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比较研究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比较研究
18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倡导和发起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救挽民族危亡而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为抵御西方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作出的回应。

尽管这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中国近代化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功绩不可磨灭。

尤其对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重温这段教训深刻的历史，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两次运动发起因素的比较
1.两次运动发起原因的比较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就日趋衰落，危机四伏。

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为掠夺原料和开拓商品倾销市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扩张。

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难逃此劫。

于是虎门销烟便成了列强挑起战争的借口。

一向“夜郎自大”的清朝廷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

《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使侵略者攫取到了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

而中国则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更使统治者触目惊心的是列强在战争中使用的洋枪洋炮使清军的大刀长矛自惭形秽，而此时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让他们忧心忡忡。

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大吏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军队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张。

从另一方面看，清朝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加紧搜括人民，不堪忍受屈辱与剥削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汇成强大的革命潮流。

太平天国运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广的天地会起义，使清朝廷统治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之中。

清朝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发起了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的诱因是中日甲午战争，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然提出了不但要保卫国家的“主权线”，而且要保卫领土以外的“利益线”的侵略理论。

日本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894年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在这次较量中清朝廷又一次大败而归，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遭受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割地、赔款和掠夺。

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了帝国主义间在利益上的冲突，使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也重新掀起斗争的高潮。

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有为即赴北京，1897年12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强调内忧外患已使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如再不变法，“恐皇上与诸臣为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康有为为挽救民族危亡，维持大清统治而积极奔走呼号。

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救国的举动使执政者光绪帝深受感动，在其不愿作亡国之君思想的驱使下，也给运动以大力支持，使这场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在外扰内困的情况下，为抵御西方的侵略，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作出的回应。

2.两次运动指导思想的比较
在政治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洋务派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

所谓“大德”是指1860年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但没有推翻清朝廷，反而还帮助清朝廷打击太平军。

所谓“小怨”是指1840年以来，清朝廷屡次被外国侵略者所打败，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由于清朝廷对自身实力进行审视后，自觉今非昔比，对侵略者助剿以灭其内患的举动感激不尽。

基于这些因素，清朝廷的外交路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鄙夷”变成了“亲夷”，这样，清朝廷在政治上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附庸，投入他们的怀抱。

在技术引进方面，洋务派主要举办军工企业，制造船炮，用以武装清王朝统治支柱——
军队，出于发展军工企业的需要，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建立了一些学堂，并派遣了留学生。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但客观上不可否认，它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和与之伴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这便为以后革命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使得1898年发生的遍及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在此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尽管它的指导思想也同样局限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但在政治上却已经有了变革政体的进步要求。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流行的“君主立宪”政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认为，洋务运动经营近30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主要是由于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在作祟。

如今国难当头，更觉改变政体实为强国御辱的首要。

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在变法维新过程中很难摆脱与外国资本主义的那种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的是“亲夷”政策。

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就有英美等国传教士以“顾问”身份出入宫廷，如李佳白，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他们被奉为上宾。

他们以赞助变法，热心于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姿态，经常参与中国的维新活动。

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列强所需要的轨道。

东方的日本，也不甘落后，1898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

最后他们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却加深了维新派对英美等的幻想和依赖。

这一点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人士积极奔走各国使馆，寻求帮助和保护即为明证。

在变法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积极主张和鼓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之说。

1879年和1882年，康有为先后到香港和上海，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目睹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

经过几年的探求，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逐渐产生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要求。

特别对国会一项，尤其赞佩。

他发表其关于制度的意见，想借此制定宪法，来议决新政。

关于国会召集之法，是以府县为单位，每10万户公举一个“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行君主立宪。

其实质“系由皇帝任选数十人充数。

”2这当然离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方法甚远，但康有为却信此以为变法之源。

并充满自信地认为“兴民权”、“开议院”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治国之大径，为政之公理”，实行君王立宪，“则中国之富强可计日待也。

”3
二、两次运动失败因素的比较
勿庸讳言，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尽管轰轰烈烈，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导致这两次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1.中国社会性质因素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中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逐步沦丧，同时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倾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中国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项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原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就决定侵略者不只一次地进行侵略战争，其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而是使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产生于竞争，但它们最害怕竞争”，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其原因之所在。

到了19世纪末，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侵略方式由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其侵略和掠夺程度更是变本加厉，这种情况使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步履维艰，发展更为缓慢。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帝国主义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使中
国变成它的附庸，注定了在近代中国不可能有独立的资本主义产生，所以不论是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还是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只能是一种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将自己爱国的美好愿望付诸实践的一种努力，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2.两次运动的领导因素的比较
1864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之下太平天国运动归于失败。

经过这长达14年的农民战争沉重打击，清朝廷的支柱八旗军和绿营兵几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湘淮地主武装。

这样一来，清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实权逐渐转移到镇压太平军有功的湘淮军事将帅手中。

这部分人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

在镇压农民运动之后，他们遂成为统治一二省区的督抚。

他们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主张学习外洋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技术，用以武装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达到对付农民起义和延续垂死挣扎的满清王朝寿命的目的。

因此就洋务派的阶级属性和洋务运动的目的而言，我们不难明白它失败的必然性。

时隔不久的维新运动，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其领导者的局限性亦是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发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弱点，在领导运动之初，就极端地脱离群众，转而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领导这场运动，这使得这场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皇帝虽有兴国之大志，但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必然要维护其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会使其脱离统治阶层的支持，皇位必不稳固。

再从康有为自身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部分投资实业的农村地主转化而来，软弱性、妥协性较之他们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变法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康梁的极端孤立。

在这种情况之下，戊戌运动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攻势之下，只能昙花一现，即告失败。

3.两次运动的群众基础因素的比较
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这两次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大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最多有少数资产阶级上层的参与。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极端仇视心理的作祟，使一些王朝“栋梁”，诸如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认为“内忧大于外患”，积极主张先镇压农民起义，再图解决外患之计。

这样注定了他们不仅不能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而且他们与劳动群众之间必然是矛盾的双方，这也使洋务运动的自强之道是向外国学习技术，争取外国军事援助，而提不出反压迫，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要求。

维新运动同洋务运动一样，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同样将广大的劳动群众排斥在运动之外，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和为数不多并且软弱性、妥协性十足的民族资产阶级，其成功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

4.两次运动的思想指导因素的比较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明他们不敢否定几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以维系人心的治国经典，避免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之初就遭到顽固派极力反对的事情的发生。

另一方面又表明振兴清王朝非其真心，他们早就明白，满清王朝大势已去，只能勉强维持，很难复兴，因为清朝廷的腐朽已无救药可医，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这种指导思想使他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之根本，而且技术引进又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政体，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

但是十分仓促，可以想象，康有为从接触西方三权分立学说时起，到他付诸维新变法实践，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时间对中国整个社会实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因而他的理论极其空洞，不得不假借孔夫子之言为其开路，这种不能维系人心的说教，当然经受不住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反击，因而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
他非常孤立，所以失败遂成必然。

三、余论
相隔30年之久的两次图强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他们割裂对立开来。

洋务运动是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社会力量，也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维新运动的活动家们，在洋务派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更响亮的口号，呼吁抵抗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抨击旧文化，旧道德，倡导科学新思想，要求废科举，兴学校培养新型人才，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富强。

维新派的活动和舆论宣传，造成了强大声势，也提出了明确的维新变法纲领，因此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吸取、扬弃和超越，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改革。

通过对两次图强运动的比较研究，可以总结出不少的历史经验，提供很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首先，历史的辨证法是无情的。

两次运动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深刻地体现着历史的辩证法。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以继续，这也使帝国主义走狗清朝廷的反动统治得以维持，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大灾难。

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

”
两次自强运动的失败，使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丑恶嘴脸，激发了更多先进中国人的觉醒和奋起。

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迈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伟大复兴之路。

其次，重温这段历史，对我国现今的改革开放无疑有重大启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立足于本国实际，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而不能一味盲目地依赖外国，否则很可能使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重蹈历史的覆辙。

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