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_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_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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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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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1
为亲贫式支出是通过税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它能够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 能共享的公共支出, 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 从而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 。笔者通过分析我国 各省的亲贫式支出比率与居民幸福分数之间的关系发现, 北京 、 浙江、 广东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省份, 其亲贫式支出比率相对较低, 而且这些地区的居民幸福感也较低, 这从统计学角度上意味着, 增加 “幸福悖论 ” 。那么, 实证结果是否也支持这 亲贫式支出可以促进这些省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从而避免 “幸福悖论 ” 个结论, 亲贫式支出是否真正是解决 的重要手段? 这是本文将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 毫无疑 问,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对于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以国民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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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政府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够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其原因在于, -6-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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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1
政府支出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它能够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能共享的公共 支出, 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 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居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最终有利 于幸福感的提升 。 对政府支出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 。Ram (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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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
福感 ( Alesina 等, 经济增长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 对它与居民幸福感之间 2004 ) [ 3 ] 等等。期间, 关系的研究, 则成为幸福经济学中最蔚为壮观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 。 自斯密以来, 主流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财富或者收入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前提, 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为 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 从而使得所有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 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 的长期增长 。然而, 对幸福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 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 Clark 等 ( 2008 )
中图分类号: F061.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5656 ( 2010 ) 11 —0005 —10
一、 引 言
近三十年来, 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3600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30 万 亿元, 增长约 84 倍。然而, 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是, 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却呈下降趋势 。通过对世 界价值观调查 ( World Value Survey, 简称 WVS) ① 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从 1990 年 的 7. 29 分下降到 2007 年的 6. 76 分, 甚至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 这表明, 尽管我国国民在物质福利方面 得到显著改善和满足, 但是精神上的幸福感却并未得到提升 。这从动态时间上说明, 我国存在“幸福悖 现象。此外, 从静态特定时点上看, 笔者分析我国各省历次 WVS 的幸福感数据发现, 人均 GDP 较低 论” 的陕西、 新疆、 安徽等省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均高于人均 GDP 较高的北京 、 浙江、 广东等省 。 居民的幸福感 并未表现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而增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没有明显的关 。那么, 实证研究是否能证实这个结论, 以及究竟是 联, 这说明我国在省际截面上也存在着“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 ” 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 的发生? 这是本文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 “幸福悖论”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教育 、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亲贫式支出 ② 是解决 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
“基于亲贫式增长 ( PPG) 的农村支出结构研究 ” ( 批准号: 09BJL034 ) 和教育部人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主观满意度的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 ( 批准号: 09YJA790078 ) 的资助 。 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作者感谢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佳强博士后 、张进华博士以及冯俊成博士的宝贵意见 。 本文的部分数据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 心的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 主观幸福感等问 它的调查涉及到生活满意度 、 ① 世界价值观调查 ( WVS) 是世界银行资助的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执行的世界性调查, 题, 调查数据是完全免费和公开的, 它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居民幸福感所公认的权威数据, 我国从 1990 年开始加入世界价值观调查 。 比如 Mosley et al ( 2004 ) 将已有研究和实践 ② 关于亲贫式支出 ( pro - poor spending, PPS)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 有些学者, 中被广泛认可的, 并具有普遍减贫效应的公共支出定义为亲贫式支出 。 Abda Yahia El Mahdi ( 2008 ) 认为亲贫式支出的定义在不同国家应 该是不同的, 它主要是视国家的减贫策略而定, 不过, 教育 、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被公认为具有典型的亲贫式特征, 它们有利于穷 人脱贫 。 鉴于此, 本文用教育支出 、 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之和表示总亲贫式支出, 其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亲贫式支出比率 。
二、 相关文献综述
对它的研究始于 幸福 ( Happiness) 又称满意度 ( satisfaction) 或主观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 是伴随着生活质量和社会指标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 。 学术界对幸福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国家, “后来者居上 ” 社会学等领域 。近些年来, 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呈现 的态势。 感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 、 但把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幸福方程却是近几年的事情 。比如考察失业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 通货膨胀率与国民生活满意度 ( Frey 和 Stutzer, 2002 ) 响 ( Di Tella 等, 2001 ) [ 1 ] 、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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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
□鲁元平 张克中
(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 本文利用 2001 年和 2007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中国部分, 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经济增长 、 亲贫式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 ( 1) 无论是在动态的时间序列上还是静态 “幸福悖论 ” 的省际横截面上, 我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发生背离的现象, 即存在 ; ( 2) 由教 “幸福悖论 ” 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它可以作为解决 的重要手段, 并有利于促进国民幸福的持续提升。 因此,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增加亲贫式支出应为增强 居民幸福感的题中之义 。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亲贫式支出;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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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45 个国家的大
发达国家 、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在控制了人均 GDP、 社会信任、 投资物 样本数据, 其中包括转型国家 、 品的价格 、 国家开放程度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虚拟变量后, 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水平 ( 用政府财政支 出占 GDP 的比重来度量 ) 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Lana 等 ( 2009 ) [ 10 ]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 政府总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除了政府财政总支出外, 13 个转型国家进行研究也发现, 比如, 具体的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也有积极的影响 。 Di Tella 等 ( 2003 ) [ 2 ] 对欧盟 11 国的政府失业保障 支出与居民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够系统地促进社会平均幸福水平的 提升 。 Bjornskov 等 ( 2007 ) [ 11 ] 发现芬兰政府的健康支出对居民幸福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 Robert W. Wassmer 等 ( 2009 ) [ 12 ] 对跨国数据研究表明公共安全支出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意义 。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而言, 国内对经济增长 、 亲贫式支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尚 本文试图分析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 未有文献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和分析, 实证研究则更为缺乏 。因此,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亲贫式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期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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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理论则认为, 随着收入的增加, 人们的预期也会上升, 愿望曲线 ( Desire Curve)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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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变化, 当人们适应了新的收入后, 快乐感会逐渐回归 ( Di Tella 等, 2006 )

近年来, 政府支出作为解决“幸福悖论 ” 的一个重要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关政府支出对居 民幸福的影响的文献也基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如黄有光 ( 2003 和 2005)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 一) 计量模型 参考 Di Tella 等 ( 2003 ) [ 2 ] 等的研究, 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 ( Ordered Probit Model) 来分析经济增长 和亲贫式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Lifesist = αLNGDPst + βPPSst + γMACROst + θMICROist + ηs + μt + εist ( 1) 在模型 ( 1 ) 中, 解释变量 LNGDPst 表示 s 省 t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 用该省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表示; 用该省的教育 、 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 PPSst 表示 s 省 t 年的亲贫式支出状况, 表示; 向量 MACROst 和 MICROist 分别表示那些被前人研究证实的、能够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经 济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 。本文中, MACROst 表示 s 省 t 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MICROist 表示 s 省 t 年 第 i 个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量, 它包括性别 、 年龄、 教育水平 、 婚姻状况 、 就业状况 、 自评健康状况 、 家 庭收入等级状况; ηs 表示省际虚拟变量, 当样本个体属于该省则 ηs = 1, 否则 ηs = 0。μt 表示年度虚拟变 量, 当样本个体是在该年进行调查的则 μt = 1, 否则 μt = 0。εist 表示该回归模型的误差项。 “总的来说, 被解释变量 Lifesist 表示 s 省 t 年第 i 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 。 调查时的问题是 您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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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大多数幸福经济学文献发现, 在一国内部, 从平均水平来看, 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 同时跨国和跨 时表明, 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者相关程度较小 。一般而言, 富国与穷国 、 一国 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幸福感差异不显著, 幸福水平随着收入上升到某个临界值时, 随之保持一个稳 较穷的国家, 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 定的状态 。即使在幸福水平较低 、 这表明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文化 、 社会资本等 。” 由于美国经济学家 Easterlin 最早发现了居民幸福水平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个现象, “幸福悖论 ” 所以后人将其称作为 Easterlin 悖论或 。正是幸福悖论和以后的一些实证研究颠覆了传统经 济学的财富认知,从而激发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去探索 “幸福悖论 ”的背后机理 。当前,相对收入理论 ( Relative Income Theory) 和适应性水平理论 (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成为幸福悖论的两个最重要的解 释。相对收入理论认为, 人们总是习惯于和其他人比较, 人们之间的攀比会降低快乐感 ( Ferrer - i - Carbonell,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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