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思想释读-精品文档资料

文化与传播：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思想释读
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20世纪50年代，他曾应邀到美国国务院外事服务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外交官和援外技术人员提供文化培训，这使得他对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其《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

霍尔认为文化是人外化的一种筛子、屏障和桎梏，“无论他生在何方，赋予人特性的是他的文化，包括他的语调、行为、姿态，他处理时间、空间的方式，……”[1]他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关注他们非语言的、隐蔽的文化传播模式，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因素对人际行为的影响。

文章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和阐释霍尔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以及理解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启示意义。

一、人的延伸――在人际行为中定位文化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而言，文化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尽管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早在1871年就给文化下了定义：“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和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综合。

”[2]如今，这个概念看起来仍缺乏明确的界定。

霍尔在美国外事服务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学员们对人类学家专注研究的文化问题不感兴趣，
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化理论在其交流实践中毫无用处，他们需要了解的是如何与不同文化的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传播。

霍尔摒弃人类学家单一的文化研究，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互动行为。

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传播的过程必定要走向表征（symbolization），在涉及交谈手段时（如姿态），文化决定着人们注意某一些事情，忽略另一些事情，因此“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3]这一路径提供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向，文化可以看作知觉和交流的辩证互动，一方面，人作为社会化的个体，他们的交流方式和行为深受其文化身份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创造并推动文化的演变。

在此基础上，霍尔和特雷格（George Trager）通过观察美国人对待时间的方式，提出文化三分法理论：显形文化、隐形文化、技术性文化。

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际行为中非语言传播的文化领域，如语调、手势、时间等，试图将这些隐性的文化提升到人们自觉意识的高度。

这种思考是他与华盛顿学派精神病学的专家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当时的人们对美国民族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进行普遍反思的映现。

需要说明的是，霍尔所谈及的文化，不是强加于人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有关人本身的东西。

他指出，人借助延伸而实现高级的进化，“一切人造物都可被视为我们身体的延伸，或肢体特殊部分的延伸”。

[4]霍尔的这个观点影响了麦克卢汉关注不同的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

麦克卢汉曾用延伸的概念来阐述人的内化和外化的过程，他认为媒介承载的
感知或意识偏向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比媒介内容的影响要大得多。

恰如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所言，“我们以一种极度的敏感对手势做出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与一种精细神秘的密码相一致，这种密码无从记载，却人人都理解。

”[5]如果说麦克卢汉试图以一种高雅的讥讽，来刺激人们摆脱自满自足的无意识状态，那么霍尔则走访异域，亲身体验不同国家、种族的文化生活，以实践经验启发我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方面是如何运转的。

在探究人们的文化为何彼此不同，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普通的语汇传达文化差异时，霍尔意识到文化有其生物学的基础。

他将人类活动分为十大基本讯息系统，即互动、组合、生存、两性（指男性和女性之间）、领地（欲）、时间、学习或习得、游戏、防卫、开发，其中互动是文化万象的枢
纽。

[6]文化在此不只是由现代科技，如网络化、数字化等制造出来的“人的延伸”的景象，且还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与物质生活产品的需要组成的信息系统。

二、语境与意义――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
基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我们发现，文化是意义的学习体系，它培养我们特定的共同身份和社群归属感。

可以说，霍尔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还引领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课题，如身势学、人际间距学等。

然而，霍尔并没有积极地促进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在人类学学科体系下的
建制化，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流研究成为了传播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人类学。

这其中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点却较为明显，即符号本身的多义性给这个领域的普及帮了倒忙。

正如霍尔所言，“行为的‘语言’异常的微妙，试图对复杂问题提供非常明确的答案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就很有可能会加深误解。

”[7]另外，依据日常的经验，人们无意间会给非语言传播行为赋予独特的意义，例如，架腿表示紧张不安，摸鼻子表示对方的话臭不可闻等，关于非语言的知识也可能会被误用。

在跨文化交往的情景中，非语言行为必须放到适时的语境中去解读。

霍尔指出，社会成员是否注意某事某物主要是一个语境问题。

不同的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在日常交流中应用预编程序或语境的不同倾向，从而弥补了语言表达的相对模糊性。

“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一个显著地变量是存储信息与传递信息的比率，二者必须结合才能产生我们所说的‘意义’”。

[8]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文化的人们对意义体系的理解不同。

语境机制对个体成员产生着十分微妙的影响，它可视为我们感知“不同文化间差异的门径”。

霍尔认为至少有两种语境机制：一种在个体内发生，可能是过去经验（内化）的功能，也可能是神经系统（先天）的结构，或者是两者兼有；另一种则是发生在个体外，包括事件发生的情境性语境机制（situational contexting）和环境性语境机制（environmental contexting）。

他把研究的焦点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单元，而“语境化”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不同
文化的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认知相同的信息，保护人体系统不致因信息超载而陷入困境。

正是这点，霍尔的思想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等相区别，并有助于驱散精神分析领域中的许多迷雾。

霍尔进一步通过高低语境的讨论，说明了文化与人的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

所谓“高语境交流，指大多数信息或存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少；低语境交流则与之相反，大多数的信息必须包含在传达的讯息之
中。

”[9]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专门只停留在语境阶梯的一端，它们的划分是相对的。

霍尔强调，在跨文化传播的情景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群体讲话，参与者要确定交流语境的等级。

他的这些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对人际行为的语境化理解，成了后来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的理论来源。

如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为了分析不同文化的面子观，他导入了霍尔的高低语境概念并做了更具体的解释。

[10]
三、超越文化――一种跨文化品格的出现
事实上，社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早已接受了许多抽象而复杂的文化观念，他们通常也是接受文化差异的，却为什么仍然抗拒或忽视文化的功能？在霍尔看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延伸系统，文化观念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文化受制于延伸迁移的综合征所隐含的一切后果。

他观察生物体的进化机制，提出了“延伸迁移”这一概念――指延伸的产物与被延伸的过程混为一谈，或延
伸的产物取代被延伸的过程这样的精神活动。

[11]倘若说，弗洛伊德把人类前进和构建制度的过程归结于性驱力升华的过程，那么，霍尔则认为人自身受制于延伸迁移的钳制，他们的需求屈从于制度的形式。

在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人们常常会把自己头脑中的认识映射到客体上，并将其变成自己的模式，这样的投射是理解异文化的绊脚石。

对此，霍尔把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从人文的高度关注跨文化传播问题，将跨文化问题看作是人最本质的精神需求。

他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理解异文化，而是更好的了解个体自身文化系统的运行机制，我们应该深化对人体内部和外部世界同等的观察。

霍尔主张探讨人的神经知觉系统，“在开始探索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思维之前，考察你对不同情境的反应，探索你为什么要做出反应，理解你所做反应的意义，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信息的源泉。

”[12]他指出了我们全面了解自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越是了解驱动个体行为的内驱力，就越能够对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异常的行为作出说明，当跨文化经历引发个人改变时，我们还应深入研究其中的内在转化机制，全方位地培养我们跨文化的敏感。

霍尔坚信，人类的未来有赖于超越文化对人本身的钳制。

若要实现超越，社会成员首先承认并接纳无意识文化里许多隐蔽的维度，积极地、有意识地投身于不断地与异文化人的交往之中，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新的境遇使得我们思考和质疑自己一贯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智慧就在我们不断认识和容纳多种文化的过程中积累起来。

通过广泛持续地接触异文化，社会个体开始了一场个人演变，他们把多样的文化因素融合于一体，创造出自己新的个人文化――“跨文化品格”。

跨文化品格“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定势，它使我们能够超越特定的文化范畴，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跨文化世界。

”[13]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这种思维定势表现为一种开放的精神状态。

它代表一种持续的努力，在文化群体之内和之间寻找自我和他人的真实性，进而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跨文化世界。

跨文化传播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霍尔以比较的视野看待社会个体的文化表达，注重从微观方面的非语言传播来展现文化的独特性和互动性，这无疑对促进我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过，文化的源头是如此复杂，霍尔扼要的概括是令人尴尬的，且缺乏一定的严谨性，最为关键的是，他没有阐明社会成员容纳多元文化的动力机制，人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又如何避免权力的支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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