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看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以教材当中的“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2020年第1期 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No.1,2020
从《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看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
——以教材当中的“CIVILISATION”文化版块为研究中心
林许洋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摘 要：白乐桑是法国著名汉学家。

他编著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包含了许多中国哲学智慧，折射出他与汉语言文化结缘的人生经历。

这是一部堪称经典且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教材。

其中“C I V I L I S A T I O N ”文化版块较剀切地解析了中国文化诸特征，同时也集中地展示了他的中国哲学观。

后者具体表现于三个方面：一，阐述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二，揭示了“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先秦诸家价值观；三，解读了“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

这部教材是白乐桑向外国汉语学习者介绍中国语言文化的平台。

反观之，也是学界研究白氏中国哲学观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白乐桑；《汉语语言文字启蒙》；中国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764（2020）01-0084-07
收稿日期：2019-08-09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度创新研究项目“论白乐桑的中国情缘——以《我
的七〇印记》为中心”（主持人：林许洋，编号：18Q N C X 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林许洋，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助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8级博士研究生。

白乐桑（1950-），作为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对外汉语教学及跨文化研究领域里成就卓著。

截至2019年3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关于白乐桑的研究文章有39篇。

有的学者着力于白乐桑的教学思想，如“法式汉字本位”；也有的学者分析了白乐桑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的优劣；还有的学者关注白乐桑在法国的汉语汉文化教学主题；但是对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的研究，却付诸阙如。

笔者将透过白乐桑汉语教学这个显性的文化现象，求索其深层的中国哲学思想。

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可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

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一年，这段留学经历为其开启中国哲学之门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1]。

因痴迷于中国哲学的智慧观点，他不仅将自己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选题均锁定为中国哲学，而且他将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中西哲学的观点进行对比、融合
[2]。

具体表现为其将“一元
论”[3]“主客体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1]
“庐
山现象”[4]等哲学观点化用于法国的汉语教学及汉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本文以白乐桑主编的第一套教材亦是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经典“法式
字本位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I（第一册）
[5]
和I I （第二册）[6]中的“C I V I L I S A T I O N ”文化版块为研究中心。

两册教材共计26个文化版块
[7]
，当中的16篇文章可化作探求白乐桑中国
哲学观的直接素材。

一、集中阐发了“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
儒家思想，是颇具影响力的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是对中国后世及东南亚地区国家产生深远意义的主流文化思想和哲理体系。

其源起于公元前五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于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器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道德伦理而倡教化，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有入
世理想。

后继得孟子发展、荀子集其大成，其后延绵不断。

依据白乐桑在教材中设置的26个文化板块的内容排布，当中有6个板块涵射儒家思想所弘扬的核心道德伦理观。

其分别在第三和第十三板块宏观地给予儒家思想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即，在中国传统三大思想学派——儒、释、道中居其首要。

其排序印证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重要性。

此外，白乐桑通过对比之法将中国本土的两大传统的思想学派——儒、道两家，以点睛之笔勾勒出儒家思想与众不同的形神，即，凸显一套完整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政府规则，并强调世间的人事遵循“德以配位”的原则。

从而，侧面验证了在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中，以儒家思想为其灵魂内容。

白乐桑展现的中国哲学观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道德伦理观。

“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家思想通过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三纲”表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涵盖：仁、义、礼、智、信。

结合白乐桑在第三个文化版块的叙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五大关系分别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呼应儒家“三纲五常”礼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5]。

诚如，中国古代对君子的要求，追求仁义礼智信为理想标准。

白乐桑在第十三个文化版块中引述孔子名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5]揭示君子德行如风而小人德行似草，风从草上吹过，草必定被风吹倒的道德真理观。

在中国文化中活跃着“三纲五常”的具体日常生活表征，即在白乐桑的中国哲学观中突出的“等级尊卑”观念。

此观念出自《礼记》：“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8]这与“三纲五常”一脉相承的理念，指的是中国传统中重视辈分大小、地位高低，以此作为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礼教的重要利器。

白乐桑以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作为切入口，深层剖析以常见“称谓”、特色词语的使用和以“孝”为主题的家庭观念等为代表的“等级尊卑”践行。

首先，在白先生眼中，中国人的称谓非常具有特色，且彰显出“等级尊卑”的规律性、系统性。

他总结了最为常见的两种情况：一为在第四篇中，描绘陌生人首次见面，按中国传统礼节应对他人使用敬语，询问对方“贵姓”；而对己用谦称，用“敝姓……”或是“免贵姓……”来应答。

二为在第二篇中提及熟悉之后的友好称呼方法是在其姓前加 “老”“小”“大”，如老王、小张等。

此外，“伯伯”“阿姨”等，以及对成年人的称呼还通常突出其社会职责或社会头衔，如周老师、李师傅等，皆可体现等级尊卑。

其次，在白先生看来，透过中国特色词语的使用可深入刻画出“尊卑”思想。

在第六篇中，白先生认为语言是一面镜子，可折射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文化、心理的光辉[5]。

汉语词“驾崩”，具有严格的阶级意味，只适用于皇帝之逝。

又如，单个汉字“孝”意味着尊敬和服从父母、哥哥和姐姐们以及地位较高者。

最后承接，父子传承的以“孝”为主题的家庭观念弘扬“尊卑”观念。

儒家思想的家庭观念以“孝”为核心，强调孩子必须赡养父母和祖父母。

而汉语中特有的旁系和直系亲属称谓，正是反映家庭和传承人的重要性。

因此，这三重表征互为循环印证，互为依赖支撑。

在践行“等级尊卑”的同时凸显了儒家“三纲五常”对社会规范强有力的凝聚意识与约束力量。

白乐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明确把握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显学地位，当中的“三纲五常”更是维护社会“等级尊卑”的重要法器。

由此，白乐桑中国哲学观的首要理念就是以儒家“三纲五常”与“等级尊卑”为道德伦理观。

此外，儒家思想不仅表现为典籍上的话语力量，更是化用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规范，由此外显为思想理论的实用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以儒、释、道、阴阳五行四家为基本构架，而其较高的使用价值除了表露在儒家思想中外，还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其他三家思想之中。

二、梳理了“经世致用”后面的 
先秦诸家价值观
“经世致用”，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彰显的中心观念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具体活用为行文、处事都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
学。

白先生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深谙“经世致用”不仅为一种具体的思想方法，更能贴切地描绘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宏观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基本构架以儒、释、道、阴阳五行四家为主，皆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层润染。

正如上文所述，儒家“三纲五常”及“等级尊卑”思想不仅奉为高高在上的经卷典籍，而且散化入市井生活之间，以“润物细无声”之法，透过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身体力行的途径形成了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

这就是以“经世致用”之法化用儒家学说，实现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从中体现出巨大的实用主义倾向。

外来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广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强烈影响，脱胎于“苦行”演绎出“普度众生”的新意。

白先生精选研究角度，发现这一点从语言角度诠释得更为深刻且广泛。

在第二十六篇中，爬梳汉语词汇发展历程，摸索其规律为：公元四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汉语词汇丰富的主要原因是产生了大量外来梵语词语，表现为依靠佛教词语扩展的倾向。

在“引进”时具体常采用两种翻译方法，一为音译加汉语语素，如“佛陀”以及后来的“佛”来源于B u d d h a；二为：单纯的意译词，如“天堂”（美好的宫殿）是p a r a d i s e（极乐世界）的意译词[6]。

由此，描绘了佛教思想在中国传播时积极与本土语言文化结合的“入世”态度。

佛教思想的传入，为“经世致用”之法开辟了广阔的试验田，将这些梵语词语引入并加以中国化的改造。

改造成果卓然，这些词语洋溢着较强的活力，一直高频沿用至今。

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日常市井生活相融，为人们探寻心灵的栖息地持续导航，救苦而渡难，从而转化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重大慰藉与依靠，阐扬着不凡的实用价值。

缘起于中国本土的道家亦是深受“经世致用”之法的影响。

白先生在第十三篇中谈及对道家思想的深刻认识，将道家与儒家并列，将其归为中国的两大思想流派，且对周边的亚洲地区国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白氏书中明确老子和庄子思想是现代道教的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学术思想上，道家与儒家有明显的不同，具体呈现为一种直观的、运动
的相对论和自然观。

这种核心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渲染，同时也作用于中国传统武术和中国国画之中。

太极与中国山水画呈现出来的精粹正是凝练于道家的思想，这体现于化用理论境界渐入日常文体艺领域，展现为一种具体的实用价值。

不仅如此，白先生还通过例举老子和庄子的经典话语来具化其思想的精髓，凸显其于社会生活中给予人们的实用精神启示。

老子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5]表意为：揉和陶土做成器具，有了模具中空的地方，才能有做成器皿的作用。

深意为：人应如陶土做成的器具一般，须有中空方可成事。

即做人处事需要张弛有度，开合适度。

休养生息，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智慧。

太极气功一类的中国传统保健养生体育运动正是以此为契合点，彰显以“经世致用”之法凝汇道家思想以体现实用价值。

庄子曰：“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

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5]译为：任何人用钩子、绳子规矩来校正某物时，实际上就削损了事物的天性。

任何人靠绳索、胶漆来加固事物，实际上就侵夺了事物的本性。

这里实则重点弘扬“遵循本性、自然本真”的道家思想精神。

由此，中国思想文化中崇尚“返璞归真”，驳斥在第二十二篇中提及的同为《庄子》中的成语“邯郸学步”里只顾模仿邯郸人走路的少年[6]。

世人将浓缩了道家思想的成语，用于劝谏后世：我们任何时候，做事不能违背自然本性，若是不适度地效仿他人，便远离了自己的初衷。

如此哲理凸显了深刻的人生实用价值。

渊源于中国远古时期的阴阳五行之学更是以“经世致用”之法展现出巨大的实用主义倾向。

特别是以百姓日常生活为活化舞台，重点烘托出时空定位、人体诊断、美食演绎的宏大且质朴的实用价值。

首先，表现为时间定位，即中国传统的时间表述法以及时间派生演绎法。

中国传统的时间表述法以天干地支作为纪年、记时的度量尺度。

在第三篇中白先生系统总结了在中国依据十二地支排列形成了一个十二年年份轮回的规律，如，首为鼠年，末为猪年等。

而更大的年份轮回则是六十年的习惯，这就是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得到的公约数排列组合而成的，如，首为甲子年，尾为癸亥年等。

中国传
统的每日计时方式也沿用十二地支的表述，一天被分为十二个等份，即每个等份对应现代时间两小时，首为子时，后为丑时等。

这就是中国古代百姓给时间定位时包裹的阴阳五行学说，其贯穿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延续着极强的生命力。

由时间派生的演绎法，上与时间定位法相承接，下与转化为实用的百姓生活指南相关联。

时间派生演绎法具体活用于生肖、节气、四季等方面。

生肖与地支纪年方式有紧密关联，每年一个动物轮值，十二年为一个循环。

在第十一篇中，白乐桑小结了自己的观察发现，即中国人常用十二生肖知识大致推测别人的年龄。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受天时因素影响很大，古人从阴阳五行之学中得到了把握天时、适时耕作的秘诀——节气。

在白先生归纳的第二十三篇中足以明确化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农事的重要性。

如我们所周知的中国传统日历分为阴历和阳历，阴历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隔十五天为一个节气，划分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如立春、大寒等。

虽在当代阳历通行，但以阴历派生出来的节气一直被延用作为气候、农业及生活息息相关的参考标准。

节气当中蕴含了关于四季的表述，而四季则是更具有实用价值的阴阳五行之学的启示。

白先生在第十九篇中概括了中国北方四季分明，气候变化特征明显的特点，并认为这种区别性的变化是阴阳哲学的主要变化形式。

在阴阳学说中温热为阳，寒冷为阴。

以我国温暖潮湿的夏季为例，跟随四季变化脚步，其将会形成秋高气爽的旻天，然后又营造一个充满阳光但冰冷的冬季，而后寒来暑往，开启一个新的轮回，由此给予中国古人应时生存的强烈现实价值。

阴阳学说的完美阐释——太极图正是反映昼夜变换、四季更迭等与太阳运动相关的变化关系。

以陈抟老祖的“先天太极图”为例，描绘的就是一个地球绕太阳公转即绕地轴自转而造成的明暗交叠的阴阳面，这与日晷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就是中国先人探索自然，以“经世致用”之法化用阴阳五行学说于生活与农业活动而体现出来的广泛实用价值。

其次，演绎为空间精准定位与建筑选址的考究。

在第八篇中白先生概括了中国传统对空间
的定位表述，认为世界上存在五个基本方位，即东南西北四个基本地域方位加中央。

时至今日，中国人还习惯沿用这套空间定位表述于生活中，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化用后表现为具体现实价值的又一例证。

此外，白先生透过深入观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习，发现空间的精准定位衍生了选定阳宅和阴宅等建筑位置的理由，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的“风水”。

据白先生观察，此类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如，百姓的传统住宅一般朝南，正如君主宝座的朝向一般。

这种做法主要为了避免来自北方的灾祸。

在香港的传统公墓中，坟墓按照死亡占星图来安置。

此外，民间将风水镜画挂在进门入口处，据说可以使邪风转向。

图中有一条未断开的阳线和一条断开的阴线，这个图案来自来源于《易经》。

接着，中国古代医者将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众多核心理念化用至为人诊疗疾病之法，表现为医易同源。

白先生在第九篇中讲述了当年来中国留学的经历，他发现中国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把热水当作日常饮料。

起初他非常惊讶，后探源发现这种习惯是中式保健学的表现，与中医体温不能受到寒凉干扰的理念相关。

这与中国人喝酒前要温酒是同源同流的。

后在第二十篇里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 ：一为人体必须被看作一个整体，因此反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二为人体运行法则必须和宇宙整体运动规律一致。

身体健康的实质是由水、木、火、土、金五种元素和谐相存而达到的阴阳平衡状态，这也是中医针灸学的基础理论来源。

中医认为，当疾病由过度的阳气引起时，就必须补充阴气以制阳气，从而达到阴阳和谐的状态。

这也以“经世致用”之法化就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日常养生保健经验，体现出了极高的实用价值，并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最后，民以食为天，药食同源滋补养生，阴阳五行学说化用为中国饮食和谐搭配之美。

在第二十篇中白先生发现中医和中国美食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式菜肴的食材绝大部分都是中药的构成部分。

例如，苦瓜能清凉消暑，适合夏季食用，既为食材亦为药材。

此外，在第十五篇中白先生以画龙点睛之笔点画出中国烹饪富有阴阳哲学的诗意[9]。

菜式之间呈现出阴阳交
替变换的韵律，席间的中国菜肴传唱着热和冷、浓和淡、软和硬、韧和脆、色彩的光泽和鲜活之间的和谐变奏曲。

中国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触感，更是升华为中国人生活的投射与独到体悟。

美食与人生圆融贯通，共谱百味杂陈的真谛。

白乐桑佩服中国古人智慧，其从历史长河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医学、生活等方方面面明确提纯了“经世致用”为儒、释、道、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方法，以此表现为突出的实用价值倾向。

由此，白乐桑中国哲学观的第二个重要理念就是以“经世致用”之法化用儒、释、道、阴阳五行学说为实用价值观。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流派的作用不仅局限为典籍上的精神力量，更是落到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具体的细微之处，体现出思想理论的实用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以儒、释、道、阴阳五行四家为基本构架，除了呈现为道德伦理观和实用价值观外，还扶摇上升至更广袤空宁的和谐宇宙观之中。

三、解析了“道法自然”的 
“天人合一”宇宙观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德经》的哲学思想[10]。

老子以大格局大气象之法，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精辟涵括；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即：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均效法或遵循“道”的“自然而然”规律。

与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构建了中国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具体表现为先天本性相合，回归大道，归根自然宇宙的规律。

“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更是一种生存姿态。

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

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互联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由此呼应了“道法自然”。

古往今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遵循敬畏自然、依天时而作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观念；而以西方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强调的则是挑战自然，征服自然。

因而从本质上探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凝聚着和谐的宇宙观；西方哲学思想传统中，自然和文化是截然分离的，甚至呈现为一种冰冷的对立关系，
表现为抗争型的宇宙自然观。

《周易》的《贲卦·彖传》的象辞凝缩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1]《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12]儒家思想文化亦从社会道德伦理观角度呼应“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宇宙与天道是道德观念和原则之根本，人心中本能地具有道德原则的规范。

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却不自觉的合一。

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

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言“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继而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后又由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

中国古人深谙此理，由此法天、法地、法自然；将天、地、人奉为三才之道，追寻天人耦合，凸显和谐为核心元素。

千百年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显现与自然宇宙和谐勾连的宏观生态景观，演绎为一种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生存大智慧。

上承前文所述的实用价值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天地相融，与四时合其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遵循规律“与化俱化”。

由此勾勒出由节气—四季变化—物候—农事—养生保健的和谐生活线索。

以中国文化精粹——中医为杰出代表，其对于四季更迭的独居匠心把握更是直白地体现于中药材的命名艺术中，如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以秋桑叶为眼，我们可阅览名扬海外壮阔的丝路文明；亦可微缩凝眸于整株桑树，清晰地观察自然生长之时序奥妙，聆听甄选四季灵药之法。

春取桑枝，祛风湿利关节；夏采桑葚，生津止渴明目乌发；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白皮，利水消肿。

同种药材在不同的季节药效有所差异，因此采摘时节尤为考究。

这就呈现为中医本草与自然宇宙的秘密。

结合天时地利养生，是中国人在生活中关于“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具体践行。

中国先民摸索了一套顺时养生进补的规律，例如，在山东德州百姓之间口耳相传的养生秘诀为“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

”因此，霜降时节家家炖萝卜，吃柿饼以滋养身体，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