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梁启超辩伪学思想

解析梁启超辩伪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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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广东新会人。

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涉及文史哲、教育、新闻、法律、伦理等。

同时他在辨伪学领域也取得了卓著成就，可以说是现代辨伪学的先行者。

梁启超的辨伪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等著作中。

《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谈到伪书的概念时，指出了辨伪的必要性，并提出辨伪的十二条公例[1]9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清代的古籍辨伪时，将伪书分为十类，并且提出了许多辨伪的方法[2]306，与前书相比较，辨伪的理论色彩就更加浓烈了。

一、善于继承并发展前人的辨伪理论成果
中国古代辨伪学的实践经验丰富，但缺乏理论的总结，所以辨伪学理论并不发达。

明代胡应麟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个对辨伪理论进行探讨的人，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胡应麟的基础之上，但他对前者的辨伪学说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造性发展。

梁启超对胡应麟有着较高的评价，并且承认受到了他的影响，云：“晚明出了一位辨伪大师，叫做胡应麟，著了一部《四部正讹》。

宋濂的《诸子辨》不过是文集里的长篇文章，仍旧放在杂著之部，而且没有博辨群书的真伪，发明通用的方法，还不算专书。

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

”[3]41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体系。

1.详细剖析伪书的危害。

对于伪书的危害，梁启超说：“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

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

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

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妄用。

或者事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妄用。

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依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

所以要先讲辨伪之必要。

”[3]2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主要从史迹、思想和文学三个方面共计十个小点进行了论述。

史迹方面的危害包括：进化系统紊乱、社会背景混淆、事实是非倒置、由事实影响于
道德及政治。

思想方面的危害包括：时代思想紊乱、学术源流混淆、个人主张矛盾、学者枉费精神。

文学方面的危害包括：时代思想紊乱，进化源流混淆;个人价值矛盾，学者枉费精神。

从他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伪书的存在足以混淆社会背景、倒置事实是非、紊乱时代思想，所以辨明伪书是学术的要求，更是历史的要求。

2.阐述科学系统的伪书分类。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将伪书的分类概括为二十九条，但这二十九条并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把伪书按照性质划分为十类：全部伪、一部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袭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

又按作伪的动机分为两类，并且认为“这种分法比头一种还更重要些”。

按作伪的动机分为有意作伪和非有意作伪，有意作伪下设托古、邀赏、诬善、争胜、炫名、掠美六个子目;非有意作伪下设全书误题或妄题、部分误编或附入两个子目。

部分误编或附入下再分出四个小类：类书误作专书、注解与正文同列混入正文、献书时求增篇幅、后人续作。

类目达到四级，可谓科学严密。

3.提出详尽的辨伪方法。

胡应麟总结的著名的辨伪八法：“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4]423 梁启超辨别伪书的方法在胡应麟的基础上更有发明。

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第四章从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个方面，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十三个标准。

传授统绪上的八个标准：从旧志是否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

文义内容上的五个标准：从字句罅漏处辨别;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从佚文上辨别;从文章上辨别;从思想上辨别。

当代学者孙钦善高度评价：“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方法条分缕析，有更为详尽的概括，堪称辨伪方法的集成之作。

”[5]215
二、勇于开创新的辨伪理论
1.考察伪书的来历。

关于伪书的来历，胡应麟没有论及，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第一次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伪书出现的原因。

“由上面看来，中国的伪书真是多极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伪书，其来历怎样，依我看来，约有下列四种。

”[3]17 第一是好古。

好古是人的通性，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尤其好古，有些书年代不确定，为了抬高它的价值，就假托古人之名以自重。

第二是印刷技术的欠发达。

雕版印刷兴于宋代，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书籍没法大量转印复制，人们对于传本较少的珍本比较好奇，这就给作伪者带来了造伪的机会。

第三是散乱及购求。

中国内乱太多，而藏书的人太少，每经历一次内乱，书籍焚毁散失，一扫而空。

在后代君主设法补充求购的时候，许多人为牟取厚利，以假充真，导致伪书叠出。

第四是已失传书籍而被偶然发现。

历史上记载了某处老房子、某处古冢发现古书的事情，或者发现是真的，书是作伪的;或者发现即是假的，书更是假的。

这就造成了伪书的不断增加。

2.首述中国辨伪学史。

从春秋、战国至于民国，在中国的文献学史上，是有着很多辨伪实践的，梁启超是梳理辨伪学史的第一人。

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辨伪学的发达》中阐述了中国的辨伪学史。

战国初
年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

”是先秦之人已有疑古思想。

到了汉武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想“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当众多真伪杂出的史料堆积在一起，当然不能尽数收录，这就不得不运用去伪存真的方法。

梁启超认为辨伪的始祖就是司马迁。

西汉末年学术界起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家怀疑晚出的古文经，极力想办法辨别古文经的伪，虽然古文经的真伪截至今日悬而未决，但今文家的群体辨伪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三国至隋的这段时间，对于佛家典籍的辨伪是其突出的特点。

唐代的刘知几和柳宗元是辨伪学的代表人物。

宋代的辨伪比较发达，宋人为学的方法和汉人不同，他们能够自出心裁地去看古书，不肯墨守训诂，不肯专取一家之言。

元代文化整体上不甚发达，辨伪也是这样。

三、辩证地看待伪书的价值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于伪书的作用亦给予了评价。

第一是保存古书。

伪书非辨不可，但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焚毁，特别是汉、唐以前的伪书又甚为珍贵，因为伪书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假中常有真宝贝。

比如伪《古文尚书》采集极博，他的出处虽然多半被人找出，但还有一部分找不出来，
那些被采集而后亡佚的书反赖伪《古文尚书》以传世。

第二是保存古代神话。

梁氏认为，拿神话当作历史看，固然不可。

但神话可以表现古代民众的心理，不可轻视。

伪书中如谶纬一类，保存古神话不少，专门研究神话的，可善加利用。

第三是保存古代制度。

比如《周礼》，虽非周公所作，但它所反映的完善的制度，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梦想不到的。

它参考战国时多数的政制而成书，反过来战国的政制借其以保存。

第四是保存古代思想。

比如《列子》，如果当作列御寇的思想来看，那便错了，若当作张湛的思想来看，就再好不过了。

梁启超总结说“: 造伪的人虽然假托别时别人，我们却不和他这样说，单要给他脱下假面具，还它的真面目。

一面指出他伪造的证据，宣布他的罪状;一面还他那些卖出的家私，给他一个确定的批评。

这么一来，许多伪书都有用处了。

”[3]68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伪书的价值，既不随便否定，也不作盲目的跟从。

他的这些观点，不仅有助于辨伪学的研究，对于史料学的建设也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辨伪学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影响
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体系是宏大的，同时这套理论体系的基础又是坚实的。

梁氏实可谓现代辨伪学的奠基人，他对后来从事辨伪的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罗根泽在《诸子考索·旧序》中说：“我近年来研究子书，消耗了相当的时间。

这虽然是时代的赐予，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得之于梁任公先生与顾颉刚先生。

他们是我由研究诸子学说而走入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原动力。

”[6]6 另外诸如张心澂、郑良树等在辨伪理论和实践上也都颇受梁启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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