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禹与涂山关联的淮夷与夏的关系研究

基于禹与涂山关联的淮夷与夏的关系研究
宁镇疆
【摘要】By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s ,the story of Yu Interviewing Vassals in Tu Mountain in Zuozhuan is real,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story of Yu married in Tu Mountain .Yuhui village site′s excavation in Bengbu city verified that its Longshan Culture had ever reached a rather high level ,and this is the just di-rect evidence of Yu′s Xia Dynasty Culture and Huaiyi Tribe in Tu Mountain with archaeolog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aiyi Tribe and Xia Dynasty was not opposite but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左传》所记禹会涂山之事，同禹娶于涂山一样，都是信而有征的。

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成果证实了此地的龙山文化类型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是此前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能支持大禹以及夏文化与涂山为代表的淮夷地区关联的最直接证据。

论证了夷、夏关系非但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势同水火，反而更可能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期刊名称】《蚌埠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5
【总页数】4页(P184-187)
【关键词】禹会涂山;淮夷;夏朝;龙山文化
【作者】宁镇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210000 上海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2
大禹史迹邈远，存于今者，寥若晨星，但于不多的记载中，却频频与“涂山”相关。

《左传》所记禹会涂山之事，同禹娶于涂山一样，都当是信而有征的。

蚌埠禹会遗址的发掘成果证实了此地的龙山文化类型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1 史料中的禹与涂山记载
总体来说，大禹涂山史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则为大禹曾娶涂山氏之女，二则为禹曾于涂山大会诸侯。

关于前者，文献记载其实也不少。

《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

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

”
《大戴礼记·帝系》:“禹娶于涂山氏，涂山氏之子谓之女憍氏。

”
《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是也。

”(据《太平御览》卷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纪辑存》)
《楚辞·天问》:“(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水经注》引古本《吕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之日也……”(此条今《吕氏春秋》无此文)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吏》:“禹以娶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

”《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列女传·母仪》:“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

”
可见，经、子、史、传同所并载，甚至出土文献也时或有见，禹娶于涂山氏当有实据。

学者或鉴于《国语·晋语》:“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执而戮之”，
明云“致群神”，有神话色彩，非写实手法，因此干脆也说禹娶于涂山是为神话传说了［1］。

而关于禹大会诸侯于涂山，则仅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其文称: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今其存者，无数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淮南子·原道训》亦录此文)此事的背景是季康子欲伐邾，召
诸大夫来商量。

今天以考古、新出文献参照看，往往得其印证。

而《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曾劝谏吴王夫差对勾践不能“行成”，否则会养虎成患，他举的掌故例子就是夏史: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后婚方娠，逃出自窦……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

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伍子胥讲的是否可信呢?巧的很，这段由楚人之口所讲的“少康中兴”前后的历史，在《左传》中可以找到另一处由晋国人所说的作为参证，那就是《左传·襄公四年》所记魏绛的话:
昔有夏之方衰也，……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

靡奔有鬲氏……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

”
尽管两者所述角度、侧重点的不同，但就“少康中兴”前后的历史，特别是“使浇用师……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这部分看，与伍子胥所讲基本一致。

南、北方相距数千里，一代表楚，一代表晋，但所述历史却符同合辙。

有意思的是，魏绛的话还引到了周初太史辛甲及《虞人之箴》，而从近年发现的豳公盨来看，太史辛甲所述及《虞人之箴》是非常可信的①。

这侧面亦可佐证魏绛所述夏史如伍子胥所云，当非虚言。

另外，关于禹会涂山一事，还有一则相对间接的证据，《左传》还记载了另一位帝王级别的人曾会涂山，即周穆王，《左传·昭公四年》曾云: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由此当不难推知，周穆王的“涂山之会”也当是事实(《今本竹书纪年》系此条于
穆王三十九年)。

在《国语》中也有与此非常类似的材料，那就是排比三代典故以
为说，如《国语·鲁语上》:“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

”上举桀、纣、厉、幽之事都明为信史，这也侧面说明上面周穆王的“涂山之会”也当是事实。

然则，穆王的“涂山之会”何以能证明大禹的“涂山之会”?考
穆王其人，平生喜巡游之事，加之好大喜功②，喜欢追迹前圣。

《国语·齐语》载
管子云:“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他之所以要在涂山这个地方会盟诸侯，肯定不是偶然的，应该就是效大禹会盟之事。

可见，《左传》所记禹会涂山之事，当绝非虚言。

它同禹娶于涂山一样，都当是信而有征的。

然则，禹一生中之两件大事都和涂山有关，不得不认真思考涂山以及与之相关的淮河流域文明在大禹时代的历史地位。

2 禹会涂山的地望之争
关于禹会涂山之地望，传统上有所谓安徽蚌埠、浙江会稽、重庆等数说，其中主要是安徽说与浙江说。

浙江说实据《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
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但学者已经指出，“会稽”一地，其实源出山东，浙江有此名不过是“侨置”的结果［2］，然则其中大禹会诸侯一事，毋庸置辩矣。

现在考古学关于夏代文化的证据同样也不能支持会稽说:大禹之时，夏族势力达不到今
浙江，这已为今天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所证明［3］90。

所以，安徽蚌埠说则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而近来考古学者于蚌埠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考古工作者于安徽蚌埠双墩发现了古钟离国的墓葬，其地在今蚌埠淮上区，离今涂山距离极近。

上引楚辞《天问》中曾经说:“(禹)焉得
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关于“台桑”之地望，历来不明，但《路史·后纪》
卷十二注引《帝王世纪》“涂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涂山，之钟离西七十里涂山也。

”则“台桑”离“涂山”很近，这恐怕也是支持涂山蚌埠说的一个证据③。

蚌埠之涂山与大禹史事联系如此紧密，需要重新思考以涂山为代表的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禹与涂山的密切关联及最近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上古时期淮夷与夏的关系。

近代傅斯年先生曾有名文《夷夏东西说》［4］，详论上古时期夷与夏乃东西方两大民族:夏居西，夷居东，两者冲突、交替，构成上古史的主线。

学者认为“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5］。

禹娶妻于涂山氏，可以说是当时夷、夏关系一个形象而具体的证明。

从文献来看，伯益本来就是东方夷族，与禹关系密切，禹晚年甚至要禅位于他(但后来“益干启位，启杀之”)。

而且，禹之父鲧被殛死的羽山，就在今天江苏赣榆西南，亦处东夷腹地。

另外，在夏初历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后羿也属东夷族，《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称其为“夷羿”(《左传·襄公四年》“夷羿收之”，同此)［6］，可见一斑。

具体到涂山氏，虽处淮河流域，其实亦与东夷关系密切。

当初徐中舒先生曾有名文，以训诂及甲、金文字证据，力证淮夷、群舒与徐奄的密切关系，可谓凿破鸿蒙之论。

近世学者也指出，涂山氏本为徐夷的前身，涂山可称徐山或余山。

这都表明其与东夷的密切关联④。

夏桀败亡之时，其出逃的方向是南方的“南巢”，正是在淮河流域，这个传说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淮夷国族与夏王朝的密切关系。

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夏代史实看，对诸夷的征讨和诸夷的“来宾”、“来御”占了很大的比重，这都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代的大事。

淮泗间的九夷和较南的淮夷是否顺服，直接关系夏朝的盛衰。

”［7］所以，大禹之所以要娶涂山氏之女以及会诸侯于涂山，当正是有鉴于其时的方国、族群形势:当时，
禹的势力中心在汝、颍上游及河洛一带，他沿颍水南下治水，就地娶涂山氏女⑤，
以婚姻为纽带与东南夷人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从而有效地予以控制，是发展有夏大业的重要举措，也最早开启了夷夏融合的历史脚步［3］92。

从考古学上来看，在属于淮河流域的斗鸡台文化中有明显的成组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学者因此指出，二里头文化南下的力度较东进的力度更为强劲［8］。

最近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其中丰富的龙山文化内涵，可以说为淮夷与夏的关联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学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上古时期夷与夏之关系如此紧密，与之相关的一些史学命题，可能也有必要重新思考，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夷、夏大防的观念。

这在儒家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但背后真实的知识背景，现在看来可能需要重新检讨。

具体到孔子本人，与此观念不同的是《论语·子罕》中甚至提到“子欲居
九夷”，既然夷、夏大防，为何要居“九夷”?过去学者囿于传统夷、夏观念，多
解释为孔子感到抱负、主张难行，有点负气出走的意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若将孔子欲居“九夷”联系到上文提到的禹与东夷的紧密关系，则其中是否寄寓了夫子的某种理想，倒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再比如《孟子·离娄下》提到:“舜生于
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礼记·杂记下》也说:“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一方面为孔子推崇备至的舜帝也是“东夷之人”，另一方面作为“东夷之子”的“少连、大连”非但不是习惯认为的断发文身、疏于礼仪，反而是对丧礼极为谙熟，且谨守勿失，这都是传统夷夏大防的观念难以解释的。

这些史实说明夷、夏关系非但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势同水火，反而更可能是非常密切的。

3 结论
对于《左传》此言，学者曾谓这是“以当时礼制说古史……亦不必执玉执帛相朝”［9］，言下之义，是夏时生产力水平可能尚未达到此种程度。

不过，《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初封伯禽于鲁时，曾赏以“夏后氏之璜”，“璜”者从“玉”，且明属
“夏后氏”，则看来“执玉”相朝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独如此，史书更记载，夏曾铸九鼎，以为国家之重器，《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

”考古学上，二里头文化更是发现大量青铜器，既有实用之器，也有礼器，这对重新认识夏代的生产力水平，都是很好的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更是为“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提供了新的证据。

据此次发掘报告透露，禹会遗址出土了大量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但同时又不具有实际用途的礼仪用陶器［10］，这些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礼仪用陶器与《左传》所言的:“万国执玉帛”之间的关联，是值得深入考虑的。

综而观之，上述《左传》所记“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绝非虚言，它同大禹娶于涂山氏一样，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另外，“禹会诸侯于涂山”最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是“会”之意蕴。

上举《左传·昭公四年》曾提到“启有钧台之享”，而且下文还说到“夏桀为仍之会”，这表明和会部族以统领万国，是夏代很重要的一种政治形式。

由于夏代国家尚处在早期国家的初创阶段，因此国家的组织体系还远未完善，表现在国土结构上那就是尚存在为数众多的族邦，为了实现夏朝国家的中央权力对众多族邦的有效控制，和会众邦无疑就成为比较现实的形式选择。

另外，《古本竹书纪年》还多次提到诸夷“来御”，甚至“九夷来御”，学者以为这些史实都应与大禹时会和诸侯联系起来思考［3］119，是很有道理的。

它们所反映的，是夏代国家作为一个“高势能”政治实体，已有足够突出的“集中性”，这突出表现在它已有非常明显的对"地方"的控制意识，以达成整个政治版图的“一体”性。

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涂山之会确立了禹在诸侯中的统帅地位，是诸侯臣禹的标志，为夏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也认为，像《禹贡》这样的文献传统上归属于禹不是偶然的，其中九州擘画如一，四海趋同，万方来贡的内容，正是夏代国家初创之时，追求政治版图一体性的反映。

这样来看，简直可以说，“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几乎成
为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范式”⑥:它以不定期政治盟会的形式，实现夏王朝对广大
地域里众多“方国”或“族邦”的政治控制，唯其如此，夏王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才得以实现，因此夏代国家形式才能在“万国”林立的前提下又体现出“集中”的“一体”性⑦。

那种仅仅把夏代国家看成是与“万国”等量齐观而非“中央”权力的看法，可以说正是失察于这一点。

《尚书·禹贡》多言“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其中寄寓的“集中”的“一体”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前举《左传·宣公三年》提到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以及《史记·夏本纪》所说的“虞夏之时，贡赋备矣”，这种贡纳体制，不过是夏代国家体
制追求“集中”和“一体”性于经济领域的表现。

这都表明，这种对“九州”、“四海”一同的政治诉求，其实并不必非要等到秦时才有，其最初的理想，可以说已在大禹“涂山之会”的政治“范式”中凸显分明了。

而禹会诸侯于淮河流域的涂山，说明此地很早就已被纳入夏的政治版图，这对我们思考古代国家的国土结构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在上古史中的地位，都是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豳公盨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其中已提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且文字非常纯熟，说明大禹治水一事的流传已多历年所，而《虞人之箴》乃周初文献，其中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不就是很自然的吗?
②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国语·周语上》还记载穆王不顾祭公之劝而征犬戎事等。

③西周中期之季姬尊名有“空桑”一地(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2页)，学者或疑即“台桑”，但此“空桑”其地在今河南杞县西，实居豫东之地，与“台桑”恐非一地。

④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商代征夷方卜辞的考察，认为今山东临淄、潍坊一带是商与夷
的接触“界面”，由此卜辞的“淮”当即“潍”(参氏著《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6页)，然则“淮河”、“淮夷”之“名”恐亦是迁徙之后“侨置”的结果。

前揭高广仁、邵望平文也认为广义上看，“淮夷”可以看成“东夷”的一部分或分支。

⑤《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涂山氏之女
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

”
⑥后世对此种政治“典范”均多有效法，像上举《左传·昭公四年》中排比提到的
夏启的“钧台之享”商汤的“景亳之命”，周武王的“孟津之誓”，周成王的“岐阳之蒐”，周康王的“酆宫之朝”，以及作为反面典型的夏桀之“仍之会”(《韩
非子·十过》“仍”误为“戎”)，商纣的“黎之蒐”，一直到春秋五霸齐桓公的"
召陵之师"，晋文公的"践土之盟"，具体史实背景及形式容有差异，但通过这样的
会合诸侯以谋求天下“共主”的权威，即所谓的“集中性”与“一体”性，则应该是一致的。

⑦现在学者借鉴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的意见，称之为“大地域控制”，甚为有理。

参“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安徽蚌埠·2013年12月)所收谢维扬先生之文《禹会涂山之意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特点》，另
外杜勇先生之文《关于禹会遗址的性质问题》，亦有类似表述。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470.
［2］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J］.历史研究，1993(5).
［3］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4］傅斯年.夷夏东西说［M］//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0.
［5］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M］//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74.
［6］杜勇.夏朝夷夏关系新说［M］//嬴秦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09.
［7］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夏代史辨［M］//李学勤说先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76.
［8］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C］//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197.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642.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J］.考古，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