CBD）在各大中城市不断涌现，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

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以后我国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标签：聚集效应；硬核理论；莫菲指数法
中央商务区指位于城市中心部位，以金融、办公、贸易、信息、管理、展览、会议、文化娱乐等其他高级化的第三产业为主体，辅以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功能区域。

近年来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关注,CBD 的建设也成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热点问题。

综观国内外有关中央商务区的理论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研究现状
Ⅰ中央商务区的空间界定研究
阎小培在总结中央商务区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CBD的综合方法，称为“输配环”法［1］。

汤建中研究了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机制，探讨了以步行街、过街天桥系统、地下街市为主要内涵的中央商务区建设的新趋势，并提出通过高地价、高人口密度、高信流量来界定中央商务区的空间范围。

孙一飞探讨了功能、地价、环境、技术、行为五个因素对于中央商务区空间结构的影响，认为功能需求决定着CBD总体格局的演化和空间的界定。

Ⅱ中央商务区的交通规划研究
交通在CBD的行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

陈鹏、李旭宏、罗剑分析了中央商务区五个方面的交通特点及中央商务区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

他们说明了生态交通的含义，指出CBD 新区应从交通网络、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交通对象与交通环境等几个方面来考虑CBD生态交通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六点对策。

张在民、任福田﹑肖秋生提出了CBD用地与交通优化分析方法，实现了CBD用地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的有机结合。

针对商业发展用地和道路规划用地的矛盾，以大连市为例提出了基于城市CBD商业用地的交通优化的分析方法；叶明通过对香港CBD的探讨，在总结香港城市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了天桥步行系统在香港CBD的形成原因和适用性，并得出天桥步行系统不是一种适合任何条件的步行交通方式的结论［2］。

张俊芳以北美大城市中心区CBD为例，探讨了步行街区和停车设施的发展规划；缪立新、刘冰分析了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的关系，提出了大城市CBD 内部停车规划的思路。

Ⅲ中央商务区演变机制研究
原欢祥、王兴中简要回顾了西方国家大都市中心商务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当代中央商务区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规律,对中国城市的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樊绯从城市地域结构与功能分区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CBD功能的演变，将其过程划分为商业为主的混合功能，专业功能分区的综合功能，商务功能升级并向综合化、生态化发展三个阶段，并讨论了我国大城市CBD的特征和功能演变动力。

郑伯红、王忠诚着眼于CBD的聚集效应，讨论了重庆解放碑商圈及其演化的过程，验证了CBD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认为应该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 运用地价杠杆调节CBD 土地利用, 以形成较为合理的土地利用格局和空间职能结构［3］。

查德利、贺红权、吴江认为聚集效应及其演变导致了中央商务区形成并向多中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功能和商贸功能在城市多中心之间的动态调整，导致了现代化中央商务区的形成。

丁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将CBD 的增长机制归纳为基础型、强动力型、功能型三种类型。

Ⅳ中央商务区发展模式研究
阎小培、石元安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广州新老中心商业区土地利用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对其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发生变化的理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重商务、轻住宅的发展模式。

谢芳以纽约曼哈顿为例，指出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因此CBD的用地功能开发时也应多样性，这样做才能避免基础设施的分散重复建设，从而达到有效利用城市资源的目的。

刘松龄在评述国内外对CBD与RBD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CBD与RBD的关系，提出CBD根据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发展RBD的可能，然后指出从传统CBD转型为RBD 是克服其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及发展模式［4］。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Ⅰ中央商务区界定理论研究
1954年美国学者墨菲和万斯提出了CBD 综合指数法来界定中央商务区，即将那些白天人口密度大，就业人数多、地价高、车流、人流量大的地区归为CBD ［5］。

但因此方法必须建立在对城市的土地利用进行很细致的研究调查的基础之上，所以并不具备很强的实用性。

1959年戴维斯在其对开普敦的研究中认为莫菲和万斯定义的CBD范围太大，应将电影院、旅馆、办公总部、报纸出版业、政府机关等用地排除在外，他提出了“硬核”的界定方法—即中心商务区建筑面积总和除以总建筑基地面积（CBHI）大于4，中央商务用地建筑面积总和除与总建筑面积（CBII）大于80%的地区为“硬核”，那才是真正有实力的CBD区域，其余地区则称为“核缘”。

赫伯特和卡特进一步提出了中心商务建筑面积指数比率（简称CBI)的概念，即将城市的规模、形状及其他有关因素考虑在内，使人们可以用更精确的方法去界定CBD。

还有一些学者例如罗利，他在对英国加的夫市的研究中，将CBHI、CBII和CBI三指标综合使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以后对CBD内部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Ⅱ中央商务区形成机制研究
高夫总结了CBD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其形成的几种形式，认为雄厚的经济总量是发展CBD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贝瑞分析了聚集效应及其演变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形成和向多中心演化，在这一过程中，商贸功能和商务功能在城市多中心之间的动态调整导致了现代化城市中央商务区的形成。

埃德华基于国外关于大都市CBD地域结构的研究，提出了大都市CBD系统的概念，其从核心CBD与副中心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了大都市CBD系统演变的理论基础，并研究了新时期CBD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初步提示了大都市CBD系统演变的一般规律［6］。

莫非和万斯说明了产业集群是现代中央商务区最典型的经济学特征，发挥CBD在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和完善CBD 内的产业集群效应。

贝格斯通过在新经济条件下对CBD演进过程的特征分析与研究，探讨了CBD建设的战略思路及其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

Ⅲ中央商务区评价理论研究
莫非指数法：虽然早期的研究者们认为，CBD是城市中具有某些特征的不很确定的地区，但他们并不太关心给它的范围进行界定。

直到随着CBD的发展，广大研究者们越来越发现它的功能有向周围地区迅速扩张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将它与边缘地区明确区分开来。

许多学者从CBD的形态、内部结构及其变化特征上来分析，但往往因为资料不易获取而失败。

奥尔森于1940年采用城市街区中的零售业贸易额、商店租金及临街商店的长度指标来确定CBD，方法虽然合理，但由于完全真实的贸易额及租金的资料不容易获得，所以问题很多。

1954年美国学者莫菲和万斯提出了一个比较综合的方法，即将人口密度、车流量、人流量、地价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CBD，但运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拥有充分详实的数据资料，因此可操作性并不强。

莫菲和万斯认为地价峰值区是CBD最明显的特点，在此区的用地称为中心商务用地，其中包括零售业和服务业，例如商店、饭店、旅馆、娱乐业、商业活动及报纸出版业（因为他对商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制造业的影响），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如批发业、铁路编组站、工业、居住区、公园、学校、政府机关等则被排除在CBD之外［3］。

他们对美国的9个城市CBD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之后，提出下面的界定指标:
他们将CBHI>1，CBII>50%的地区界定为CBD。

但如前文所述，由于要收
集详尽准确的资料较难，加之此方法对诸多只能定性的因素例如街区规模、城市形状等对CBD 界定的作用未考虑在内，所以并不普遍适用。

硬核与核缘法：戴维斯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与莫菲指数法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莫菲和万斯定义的CBD范围太大，真正的CBD区域应将电影院、旅馆、办公总部、报纸出版业、政府机关等用地排除在外，于是他提出了“硬核”概念的界
定方法，对CBD的范围进行了修改，即CBHI>4，CBII>80%的地区才是真
正有实力的CBD，是CBD的核心区，承担着中央商务区的主要功能，其余地区则为“核缘”，是核心区向一般城市地区过渡的地带，在这些地区，往往布置有大型枢纽性交通设施。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央商务区进行的这些研究大都是纯理论性和定性的分析，定量及实证分析较少。

因此，今后相关学者若能建立相关的评价分析模型，运用各城市在模型中各项指标中的具体数据来定量说明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从而完善和发展前人的成果，就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阎小培,周春山,冷勇,陈浩光.广州CBD的功能特征和空间结构.地理学报，2000(7)
［2］叶明.香港的CBD与天桥步行系统.规划师,1999(4)
［3］郑伯红,王忠诚.重庆市中央商务区的职能特征.城市问题,2002(4)
［4］刘松龄.传统CBD发展方向探析.现代城市研究，2003（4）
［5］Murphy. Gloal Urban Indicators Database.University press,1998
［6］Edward. The Growth of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