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人”的寻人启事

“气死人”的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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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人》2008年第03期
1937年7月初，郁达夫自暴其丑，在《大公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将妻子王映霞与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的风流韵事弄得尽人皆知。

这对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因为这则启事差点分道扬镳。

一见倾心
郁达夫是在同乡孙百刚的上海寓所见到王映霞的。

结果一见钟情，再见倾心，最后弄到神魂颠倒、意乱情迷的地步。

在当年人的眼中，王映霞具有五美：一、风度好，落落大方：二、仪表好，雍容华贵：三、言辞好，谈吐风雅；四、待人接物好，和蔼可亲；五、处理事情好，处处周到。

拥有这样的条件，哪个男人能不动心?郁达夫认识王映霞的时候，已有了年婚龄，而且还是3个孩子的爹。

按说，已婚的郁达夫是不该对王映霞作非分之想的，但他却像着了魔一样置妻子孙荃于不顾，猛烈追求王映霞。

抛妻弃子是不道德的，但郁达夫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与孙荃的结合完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对于这桩包办婚姻，郁达夫一直存有抵触情绪，但是母命难违，他最终还是屈从了。

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郁达夫在操办婚事的时候，竟向亲家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

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

”可怜的孙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嫁到了郭家。

从郁达夫的反应来看，孙荃应该其貌不扬。

但如果据此以为她只是一个裹小脚的普通乡下女人，那也太过武断了。

事实上，作为富阳县属井镇一个颇有资产的书香世家的千金，孙荃颇有才情，她甚至能够与郁达夫诗词唱和。

只是在面对这位才女时，郁达夫始终提不起兴趣。

这一方面源自他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孙荃不事打扮，不够娇媚，一味柔顺的缘故。

所以当郁达夫遇到王映霞的时候，立即就把孙荃拋在了脑后。

热恋中的“裸露”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过程非常辛苦(具体细节可参考郁达夫日记)，家人反对，朋友也不赞成，即使两人的“媒人”孙百刚夫妇，也想尽办法极力阻挠。

王映霞虽然对郁达夫的已婚身份耿耿于怀，但在郁达夫感情真挚的情书攻势下，最终举了白旗。

热恋的情侣是甜蜜的，但是这段感情却差点因为一本日记而葬送。

郁达夫有记日记的习惯。

自从遇到王映霞后，他在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追求王映霞以及恋爱期间的是非、恩怨，甚至咒骂她的歹毒语言。

对于这本日记，郁达夫一开始也许没有示人和发表的想法，所以他从没有考虑过日记被别人看后，别人会做何感想。

很不巧的是，王映霞在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房间里不经意地看到了这本日记，结果大发脾气，并写了一封长信痛骂郁达夫，大有绝交的架势。

郁达夫吓坏了，他立即回了一封长信，并在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你的信，我真莫名其妙，我们二人到了这一个地步，难道还能拋离得开吗?我的日记是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信中信誓旦旦地说，“我的日记是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的”，但过了几个月，郁达夫在没同王映霞商量的情况下，就将日记集结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

这本日记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对此，王映霞非常不满(如果她知道十几年后会有怎样的遭遇，恐怕打死她也不会跟郁达夫在一起)，后在郁达夫的安抚下，两人还是和好如初。

对于郁达夫突然“卖日记”的动机，王映霞是这样认为的：“他之所以不让我知道，主要是希望我和他在感情上从此不再发生旁的枝节。

他觉得先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他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化作漏网之鱼”。

郁达夫真是用心良苦啊。

夫妻过招
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了。

结婚后，两人的确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但是看似幸福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

郁达夫放浪形骸惯了，婚后突然受到王映霞的管束，极不适应。

为了表示抗议，他经常玩失踪，而且一走好几天。

等过两天回家后，他又跟没事儿人一样，让写检查就写检查，让悔过就悔过。

郁达夫经常出走的行为是多少带有些神经质的。

比如有一次，王映霞的女性朋友到上海来玩，郁达夫陪同王映霞去旅馆看望，后来看两人谈得高兴，郁达夫就让王映霞陪朋友睡在旅馆，自己回家照顾孩子。

结果他回到家后就开始收拾行李，佣人间他做什么，他说：“少奶奶在旅馆里已经有了别人了，今天不会回来的。

你好好管着两个孩子，我要走了!”说完就叫车走了。

三天后，王映霞收到郁达夫的一封信，读完才知道，他是因为怀疑王映霞搞同性恋才负气出走的。

期间，为了看王映霞和谁来往，他还经常躲在自家门外监视。

当发现没有异常后，郁达夫便放心回到旅馆去创作他的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有关同性恋的作品)。

创作完成后，他就拎着行李回家了。

这种反复无常给王映霞带来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王映霞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牢牢控制住郁达夫，她先是通过法律手段让郁达夫乖乖地将所有著作权赠予了她(著作权是郁达夫安身立命的根本，没了这项收入，他就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更让郁达大难以启齿的是，他在杭州倾其所有，举债建造的“风雨茅庐”的产权，也同样归王映霞所有。

受此“压迫”，难怪郁达夫会在日记中写下“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的肺腑之言。

红杏出墙
1933年春，郁达夫在王映霞的建议下，举家从上海迁到了杭州。

对于这次搬迁，好友鲁迅并不赞同，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送给郁达夫。

后来，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对没有听鲁迅的话不胜懊悔：“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
搬到杭州后，郁达夫受到当地达官显贵的追捧，王映霞也凭着姣好的面容和得体的谈吐，迅速成为社交界的明星。

在这种情况下，她爱慕虚荣的本质显露了出来。

为了满足虚荣心，她逼郁达夫向杭州市长借汽车：同样为了满足虚荣心，她开始怂恿郁达夫当官。

所以1936年春，当福建省主席陈公洽向郁达夫发出邀请后，郁达夫只身南下，王映霞则留在了杭州。

这次福州之行引发了两人的婚姻危机。

等郁达夫再回杭州的时候，王映霞与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的绯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郁达夫原本不相信，但他在无意中竟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

面对妻子的红杏出墙，郁达夫的第一反应是嚎啕大哭，然后与王映霞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郁达夫以为王映霞又去会许绍棣了，一时冲动，接连做了下面几件不合逻辑的事：首先，他找来郭沫若等老朋友及三厅的同事，请他们来家看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而且将这3封情书照相制版，广为散发；然后，他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写了长信，状告许绍棣插足别人家庭；最后，他又跑到《大公报》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屑寻常。

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均不成问题。

唯汝母及小孩子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