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鲁迅的编辑思想对当代编辑之“践行”指导

孔子与鲁迅的编辑思想对当代编辑之“践行”指导
作者：周憬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1年第01期
【摘要】孔子与鲁迅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编辑的风格各异，但他们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使命意识、鲜明的个性与编辑指向、选取稿件时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和价值观念等，有许多相似之处。

当代的编辑人员，在选择稿件的时候，在编辑过程中，在策划选题时，在写作过程中都要注意借鉴。

【关键词】孔子；鲁迅；编辑思想；编辑实践；指导
实际上，孔子等在古代编辑史上的贡献不只是成功的编辑了“六经”,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文化,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编辑思想。

以史料说话,收不作而作之功。

这是编辑风格上的寓作于述。

表面上看,孔子编辑“六经”无非是作了一些收集、整理资料,编辑成书的工作,这种“述而不作”属于一种低层次的编辑匠的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寓作于述的编辑风格,属于一种上乘的编辑家的风格。

事实胜于雄辩,好的作品应当以事实说话,切忌空发议论。

与其空发议论,褒贬是非,不如保留大量的史料来得深切明了。

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编辑的“六经”中保留了大量的史料,如《尚书》的编写,孔子就收集了很多诰命、告语之词,依托夏、商、周三代重要的政治、军事档案材料,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诗经》的编撰,孔子主要也是作了一些收集、整理、删削的工作;孔子作《春秋》,虽然是按时间先后,以鲁《春秋》为原始材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却以其事实的力量和“微言大义”的笔法,令乱臣贼子震撼,难道这是述、不是作吗?这应该是一种最高超的作,是寓作于述。

精心选材,择善而存。

这是编辑思想导向上的寓作于述。

孔子编辑“六经”时,总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心取舍,表面上看是“述而不作”,实际上处处体现着孔子的编辑导向和编辑意图,并非纯粹的堆砌资料。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论语•为政》)他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

孔子总是多闻多见,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选取有用的材料;并非照抄照录之述,而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思想准则进行挑选。

所以,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什么当述、什么不当述,孔子自有其选择的标准,这也是一种作,是孔子寓作于述的编辑匠心在选材上的体现。

如他主张“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主张要“攻乎异端”(《论语•为政》)。

他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相传孔子就是以“思无邪”的标准对所收集到的3000多首诗进行选择,最后删定为305篇。

“述”之有据,而非主观臆断。

这是编辑态度上的寓作于述。

《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是说孔子为人处世的四个原则:不无据臆测、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为是。

孔子在编辑“六经”时,总是注意言之有据,从不主观臆测。

孔子编《春秋》,就是以鲁春秋为原材料,采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体例,记叙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242年的史事,一方面这是据实而录,而非主观臆测,另一方面又寓有“微言大义”,谓之春秋笔法,对于哪些事当记,哪些事不当记,什么事如何记,孔子都很有讲究,无不渗透着编者的个人好恶观念和政治倾向性。

鲁迅并非职业编辑出版家,但他一生众多的文学活动都与编辑出版有关。

在向读者奉献大量的创作、翻译之余,他把大半剩余时光耗费在了编辑出版上。

编辑被视为“为人作嫁衣”,自是言其自我牺牲的特性,鲁迅又岂能不知?在答复许广平是否去做编辑的事情上,他提供自身的体会以作参考:“我的意见,我以为做编辑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我近来常与周刊之类相关,弄得看书和休息的功夫也没有了,因为选用了稿子,也常须动笔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闹出笑话来”。

然而,他的一生又是始终与编辑出版之事纠葛在一起,因为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对于开启民智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必须借助现代出版传媒方可逐渐传播。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便对编辑期刊情有独钟,曾经花费许多时间与心血策划《新生》的出版,虽然未能成功,却从此成为鲁迅的一个梦想。

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鲁迅曾先后参与《语丝》、《译文》、《太白》、《奔流》等20余种期刊的编务,并曾策划《乌合丛书》、《奴隶丛书》等丛书的出版。

在多年的编辑出版实践中,鲁迅积累了大量编辑出版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编辑出版思想。

鲁迅主持创办过7家出版社,编辑过20多种报刊、80多种图书。

因此，鲁迅告诫编辑工作者,要耐得住默默无闻的寂寞,要有“为他人作嫁”的气量,要有严于律己,兢兢业业,格守“梯子”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我国图书期刊出版事业迈向现代化的时期，是中国编辑职业化臻于成熟的时期。

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鲁迅，不但进行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编辑事业，编纂了大量书籍，而且，毕其一生，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门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参与编辑并主编了诸如《奔流》等有影响的期刊。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

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

如《文选》是。

选择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一法也。

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

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

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其实，这一做法源于孔子的删诗书。

而且，其影响力之大、教化作用之巨，确实不知“就范”了多少中国人。

如诗，过去有三千篇，而孔子去其重，只“取可施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编辑成册，并说：“不学诗，无以言。

”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大凡编书收文（诗）总要有一定的标准，如前面所引鲁迅提到的《文选》的选文标准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传统做法。

孔子与鲁迅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编辑的风格有异，但通过考证他们的编辑实践，不难发现，他们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使命意识、鲜明的个性与编辑指向、选取稿件时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和价值观念等，有相似之处。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

”
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对于史书的阙文要存疑，留给别人思考，不要凭主观臆测独断妄改。

如《春秋》中，阙误较多，纪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比较多，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一仍其旧，而不轻改。

人类的任何精神文化成果都必须经过编辑加工和相关工作部门的复制转化为能够在社会上发行流通的出版物才能发挥其影响，而编辑人员的筛选和加工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结构的剧烈变动，人们思想观念、价值信仰、兴趣取向日益多元化，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相互争鸣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人员就面临着在相异甚至相矛盾的精神文化产品中做出选择。

期刊编辑要选择发表持有哪种学术观点的文章，图书编辑要选择出版哪个作者、代表哪种价值取向的书，电子音像出版物的编辑和网络编辑要选择出版哪种思想品位的音乐文化和艺术产品。

不同价值取向的书、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和不同思想品位的音乐艺术作品载寓着不同价值倾向的文化精神：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落后的；有锐意进取的，也有固旧保守的；有艰苦奋斗的，也有贪图享乐的。

编辑的选择决定着哪种文化精神观念将会在社会上流行，成为时代所应当提倡的精神，哪种文化精神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从而对时代精神的弘扬起把关作用。

编辑在鱼龙混杂的精神文化产品中，选择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的作品，摒弃时代的文化垃圾，是编辑在弘扬时代精神过程中把关作用的重要体现，但是编辑的把关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摆在面前的众多文化产品作出被动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编辑对先进精神文化产品的主动开发：围绕时代的主旋律，采集信息，策划选题，寻找作者，适时推出反映时代要求的精品。

作为现代编辑，在弘扬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不仅对时代精神有把关和推动的作用，而且本身也在实践着时代精神。

比如，编辑在选择稿件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唯上，不为作者的名气或权威所干扰，而以作品质量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那他就是在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

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编辑要不厌其烦地改正稿件中的不规范用语，修正过激言论，通过和作者不断的沟通与协商，确保作品的质量过关，并最终按规范出版。

这时候，编辑就是在践行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时代精神。

而编辑在策划选题或组建新栏目的时候，如果能够打破常规，顺应时代潮流，推陈出新，开发出能够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畅销作品或热点栏目，那他就是在践行着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而且正由于此，他也在同时创造着丰厚的经济效益和高尚的社会效益。

另外，只“编”不“写”的编辑，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编辑，任何一名专业编辑都应该成为一名业余作家。

因为编辑只有亲历创作的过程，才能够和作者有共同的语言和更好的沟通，从而才能够更好地从事编辑工作。

因此，编辑践行时代精神不仅体现在“编”的过程中，还体现在“作”的过程中。

由于编辑工作本身咬文嚼字、要求规范的特有性质，编辑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使用规范化语言，不发表有妨碍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

所以，编辑的“作”体现着言语规范严谨，注意自己的言论，对社会负责任的时代精神。

而且，编辑写作，也像其他普通作者一样，是在对各种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对社
会现象的看法，阐释时代精神的内涵；同时，由于编辑接触的材料相对丰富，可以主动的对时代精神进行提炼与诠释，提出相对全面地解释。

可以说，编辑在弘扬时代精神中的践行作用，既凝注笔端（作），也付诸行动（编）。

实践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选择稿件的时候，要着意选择具有创新观点的稿件。

这要求编辑具有开阔的眼光和视野，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各个领域的新动态，善于捕捉改革新动向和创新成果。

二是在编辑过程中，主动学习新技术，利用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信息采集和处理稿件（审、校、加工润色等），提高工作效率。

这要求编辑不断打破原有工作和思维习惯，把新技术应用到工作中，取代落后的工作方法。

三是在策划选题的时候，编辑要坚持创新原则，善于否定自己，放弃不合时宜的“创意”，跳出以往的老套路，不断变换角度和视野，注意借鉴“他山之石”，推出自己的新选题。

四是编辑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吸收传统文化的积极智慧，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谈创新，离开既往的经验智慧，创新就等于无源之水。

【参考文献】
［1］姚福申.中国编辑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李光宇.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周憬（1960-）男，陕西大荔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