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译者的自由和限度(上海翻译090128修订)

翻译中的限制和自由

徐莉娜

摘要:“直译”和“意译”之争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问题争论的核心是译者的限制和自由、忠实与叛逆的关系。译者有多大的自由度？离忠实有多远？本文分析了原文和译文的距离并借助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两个文本间的距离以及限制和自由的关系，指出任何一种文本都是译者价值取向的结果，译文间的差异是由译者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的。

关键词：限制和自由；叙事学；隐含作者；隐含读者

Reflection on Restrictions and Freedom

Lina Xu

Abstract：S cholars’ preoccupations of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have stretched throughout centuries, which focus on restrictions and freedom, loyalty and treachery in translation. To what extent is the translator given freedom in his performance? And how much does he stray away from the original?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se issues by analyz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LT and TLT, and look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It points out that any vers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translator’s choices, which usually generates a different version by translators with a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restriction and freedom; narratology; the implied author; the implied reader

一、翻译的悖论

《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提出自由派这个概念令人感到突兀，但也耐人寻味。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带有悖论性质的概念非凭空杜撰，也非故弄玄虚。作者以史为据，旁征博引，论证了自由派翻译传统的存在。书中提供的大量史料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翻译史画卷。从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佛经翻译到现当代文学翻译，从自然科学翻译到社会科学翻译，从古罗马到20世纪中期的西方翻译，从对原创的翻译到改编和转译，从翻译目的到翻译结果，读者看到了各重要阶段的翻译活动、价值取向、译作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局限性和灵活性。

“自由派翻译”揭示的是一个翻译悖论：限制与自由。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无不面对这种二律背反关系去做二元对立的选择：直译和意译、形似与神似、忠实与背叛、科学性与艺术性、异化与归化。所有译者都身处两难境地，面临选择限制和自由的尴尬局面。选择“限制”，译者不得不屈尊俯就，受镣铐舞者之苦；选择“自由”，译者又有越位和叛逆之嫌，面临越位、出界的风险。译者身处忠实与背叛的两极，力求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在对立中求统一，但此事终究古难全。

二、限制—翻译的基本属性

翻开《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不难发现译事之难在于限制。限制是翻译的本质，自由只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不同的译者有选择不同表达形式的自由，但所有选择都不能脱离原文的限制。译者无论有多大自由，他的目标依然是源语取向，让两个文本在内容上得到完美的统一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是翻译的理想境界。严复为立一名而“旬月踟躇”，感言“信、达、雅”为译事三难，这都是因为原文限制了译者自由发挥的缘故，这种限制置译者于两难处境，但也正是由于限制，译者成了作者的“代言人”、“传声筒”。脱离了原文，行为主体的身份就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主客体关系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翻译的限制来自原文文本（语言文化的限制）。杨自检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翻译必须有文本参照。翻译和

写作的区别主要就是这一条，翻译没了这一条限制就是写作，而不再是翻译。”刘重德(1989:05)也说：“信于内容, 达如其分, 切合风格”。既是被该书划归为自由派译者之一的傅雷也认为翻译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使最优秀的译文, 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

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 过则求其勿太过, 不及则求其勿

过于不及。”(金梅，1999：43) “神似”、“化境”的倡导者钱钟书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但“化”也有个限度, 只能化成原文内容所有而

形式所无的译文, 不能化成原文内容

所无的东西。”这些阐述谈的都是翻译作为创作活动的局限性。译者固然有选择译文形式的自由，但没有超越临界线的自由，也就是说，译者在极限之内可以按个人的意愿或者目的语文化的需求选择译文的形式，但超越了极限，就丧失了译者的身份。“从心所欲不逾矩”应视为译者控制自由度的基本原则。

《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提供的史料让人们看到了翻译的局限性、社会性和时代性，其局限性因表现译者与作者间的距离而得到彰显。译者，作为作者的转述者，原则上应与作者保持零距离接触，但就整体翻译而言，零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翻译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语言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异时间、异空间和异文化的因素。社会和时代往往会影响译者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不同的文本形式，不同的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特定的时代，因此，译者的选择不单纯是的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译者虽然是作者的转述人，但其叙述-聚焦关系却经常偏离作者的叙述-聚焦关系。偏离一旦产生，译者的“忠实”也因此而打了折扣。造成偏离的原因一般是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限制。语言文化差异限制了译者的价值取向。为追求目的语规范或迎合目的语文化，译者容易做出疏离原作的选择。

限制和自由这组二律背反关系始终贯穿于与翻译相关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还是翻译实践，都必须面对这组关系。书中所论及的自由是相对原文限制而言的。离原文的限制越远，译者行为的自由度就越大，但实际上译者的行为同时受到来自两种价值体系的限制：一种是源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另一种是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在这两种价值体系面前，译者不断做出有一定倾向性的选择。源语取向，离原文越近，译者的自由度就越小，反之，自由度就越大，译文离原文也就越远，超越了临界线，翻译的属性则丧失殆尽，这种文字创作行为就成了写作。从书中史料可以看出，多数译者在摆脱原作限制的同时转而接受另一种限制，即迎合目的语文化的需求，为此，有人把译者比作两个主人的仆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永远处于限制中，自由是相对的，是相对源语价值体系的存在而存在的。疏离原作就被视作自由，迎合目的语语言文化的需求成了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自由的限度

杨自检（2008:7）在该书序言中对译者的“度”做了精辟的阐释：“追求忠实原文的译者会竭尽全力使译文靠近这作品的特定目的与追求。但译文靠近原作靠到什么程度，很难用百分比（99.99%、99.95%、99%、98%等）来描述。不过可以建立包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评价指标来评定不同译文和原文的靠近度，从而可按靠近度的大小排出顺序来。”正如译者于原文的忠实度不能用百分比计算一样，译者的自由度也没有一个精确的量化指标。如果以原文的形式、内容、语篇特征、交际意图和交际背景为参照指标来评价译者选择的自由和忠实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