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已绝种？

“性情中人”已绝种？
作者：佚名
来源：《当代人》2008年第05期
在现代汉语里，“性情中人”是个褒义词。

然而仔细想想，这四个字的意思就和汉语里许多词汇一样，有些含混。

我不通训诂之学，也不敢学于丹教授那样把中学语文课当学术卖。

好在人们用“性情中人”形容别人时，虽然反映出自己的认识水准，但一般还不至于太离谱，顶多是用词不当。

需要留神的是那些以“性情中人”自居的人，轻轻松松地就把装疯卖傻犯混牛皮轰轰正当化了。

平时最看不出性情的人，大约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

岂止性情，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连表情都像是编过程序的。

人本是有性情的，所以在一些私人场合，尤其是酒后或者走背字的时候，我也见过一些做官的朋友的真实面目，或有趣，或无趣。

不过，总需掩饰内心的人，无论如何是与“性情”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想，所谓“性情中人”起码要是习惯而不是擅长真情流露的人。

我没有考证过“性情中人”的出处，印象里，它原本是一个晚近的文人用语，形容那些淡泊潇洒、率性洒脱的高人。

比如“我醉欲眠”的陶渊明，或嘱力士脱靴的李太白。

至少也是纵情享受，无意功名的袁枚、李渔一路的文人。

在革命年代，在凡事先问阶级属性的日子，讲究性情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性情被肯定，是走向个人自由的一步，虽然我们关于自由的认识依然混乱，我们是否珍惜自由也颇为可疑。

“性情中人”的使用频率开始高起来，忽然变得通俗，似乎和金庸小说的迅速流行有莫大关系。

李寻欢、张无忌这等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敢爱敢恨的小说人物，特别适合感情长年受压抑时的需求，虽然韦小宝才是最多面也最接近真实的角色。

能够深入人心的杜撰人物，并不见得是因为像真的，更多时候只是因为符合人们的幻想与期望。

我的感觉是，中国文学里的所谓正面形象大多如此，倒是那些坏人往往入木三分。

我倒希望自己是个性善论者，可是我的理性和经验总在提醒我，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人生经历里，真性情固然感人但很少见，丧心病狂的事件却时有发生。

我更希望自己多看到曾经的亮色，憧憬光明的未来，然而历史的阅读需要严谨，容不得把它当成一个小姑娘涂脂抹粉。

如果寻找“性情中人”就得向上追溯一千多年，那么他们是不是已濒临绝种了呢?自然，标准不妨放宽，只不过语言的使用和许多事情一样，宽则滥。

现在“大师”“不朽”随处可见，让活人闹心、拿死人开涮，反衬出当今之世流行的是文字的浮夸与速朽。

汪曾祺先生是他那一代人里很出色的作家之一，我读过几位后辈作家怀念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感情，看来汪先生为人谦和，人缘是极好的。

后人说汪先生，常以“性情中人”言之。

我读他的文字与人们对他的回忆，觉得汪先生难得在于既十分熟悉市井文化，又一生长存文人情怀。

说汪先生人情练达，闲散自得，也许更确切一些。

“性情中人”的一层意思是特立独行，是不通世故或超出世故的痴心人，以我对汪先生的浅见，似乎并不合适。

钱钟书先生的大才是上个世纪后半叶在中国鲜有其匹的。

且不说他那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和读完过的《管锥编》，即使平常与朋友在南沙沟家中聊天时，钱先生也是才气纵横，放情随意，倾倒众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庄亦谐，刻薄有趣。

然而，钱先生好像又是一
个警醒甚至谨慎的人，表达思想极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说或不想让人读明白。

钱先生在社科院几十年，总是温和超然，谈笑风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诗存》隐约流露心曲，如“何时榾柮炉边坐，共拨寒灰话劫灰”。

(《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销能几剩?血难久热故应寒。

独醒徒负甘同梦，长恨还缘觅短欢”。

(《代拟无题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当属那一阕沉痛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变频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会本能压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严格意义上的“性情中人”能否存活都很难说。

不过，我也没有悲观到以为他们是绝种动物，反倒相信他们正如同生命一样生生不息，只是他们命中注定历尽挫折，几乎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