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结构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需求结构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卞靖
一、我国两轮需求结构调整的政策路径与效果
我国第一轮需求结构调整发生在1998-2003年。

出台背景在亚洲经济危机、国内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放缓，当时把增加内需总量作为当务之急，政策侧重点是短期拉动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投资需求而非消费需求，侧重政府投资增长而非对民间投资的引导。

在政策上则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就业等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较少。

政策之间的配套性不高，一方面，财政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对称，税收收入过快增长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期推出的养老、就业、医疗、教育和国企（减员增效）改革，使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结果，政策结果偏离了决策初衷，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强化了投资主导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内需结构与产业结构，加剧了经济结构性失衡。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57.1%降至2003年的35.8%，下降了21.3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升至2003年的63.2%，本轮上升36.8个百分点，可见内需结构失衡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我国第二轮需求结构调整发生在2008年以来。

此轮
1998年以来，我国两轮需求结构调整，由于过于注重短期效用，过于注重投资抓手，因而实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日本和德国在需求结构转型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巴西由于未能处理好转型问题，经济陷入停滞徘徊。

通过对这些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明确我国需求结构转型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的特点，对我国实现结构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调整政策是在面对外部冲击及内部结构性问题和民生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

与上一轮需求结构调整相比，本轮政策导向是投资、消费双扩张，把扩内需、保增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

综合运用了财政、货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就业、产业政策，不仅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且开始着手解决制约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深层次问题，制定和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产业政策，相关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度与配套性明显提高。

到2009年年底，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

但是，为了在短时期内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在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4万亿政府投资和9.6万亿银行贷款大部分流向工业领域，加剧了资源环境矛盾，造成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同时，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以及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猛烈上升，高涨的房价极大压抑了居民消费需求。

另外，出台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城市内部需求关注多，对拉动农村需求关注少；对中央企业投资需求关注多，对中小企业投资需求关注少；挤压合理消费需求的同时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扩大
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之嫌。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8年的47.5%升至2010年的54.0%，2009年贡献率更是高达91.3%，创建国以来历年之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8年的43.5%降至2010年的36.8%，低消费与高投资并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我国调整需求结构的工作任重道远。

二、需求结构转型的国际实践
在需求结构转型方面，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的日本和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传统制造业大国德国都取得了成功，而未能成功转型的巴西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三个国家与我国可比性较强，通过对其在需求结构转型方面的实践，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对促进我国未来需求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大有裨益。

（一）日本消费结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成功转型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早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也是最早遇到出口拉动增长瓶颈的国家。

1960年，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内阁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消费者革命，带动日本经济实现了起飞。

1、社会保障政策。

日本从高速增长期开始扩展社会保障计划，历经50余年改革并没有停止，目前已形成贫困阶层由国家救济、低收入阶层有社会福利、一般阶层靠社会保险解决的“社会安全网”。

2、就业政策。

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增加就业岗位的专项计划，扶持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按企业工资总额0.35%征收促进就业税，用于补贴就业，
同时实行强
制性失业保险制度。

3、收入分配政策。

日本在高速发展期加强对资本的分配，而在经济稳定增长期后，则注意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

1961年，池田内阁制定了旨在“核算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4、消费信贷政策。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内消费，日本银行将公定贴现率由6%多次下调，甚至实行过5年零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

5、城镇化政策。

20世纪60年代，伴随高速工业化的推进，日本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大批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在70年代初已实现充分就业。

6、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

日本在中央与地方税源分配上表现为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央税收占国家税收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75.2%下降到1998年的61.1%。

中央政府将占中央财政收入40%以上的资金按不同比例转移给地方政府，以缩小地区间人均财政支的差距，加强地方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是日本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年均自然增长率在10‰以上，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保证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同时，扩大了消费者群体。

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从1955年的20多万亿日元，增加到1970年的160多万亿日元，增长了近8倍。

人均GDP增速大大快于人口增长率，为消费需求上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消费革命的引领下，日本国民家庭生活更加合理化、舒适化。

娱乐和交际费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旅游等休闲产业成为消费时尚。

随着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普及率迅速达到90%以上。

在居民家庭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的状态下，日本进入“大众消费型社会”，国民的“中流阶级”思想开始形成，人口接近1亿的“中产阶级”成为稳定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就业促进、收入分配等政策，日本的要素收入中，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显著缩小，社会保障的持续完善，最终日本也这一阶段奠定了“大众消费型社会”
的基础。

（二）德国于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对需求结构进行了有效调整
1999年底，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了战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节约开支及税收改革方案，2002年、2003年又相继推出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方案。

这些方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德国“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支出”市场体系的一系列调整与改革，以刺激私人消费、恢复投资信心。

1、财政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在增加政府采购与扩大公共事业支出方面有较大动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交通物流、住宅节能环保改造、大学等教育设施修缮等，这些方面能够切实带动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改善私人消费环境。

2、社会福利政策。

德国每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高福利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巨大包袱，影响经济健康、长远发展。

2003年，政府推出改革方案，以削减“高福利”支出负担，将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

3、就业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失业率长期徘徊在10%左右，失业人数高达400万以上，属于“高福利”范畴的传统失业保险体制放任靠申领救济金度日的“懒人”存在。

2002年，联邦政府出台“哈茨计划”，大力改革劳动力市场以全面促进就业。

4、收入分配政策。

为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就业与消费，德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几轮税制改革，以降低所得税，调整税率、税收规模与结构，提高居民实际收入。

5、发展新经济政策。

为了拉动持续低迷的消费，德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消费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德国社会福利改革（2010纲领）牵涉到2000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削减“高福利”的改革遭遇巨大阻力，进展比较缓慢。

尽管如此，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削减了政府财政支出，也减少了居民工资额外支出。

相比之下，旨在改革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和私人消费的“哈茨计划”取得了较大成功，直接有助于减少“懒汉”促进就业。

施罗德政府90年代末实施的减税措施对消费和经济的推动也十分明显。

在此基础上，旨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税改2000”方案，更是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效果，其中居民家庭受益最多，直接拉动了私人消费增长。

此外，新经济创造了更多可选择的消费品种和消费方式，与降低失业率、减税、减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系列政策相得益彰，直接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扩大，并拉动经济走出负增长的阴影。

（三）巴西于20世纪七八十年措施调整良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65-1980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8%，1980年，巴西人均GDP为1371美元，与当时的韩国基本相当，步入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

然而，巴西未能抓住这个机遇及时转型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574上升到1989年的0.625，未能培育出中产阶层，使之成为消费的主力军，进而，使得居民消费结构迟迟得到升级。

这一阶段的消费率仍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但此时的消费主要以食品类消费为主，是一个明显的生存型消费结构，难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最终，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在5000美元以下徘徊，不得不经受经济发展停滞、通货恶性膨胀的艰难时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起步的韩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高速增长，仅用八年时间便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及上述三个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结构的成功转型具有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不能寄希望于一步到位、一蹴而就。

首先，政策要有长期性和战略性，日本和德国均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战略调整，才真正实现其需求结构调整目标，而巴西因为缺乏长期战略规划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政策要有综合性，要采取财政、货币、城市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措施。

第三，需求结构转型要注重产业结构同步转型，要从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提供物质保证。

第四，需求结构转型特别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需积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