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江西小三线

我和江西小三线
作者：暂无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6年第5期
钱家铭
江西的小三线，实际是华东的小三线，上海小三线是在安徽的后方基地。

1964年中央华东
局决定要在江西搞小三线，要生产常规武器。

要建一个特殊钢厂，作为供应军工钢材配套厂。

规模为钢5万吨、轧材3.5万吨，有型材、锻材，钢锭、冷轧带钢、冷拔钢管等。

1964年由华
东局组织选址，以华东局科委主任许言为首，会同上海、江西的有关领导，在江西跑了好多地方，后来选在新余市良山镇。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里离新余市大概20公里，那里原来有个良山铁矿，是和新余钢铁厂配套的，有一些老的设施。

还有一个好处，有一条铁路专用线
通往新余，这对新建的钢厂有利。

而且选在新余良山也起到分散作用，就这么定了厂址。

选将
我是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亚细亚钢铁厂，亚细亚原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企业。

所以解放后派军代表接管。

我在学校时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决心为新中
国的建设尽最大的努力。

进厂后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工厂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先后被评
为上海市1954年劳动模范和上海市1956年先进工作者。

1955年我当上了生产科副科长，1958
年升为科长。

亚细亚钢铁厂能生产铸钢件，后新建了金工车间、电机车间，改成上海冶金机修
总厂，为上海的冶金工业服务。

1963年我调到市冶金局计划处担任计划组长，负责搞规划。

1965年初组织上要我负责搞江西特钢的小三线配套设备。

那时候设计院已有一个框架，钢厂准
备设哪些车间，需要什么设备，我就找上海各个钢厂。

有时把人请过来聊，有时我也下去。

比
如说，钢丝是上钢二厂配人、配设备，我就把二厂的钢丝车间主任陈瑞康找来，他为人忠心耿耿，一听说要在江西搞厂，就主动提出要去，后来他确实为军工生产作了大贡献。

当时毛主席
讲搞不好大、小三线，我睡不好觉。

大家都听毛主席话，很多人主动请缨。

当时上海冶金局技
术监督处处长丁振芳，上海钢铁系统的四大金刚之一，解放时接收上钢一厂担任厂长，后调到
市冶金局。

也不知道怎么了解我的，有一次在电梯上碰到问我：小钱，你在搞什么？我说在搞
规划。

他也没吭气，就到局长那里要调我跟他去江西。

他告诉我，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亲自
找他谈的，要他去江西当钢厂厂长。

因为华东局当时决定钢厂命名为江西钢厂，由上海市负责
包建，具体由冶金局总包。

项目代号为810，当时写信只能写南昌市810信箱，还很保密的。

最初丁振芳带了什么人呢？一位叫路一，是上钢五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我是搞计划的，
再有搞设计的耿心景，还有一个搞运输的，一行五人作为先头部队。

1965年5月就到良山察看
厂址。

后来陆续从上海各钢厂调干部，从上钢三厂调的最多，调了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孙华民，还有管基建的副厂长陈学明是把好手。

人事副厂长李象海也是三厂调来的。

从华丰厂调来党委
书记赵云章，先当机修厂的厂长。

到1965年6月已调来108位干部，那时就笑称“良山108将”。

随后各车间的生产工人、干部也都由对口钢厂调来，而且连职工医院的医生、食堂炊事员、理发师也都从上海调来。

大家讲的是上海话，吃的菜是上海口味。

厂领导的结构是：省里
派了萍乡钢铁厂党委书记韩海清来担任党委书记，厂长是丁振芳，党委副书记孙华民兼副厂长，基建副厂长是陈学明，人事副厂长是李象海。

营销副厂长张志恒是从省里调来的，赵云章后来
当了生产副厂长。

迅速建成投产
当时决定建5万吨钢的规模，定员4400人，投资4400万元。

但要靠4000多万元投资把这个厂建起来是不可能的，好在当时有一个政策，各地闲置设备可以无偿调拨，不仅可在上海调，
而且还能通过冶金部从全国各钢厂调。

因此，丁振芳组织100多人到全国各地，很多设备就是
苦苦软磨来的，调来后就组织检修配套，保证了设备一次试车成功。

设计单位是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施工单位是上海市建一公司，上海的单位积极性很高，
到江西后都很快投入工作，先搞三通一平。

但对设计方案还有很大分歧，设计院提出要分散、
隐蔽，各个车间相距很远，而且有的还要进山洞。

丁振芳提出太分散不利工业生产流程，已经
到了良山应该相对集中。

双方争持不下，正好1965年5月，李富春副总理到南昌，要听小三线工作汇报。

丁振芳和路一就赶到南昌，通过秘书在会前见到李副总理，李听了丁振芳的意见感
到有道理，当场拍板同意厂里提出的方案。

1965年7月就全面开工了，为了求快，边设计、边施工，各个车间也陆续开始建设。

铸造
车间1.5吨小电炉在1966年3月就炼出了第一炉钢，钢丝车间在草棚里生产出了弹芯钢丝，打响了军工生产第一炮。

接着，钢管、型钢、电炉、开坯等车间陆续投产。

电炉炼钢的原料是废钢，供应不足，于是又上化铁炉，在炼钢时加上部分铁水。

后来孙华民提出建3个侧吹转炉，
钢产量上去了，但消耗高、质量差，决定再把侧吹改成氧气顶吹转炉，钢多了又来不及浇钢锭，接着搞连续铸锭。

江钢通过多年自力更生、技术改造，展现了生气勃勃的新面貌，走出了普钢、特钢相结合，军品、民品共举的新路子。

三位功勋
回顾江钢的发展历程，有3个人是起决定作用的。

第一是丁振芳，他在建厂初期奠定了建
设江钢的指导思想，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要吃生产饭、不吃基建饭；
要把良山建成小上海。

当时上海大城市来的人没洗澡，就在河里洗，住的是干打垒房，生活很
艰苦，都心甘情愿跟丁厂长走。

可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在山沟里，1966年11月16日失踪，22日发现尸体，是在被“造反派”批斗后失踪的。

全厂职工都深深痛惜我们的好厂长就这
样走了。

第二位是孙华民，很有魄力，下决心要把江钢搞好。

党委书记韩海清调到宜春地区当专员后，他当一把手。

是氧气顶吹、连续铸锭等一系列技术改造的决策者。

孙也很不幸，他是省人
大代表，1982年3月到南昌参加省人代会路过上高时，司机喝酒出了车祸，司机当场死亡。

孙
华民受重伤，省里调了飞机送他去上海抢救，结果在仁济医院不治身亡。

第三位就是赵云章。

他当副厂长时就是实干家，每天—早就到技改现场、生产车间巡视，
接着开调度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

孙逝世后，赵接任书记兼厂长。

他亲自抓的两套连续铸
锭上马，一次成功。

那时在全国冶金系统真是奇迹啊！冶金部专门在江钢召开现场会，部领导
对江钢评价很高，称江钢是地方钢铁企业的一颗明珠。

江西是农业大省，要大兴水利却没有线材。

江钢急全省之所急，仅仅花费七八十万元，用
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在型材车间生产出了线材，有力支援了水利建设，从此名声大震。

江钢对
军工生产也有杰出贡献。

一个是空速管，就是歼击机前面控制速度的。

钢管车间的主任到沈阳
飞机厂去访问，看到很多飞机由于苏联停供空速管而飞不上蓝天。

回来立即组织攻关，顺利地
生产出高质量的空速管，解了飞机厂的危。

还有飞机油泵上的柱塞弹簧钢丝也生产出来了。

弹
簧钢丝、高级弹簧带钢都做了火箭、卫星上的配件，为航天航空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江钢产
品的品牌，叫山凤牌，意思是山中飞出了金凤凰，获得了国家的好几个质量奖。

江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处于最辉煌时期，连续被评为全国经济效益先进单位。

人才辈出
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当了25年科长的我于1980年4月当上了副厂长。

孙华民故后，1982年8月赵云章专任党委书记，由我接任厂长。

当时正好各省领导干部都在调整，省里考察
干部。

10月份赵增益省长召开大中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我去南昌参加。

那时首钢提出搞经济责
任制，周冠五提出年上缴利润递增7%。

赵省长问我能递增多少？我说能够增10%，可以当场签
合同。

后来省委组织部来新余考察问我，你不当厂长谁来当？我也搞不清什么意思。

1982年12月30日省委秘书处来电话，要我于1983年1月2日到江西宾馆参加省委扩大会。

我去后当晚，省委书记白栋材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来的电报，任命江西省委常委11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已52岁，当时还算年轻的。

在江钢我主要是抓管理，建立计划工作的正常秩序，后来给全厂上课，发动大家搞全面质量管理。

全厂成立了200多个全面质量管理小组，极大调动了技
术人员和生产班组长的积极性，对创名牌、提高产品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赵云章随后到省冶金厅当厅长，后又到省经委当主任。

吴广团接任第六任厂长、张玉明任
党委书记，他们搞得不错。

江钢从1983年到1988年连续六年保持了生产、经济效益每年递增15%的速度，上缴利税为全省工交企业第一位，贡献很大。

江钢不仅出钢材、出效益，还出人才，仅先后调到省里担任厅局长以上干部就有8人。

我到了省里后管工交、邮电、城建、重点工程等，管的蛮广的，由于财政紧张，对江钢还
是要的多，设备没有更新改造。

两厂合并
后来怎么会同新钢合并呢？江钢是有钢无铁，靠生铁两次熔化，成本高；而新钢是有铁无钢，合并对全局确实有利。

倪献策当省长时主张两厂合并，我感觉一合并江钢就完了，没同意。

1991年年底，冶金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和省长吴官正会谈，说冶金部主张合并，吴省长就拍板定案，成立了江西新余钢铁总厂，后改为新余钢铁集团公司。

江钢从建厂开始到合并共上缴税利
11个亿，超过投资10来倍，江钢作了大贡献。

合并初期新钢没有建大钢炉，还靠江钢供坯料，所以对新钢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再有，江钢薄板车间每年生产矽钢片十几万吨，年利润达一
个亿，都上交给总厂，连同设备折旧都由总厂统管，而给山上的投资屈指可数，山上车间一个
接一个萎缩，现在就剩电炉还在炼钢。

新钢多年来经过三次大技改，投资几百亿，钢产量连达千万吨级。

如果在山上能花几个亿
进行技改，发展一些原江钢的优势品种，仍可以搞活。

现在回想江钢很可惜，挥之不去。

当时创业真不容易，可以说江钢不仅是江西小三线的
“大哥大”，而且也是全国冶金军工小三线的排头兵。

江钢虽然已不存在，但它的成长，对国家，尤其是对江西的贡献，是不应忘记的。

回想到一件事，陈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劳动（现在厂
里还有陈云同志的塑像），在临回北京时曾来江钢，坐在铸造车间小板凳看电炉炼钢。

陈云同
志无意地问，你们这里还吃大饼油条吗？大家以为他要吃，要食堂专门做，其实他这是关心问
一下而已。

因为大多数职工来自上海，上海人的早餐有吃大饼油条的习惯。

再说1985年我当副省长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到南昌，提出要会见援建江西的上海人，省委书记万绍芬首先介绍了我。

我保存了当时合影照片和《解放日报》记者采写的文章《陈丕显会见部分援赣上海人》。

解决“三长”搬迁问题
我当副省长时还为宜春地区的三个军工厂：长林、长红、长青机械厂解决了搬迁问题。

长
林是生产57高炮的，长红、长青为它配套。

应该属于大三线吧，却享受不到大三线的搬迁政策。

大概1989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军工会议，看到有一位大三线办的同志参会，我问他“三长”为什么得不到资助。

他说国家把大三线以湖南为界，“三长”在江西，所以排在门外。

要解决这
个问题，得写报告给国务委员邹家华。

我回来报告毛致用书记、吴官正省长，以他们的名义写
报告给邹家华。

邹看了就批给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甘是专门管三大线的。

后来大三线办的
主任鲁大东（当过四川省委书记），亲自来江西考察，我全程陪同。

国家前后给了四五千万元，解决了“三长”的搬迁问题。

1991年我已转岗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为宝钢兼并人民机械厂牵线搭桥，为当时的
人民机械厂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以说，我为江西的小三线建设尽了力。

(作者系江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