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构架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构架与实践路径
作者：陈亮杨娟
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09期
摘要：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旨在凸显聚焦性、认同性、内生性以及长远性的本真要义，遵循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速度与效益并行、权力与合意共创的价值旨趣。

在此基础上，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构架需要在精神维度、制度维度与经济维度三个方面凝聚共识，激发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意识觉醒，指引高等教育质量运行健康有序，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开放公平。

然而，现实境遇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内省责任失落与内生动力不足的双重壁垒、规模持续扩张与质量提速缓慢的矛盾交错、信息技术普及与创新改革延滞的摩擦对立以及工具理性制约与价值理性消隐的潜在危机等转型困境。

为此，强化高校与多元主体间的共意善治，协同驱动经济进步与教育增质，形塑政策引领与制度运行的实践行动，循环推进质量评估与反馈机制，将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旨趣；逻辑构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场域，其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样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和导向。

准确把握“十四五”转型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与特征，不仅对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回应新时代社会各方对高等教育质量升级的迫切期待。

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与智能时代的到来，我國高等教育现代化愿景面临重重困境和挑战。

究其原因在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经济主要矛盾转变所引发的规模与质量发展错位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量变到质变演进的持续追求。

因此，立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背景，审视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发展的逻辑，探讨其实践路径已成为一种必然。

本文将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维度、制度维度和经济维度出发，对高等教育的内涵进行深入阐述，并针对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运行的现实困境，提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一、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真内涵
（一）“高质量”何谓：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内涵诠释
在多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动态变化局势下，高等教育的边界愈发泛化，并逐渐蔓延渗透至社会的多重领域，与网络空间、科技信息、知识经济等多重现代化因素交互共融，形塑成一个多维拓展空间。

在高等教育发展征程中，“如果不能澄明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本真追求，高等教育就会失去其历史存在的依据，涣散消解于无形之中”[1]。

从理论上讲，对于质量的永恒追求始终是激励高校科研共同发力，培育高质量综合人才的不竭动力。

“与其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视为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提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诠释，毋宁将其看作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和指导方向”[2]。

当前，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持续追求已成为一种必然，只有以“高质量”指引当前乃至今后高等教育发展趋向，才能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具体而言，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涵。

其一，聚焦性。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对先前阶段的超越，它唤醒了高速发展之下人们对于教育本真透视的自觉，将当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聚焦于大学质量本身。

解决高质量提升困惑的关键在于对“质量”的解读，可以说何谓“质量”的标准、限度以及进步空间，是所有“教育共同体”诉求的合意表达。

总体来讲，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要着力抓好根本质量、整体质量、成熟质量、服务质量“四个质量”，推动高校树立质量意识，掀起质量革命，从而建成符合高等教育时代发展的质量文化观。

其二，认同性。

在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去中心化的时代背景下，营造多元主体认同的“治理共同体”已成为形塑高等教育高质量进步的关键。

无论是政治的需求，企业的诉求还是社会公众的需要，教育的衔接边际正在随着信息化的流动与蔓延不断得到强化，高等教育“合需
要化”正以恰当的被认同性呈现于大众视野之中。

在多元主体共同承认教育需要高质量优化空间的前提下，构建相互尊重和彼此认同的治理框架有助于化解多方冲突、谋求不同教育主体对教育质量贡献力量的心意契合。

其三，内生性。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变迁历程，政策的驱动以及社会的需求始终是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引擎。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包含“内省”与“自觉”双重意涵。

“内省”与“自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统一，共同贮存于内生性发展之中。

“内省”与“自觉”相伴而存，是一种内生性的自主信念与使命责任，远非严苛的律令或外部敦促所能达致。

只有将“内省”与“自觉”内化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治理中并以此贯之，才能够充分彰显内生性与高质量发展交互融贯的相承性。

其四，长远性。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长远性方面，一是教育本身的育人过程及成果的收获具有长期性，二是“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具有长远性。

“十四五”开局之年已经明确了在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征程中，教育行动主体在坚持质量为一贯核心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接受整体知识的权利。

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言，“教育本质如果被忽略，教育就会变得丧失根本目标而不稳定和支离破碎，它带给学生的将不再是包罗万象的整体教育，而是混杂的知识”[3]。

总之，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内涵要紧密结合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兼顾聚焦性、认同性、内生性和长远性等特征，将其融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向世界释放出我国高等教育运行的活力。

（二）“高质量”何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价值旨趣
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趣，需要在明晰时代内涵的基础上，从教育全局工作出发转换战略发展视角，秉持规模与效应并重的系统平衡观、速度与效益并行的经济发展观以及权力与合意共创的生命指向观，努力实现规模、质量、公平、效率等要素之间的协调与均衡。

1.系统平衡观：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
“系统是标志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畴与基本观点，处于系统中的各要素彼此关联而又统一协作”[4]。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紧密融合，同时与外部社会交往共在又构成一个新的大系统[5]。

高等教育系统兼具动态平衡的特征，使之可以持续应对外部复杂动荡环境对系统整体的不断冲击。

高等教育高质量系统观赋予了高等教育前瞻性和透视性的发展眼光，使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方位下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供给侧需求”，实现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接轨的高阶运行模式。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持续发酵，单纯推进规模发展显然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兴市场与变革时代。

在系统平衡观的浸润下，高等教育应摒弃一味求大、求全的陈旧观念，跳出利益优先的沼泽，实现更具现代化意义
的范围效应，即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高校分类特色凸显与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双向互通。

总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当秉持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的价值旨趣，不断提升其质量服务，创造“高质量”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的同心圆。

2.经济发展观：速度与效益并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健康良性的生态运行模式。

新经济业态释放的善态能量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多元交互场域，高等教育有义务有责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高等人才的培养反哺经济。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教育具备先天、强大的经济功能”[6]。

从国家发展的视角来看，只有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才能为教育提供更多优质资源，促进人才和教育逐渐成为我国整体文明素质提高的独特优势[7]。

如果说速度决定了高等教育高质量运行地“快不快”，效益则反映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地“好不好”。

从理论上讲，单向度追寻高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似节约了时间，提升了单位时间的产出成果，但单位时间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人力和物力等为提高质量所作的贡献值已大打折扣。

换言之，一味求快的高速发展会在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下降低治理主体对治理环节中质量细节的追求，导致高质量的治理合力与效果打折。

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观旨在达成速度与效益并行，二者共同驱动经济革新与社会发展，使高等教育在快速行进的同时能沿着预期的成就和效果方向迈进。

3.生命价值观：权力与合意共创
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新技术巨变已经渗透至高等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生活的多重组织机构中。

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捷服务和信息畅通的同时也对大学之核心——高深学问——产生了一定侵扰影响，警醒我们在广泛技术应用场景过程中需要更加警惕工具理性的盛行而引发的教育生命价值的式微。

从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来看，学术生命是大学坚守自身独特知识地位的动力源泉，这份深厚的知识积淀使其在暗流涌动的社会体系中保持理性，努力成为缄默的服务者而非顺从的迎合者。

知识自始至终以其无穷的容纳力与敏锐的感知力透视时代思想的变化，科学真理与知识在教育中的融合赋予了高等教育高质量构建生命体系永恒权利与共意信念。

正如叶澜教授所倡导的生命教育，“从生命层次重新认识教育，构建新的教育观，并产生新的实践效应——让教育焕发生命活力”[8]。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在尊重不同治理主体发展差异的前提下立足生命维度，将受教育群体从器物化的数字和符号中解放出来，使其在接受高质量教育中感知生命气息熏陶的同时享受高质量资源和学习机会的权力与合意的双向达致。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构架
通过透视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内涵及其背后蕴含的价值可以发现，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将高质量的“内生性”“长远性”等特征共嵌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过程中，提炼出精神、制度和经济三维度的高质量逻辑发展框架，如图1所示。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实现
关键在于激发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诸多力量共治合力、释放高等教育质量提级的生态动力和经济支撑的活力。

当前我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发展期，激发经济发展中的善态能量、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承载功能的特殊性使其拥有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优势，既带动了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又促进国家文化的繁榮。

因此，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经济质量提级协同发力，从质量管理迈向质量治理，这就意味着治理主体在保障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拥有创新的治理理念，通过协商共享达到治理效用的“至善至美”[9]。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而高等教育“大而不强”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学府数量多意味着可以满足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是经济保障下高校对于高等教育“量”的发展的持续追求，更多属于物质保障层面的成果。

然而，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重心需要由“物质”转向对精神的关切，只有高等教育系统内各治理主体真正关注教育本身，形成对质量治理的自律性与自觉性并在生命关切的氛围下聚焦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的优质发展。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精神层面达成的质量共识是其教育责任的自发性表达，反映了行动主体遵守高等教育学术契约和道德规范、遵从教育良心所承担的教育责任与使命。

这一自觉行为愈加彰显“经济社会时代知识的力量，同时使知识生产规律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也有所加大”[10]。

立足国家治理的视角，高等教育治理不仅仅依靠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的自律性发展，也需要制度的规范来约束治理过程的种种活动或行为。

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行动提升制度的有效性，促进高等教育治理“高质量”的含金量，进而趋向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建
设目标达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进程[11]。

同时，高等教育内部也应达成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共意的信念”才是推动其与外部共生发力、摆脱被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只有经济、精神和制度层面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才能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发展活力。

1.系统平衡观：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
“系统是标志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畴与基本观点，处于系统中的各要素彼此关联而又统一协作”[4]。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紧密融合，同时与外部社会交往共在又构成一个新的大系统[5]。

高等教育系统兼具动态平衡的特征，使之可以持续应对外部复杂动荡环境对系统整体的不断冲击。

高等教育高质量系统观赋予了高等教育前瞻性和透视性的发展眼光，使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方位下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供给侧需求”，实现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接轨的高阶运行模式。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持续发酵，单纯推进规模发展显然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兴市场与变革时代。

在系统平衡观的浸润下，高等教育应摒弃一味求大、求全的陈旧观念，跳出利益优先的沼泽，实现更具现代化意义的范围效应，即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高校分类特色凸显与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双向互通。

总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当秉持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的价值旨趣，不断提升其质量服务，创造“高质量”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的同心圆。

2.经济发展观：速度与效益并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健康良性的生态运行模式。

新经济业态释放的善态能量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多元交互场域，高等教育有义务有责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高等人才的培养反哺经济。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教育具备先天、强大的经济功能”[6]。

从国家发展的视角来看，只有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才能为教育提供更多优质资源，促进人才和教育逐渐成为我国整体文明素质提高的独特优势[7]。

如果说速度决定了高等教育高质量运行地“快不快”，效益则反映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地“好不好”。

从理论上讲，单向度追寻高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似节约了时间，提升了单位时间的产出成果，但单位时间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人力和物力等为提高质量所作的贡献值已大打折扣。

换言之，一味求快的高速发展会在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下降低治理主体对治理环节中质量细节的追求，导致高质量的治理合力与效果打折。

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观旨在达成速度与效益并行，二者共同驱动经济革新与社会发展，使高等教育在快速行进的同时能沿着预期的成就和效果方向迈进。

3.生命价值观：权力与合意共创
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新技术巨变已经渗透至高等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生活的多重组织机构中。

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捷服务和信息畅通的同时也对大学之核心——高深学问——产生了一定侵扰影响，警醒我们在广泛技术应用场景过程中需要更加警惕工具理性的盛行而引
发的教育生命价值的式微。

从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来看，学术生命是大学坚守自身独特知识地位的动力源泉，这份深厚的知识积淀使其在暗流涌动的社会体系中保持理性，努力成为缄默的服务者而非顺从的迎合者。

知识自始至终以其无穷的容纳力与敏锐的感知力透视时代思想的变化，科学真理与知识在教育中的融合赋予了高等教育高质量构建生命体系永恒权利与共意信念。

正如叶澜教授所倡导的生命教育，“从生命层次重新认识教育，构建新的教育观，并产生新的实践效应——让教育焕发生命活力”[8]。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在尊重不同治理主体发展差异的前提下立足生命维度，将受教育群体从器物化的数字和符号中解放出来，使其在接受高质量教育中感知生命气息熏陶的同时享受高质量资源和学习机会的权力与合意的双向达致。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构架
通过透视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内涵及其背后蕴含的价值可以发现，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将高质量的“内生性”“长远性”等特征共嵌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过程中，提炼出精神、制度和经济三维度的高质量逻辑发展框架，如图1所示。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实现关键在于激发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诸多力量共治合力、释放高等教育质量提级的生态动力和经济支撑的活力。

当前我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发展期，激发经济发展中的善态能量、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承载功能的特殊性使其拥有别于其他社会
机构的优势，既带动了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又促进国家文化的繁荣。

因此，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经济质量提级协同发力，从质量管理迈向质量治理，这就意味着治理主体在保障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拥有创新的治理理念，通过协商共享达到治理效用的“至善至美”[9]。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而高等教育“大而不强”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学府数量多意味着可以满足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是经济保障下高校对于高等教育“量”的发展的持续追求，更多属于物质保障层面的成果。

然而，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重心需要由“物质”转向对精神的关切，只有高等教育系统内各治理主体真正关注教育本身，形成对质量治理的自律性与自觉性并在生命关切的氛围下聚焦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的优质发展。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精神层面达成的质量共识是其教育责任的自发性表达，反映了行动主体遵守高等教育学术契约和道德规范、遵从教育良心所承担的教育责任与使命。

这一自觉行为愈加彰显“经济社会时代知识的力量，同时使知识生产规律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也有所加大”[10]。

立足国家治理的视角，高等教育治理不仅仅依靠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的自律性发展，也需要制度的规范来约束治理过程的种种活动或行为。

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行动提升制度的有效性，促进高等教育治理“高质量”的含金量，进而趋向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建设目标达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进程[11]。

同时，高等教育内部也应达成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共意的信念”才是推动其与外部共生发力、摆脱被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只有经济、精神和制度层面凝聚共識、一致行动，才能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发展活力。

1.系统平衡观：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
“系统是标志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畴与基本观点，处于系统中的各要素彼此关联而又统一协作”[4]。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紧密融合，同时与外部社会交往共在又构成一个新的大系统[5]。

高等教育系统兼具动态平衡的特征，使之可以持续应对外部复杂动荡环境对系统整体的不断冲击。

高等教育高质量系统观赋予了高等教育前瞻性和透视性的發展眼光，使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方位下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供给侧需求”，实现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接轨的高阶运行模式。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效应持续发酵，单纯推进规模发展显然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兴市场与变革时代。

在系统平衡观的浸润下，高等教育应摒弃一味求大、求全的陈旧观念，跳出利益优先的沼泽，实现更具现代化意义的范围效应，即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高校分类特色凸显与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的双向互通。

总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当秉持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并重的价值旨趣，不断提升其质量服务，创造“高质量”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的同心圆。

2.经济发展观：速度与效益并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健康良性的生态运行模式。

新经济业态释放的善态能量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多元交互场域，高等教育有义务有责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高等人才的培养反哺经济。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教育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