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基本精神

论图书馆基本精神
朱建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广东广州510545
近几年讨论图书馆精神的文章颇多，一一拜读，感觉对于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推动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很有好处。

不过，我认为既然是谈图书馆精神，就要写写具有图书馆特点的图书馆基本精神。

认识事物必须抓住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从其本质特征入手。

我们知道，认识事物的普遍性是对事物所从属的大范围的事物之认识。

例如，图书馆事业从属服务行业，我们不能光认识服务行业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图书馆自身的特征即自身的特殊性。

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同属信息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大不相同，而它们又各各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此可能找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略有不同的基本精神。

严格地说，图书馆基本精神应是其他行业包括博物馆、档案馆等所不备的，即图书馆所独有的。

不过，要概括出来很不容易。

此前，人们议论和认识的图书馆精神，很有价值。

找出图书馆基本精神也许更有价值。

一个事物或事业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发展下去，靠的是它的特殊性和特殊精神。

这一点在今天社会进步迅速、事业发展繁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只有坚持自己的特殊性和发展自己的特殊精神，事业包括行业才有前途。

本人曾发表《论图书馆的专业化服务》也是为了突出和加强一个“专”字。

在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十分迅猛的情形下，图书馆的前途未卜，已有人流露出信心不足的情绪。

因此，我以为应找出图书馆的特殊精神并加以发展。

只是这个特殊的图书馆精神并不易找，说出下面的想法是一种尝试，如有不妥，请读者及时雅正。

1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
什么社会机构是很重知识的机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是很重知识的机构。

图书馆应算最重知识的机构。

图书馆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更是人类文化知识收集、积累、保存和传播的机构。

自有图书馆以来，图书馆工作人员对知识就宝爱莫比。

它对文献无有选择地加以收藏。

哪怕是残篇断简、只言片语，莫不珍藏永守。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可以说是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

图书馆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因为它收有文献并永远守藏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说过，文字与文献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标志。

认识、思想、教育和科学越发展，文献就越多。

社会需要一种机构守藏之。

这个机构就是图书馆。

因此，图书馆的存在得到了肯定，包括哲学家波普尔的肯定，图书馆的发展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包括国家领导人如列宁等的高度重视。

国家政府的重视如政府工作会议及其报告里要求搞好的事业往往会囊括图书馆事业。

在我国古代文献刚刚出现时，人们往往“退藏于密”，对于“河出图，洛出书”非常看重，即对文字和文献加以神化或神秘化，对重要文献要用“石室、金匮”密藏起来。

《尚书·金滕》就记载了“周公祝告的册书收藏在金属束着的匮中”。

原来，武王胜商后二年，得了重病，当时天下未安，殷民未服。

武王一身系天下安危，忠臣周公亲自请于太王、王季和文王神位之前，求以自己替武王去死。

其祝告册书藏于匮中。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政事，管叔等放流言说周公于成王不利，于是成王怀疑周公，产生了隔阂。

周公东征，取得辉煌胜利，并写《鸱鸮》诗欲以感动成王，成王仍未醒悟。

后来偶然打开金匮，看到了册书，深深感动，消除了隔阂。

史官看到收藏册书的作用这么大，就记下了这件事，题曰《金滕》。

“金滕之匮”也许就是档案馆和图书馆的雏形，图书馆和档案馆本属同源。

由于图书文献收藏的价值很大，后来政府就设有专门机构“守藏室”。

春秋时代周朝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

老子就做过周守藏室之史。

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当代大文人于丹认为老子兼做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长。

我推想，可能是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因为博物馆尚未产生，档案馆是分开另设的。

一因为当时图书很多，《尚书》收入册书之类有几千篇，每篇可独立成册，《诗》有三千多首，《易经》有三种；二
因为1898年后发现的殷墟国家档案馆（甲骨卜辞库）没有一件图书之类的文献，说明图书、档案分管。

国家图书馆为什么要叫“守藏室”？其馆长为什么要叫“守藏室之史”？因为当时即图书馆初创时的根本任务就是守藏图书。

可以认为这也是最早的图书馆的特点，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永守藏书的精神。

图书馆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世代相传，继承发扬了几千年，以后还要不断继续发扬？应当说，还要发扬光大。

没有图书文献就不会有图书馆，不守藏文献包括今天的电子版本也就不需要图书馆。

文献永远需要守藏，人类永远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

前者保存图书文献，后者保存有保密性质的档案文献。

不管图书馆今后会变成什么形式，永远尊重知识守藏图书文献是最基础的、最不可忽视的，问题只存在于如何守藏得更好。

2 广事征集，不断搜罗文献的精神
广事征集，不断搜集图书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

在老子担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搜集的图书应是很多的。

除前述书册有几千篇，诗有三千多首外，另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坤乾，三曰周易），有《周礼》、《韶》、《武》、《诔》、《九丘》、《八索》，还有的“三坟”、“五典”等。

孔子年轻时看到这些，看到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和礼乐制度繁盛感叹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是，当老子晚年第二次任此职时，周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就发现很多被人带走了，据王崇静先生《老子的传说》考证，他又做了很多收集、整理工作。

据詹建峰考证，这期间即老子回家照顾父亲期间，王子朝把部分“周之典籍”带到他国去了。

一个国家图书馆就这样差点被毁掉了，年迈的老子二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看到书少了，虽然再次收集，但也很难复旧貌了，加之看到周室衰微，战争频仍，风气日下，也就自然归隐了。

据英国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书载，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建立了世界最大图书馆，藏书达40万册，公元390年左右为基督教主教德奥菲罗斯所毁，其余部分为公元640年穆斯林入侵的伊斯兰教所毁。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

图书馆毁亡，图书散佚，但总有人搜集和重建图书馆之举。

不断地搜集文献，发展或重建图书馆，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

这里当然包括有私人收集以后献给图书馆，国家收集充实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不断搜集、访求，购置和抄录图书以充实图书馆等等多个方面。

私人收集以后献出虽然很难找到具体的史科，但是肯定是有的，当然往往与他们教书、出版图书赢利有关。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兴盛，官方“建藏书之策，开献书之路，使图书自民间献出”，短短几年“书多如山积”。

但战争往往是图书和图书馆的噩运。

另外还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原因。

《隋书·牛弘传》记载了此前五次大的书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赤眉入关毁书；三是董卓移都破坏图书馆；四为五胡乱华烧毁图书；五是周师入郢焚毁图书，梁元帝自焚了图书馆。

明代胡应麟又记载了此后的五大书厄：一为隋炀帝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二为安禄山入关，李隆基奔蜀，图书尽失；三为黄巢入都，僖宗出走，图书被焚不少；四是金人入汴，二帝被掳，图书散佚；五是伯颜入临安，图书被掠一空。

而明及以后又不知多少厄运，秦始皇之前亦有。

如商鞅就有“燔书”之举。

可惜很多书彻底被毁，再也不存在了。

幸有图书馆包括私人图书馆不断地每天日常地做着收集图书的工作，得使图书馆日后复兴。

老子、孔子、司马迁都做过搜集图书、访求遗书的工作，历代政府都有过征集遗书之举。

宋代郑樵总结过“求书八法”，其中，求之私、求之作者故里、后裔等尤有价值。

以后成了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理论之一。

清代末年，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章有5章专讲搜访图书。

规定“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同时要向海内藏家借抄。

清乾隆皇帝缴毁“违碍书”达20年之久，有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秘藏之。

据载二战期间，希特勒破坏文化焚毁图书，进步的图书馆当希特勒每烧毁一本就收藏一本，与之直接对抗。

图书馆这种不断搜集文献的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

没有这种精神，图书馆事业就不会一代又一代毁而复兴，以至今天这样繁荣。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图书馆搜集文献越来越有所放松。

过去到民间搜访、到国外访求等优良传统后已基本放弃，这是不对的。

民间有很宝贵的文献应不惜重金购求，国外则有许多中国遗佚文献未收集回来。

我的老师王重民教授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时曾到美国、法国去调
查收集国外的中国书，或照相复制回来，或先做目录以待以后收集。

可惜，他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后，无人去收集或复制回来。

香港特区有的图书馆收集大陆的年鉴甚多，其方法一定很特殊。

今天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尤应发挥这一精神，永远不断地全面收集各种形式的文献包括网上信息以充实馆藏，为读者所用。

3 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
不懈地整理序化并揭示馆藏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档案馆有史以来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

如果要将二者的这方面的基本精神进一步区分开来，那就是：图书馆有着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

这是图书馆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

当然，图书馆人员对如何保存文献，怎样收集文献就有很专门的研究，提炼了一套很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但是，最能反映图书馆工作专业性的是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工作，亦即整体地整序和揭示文献的工作。

图书馆不懈地做着这项工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投入到实践中去，这种精神是一种很专业的基本精神。

图书累积逐年增多，便成了“书山”、“宝库”，创立图书馆并发展至今，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图书馆无论过去叫“藏书楼”、“书楼”、“书院”、“书府”或后来叫“信息中心”，或今后叫什么，它都是入藏文献信息所在，是组织起来的知识或信息之所在。

图书馆书如山积，它需要组织、序化。

组织和序化了的信息还需要向读者揭示、宣传。

故文献信息还有二次以至三次组织和序化的工作。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如何组织和揭示，这需要世世代代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

不同语种、载体、类型的文献，均应整序和揭示。

包括纸质的、电子的、胶质的，包括图书、期刊、音像等资料，等等。

单是图书分类，图书馆员就世世代代相继不懈与时俱进地进行着研究和实践，古今中外的图书馆莫不如此。

我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是按“六艺”来划分图书类型的，汉成帝时专门派刘向、刘歆父子相继研究了图书分类并编出了第一部有史载的图书分类法《七略》，即将图书划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书数略、方技略。

魏晋时期分为九大类，到了隋唐时期又缩为四大类，以甲、乙、丙、丁四部部次。

到了清朝总结了前人的分类，确定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后来又加了丛书一类，每类细分子目，十分详备。

其中虽有学者所为，但属图书馆学专家或后来有的成了图书馆专家者，同时不乏图书馆人员的直接参加。

所有这些分类必然参考了图书馆过去的图书分类，分类成功以后又为图书馆所利用。

近代以来公办图书馆基本如此。

当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图书馆员又感到旧分类法不适应，于是重新研究。

如我国在建国前有过多种分类法，我的老师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等曾付出许多心血。

建国后又有几部分类法如“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等。

其中，“中图法”的编撰，花了几年的时间和耗费了数千学人的劳动。

它分图书为五大部22个大类，子目达五六级，十分详细。

此后，依据时代发展作了四次修订。

在国外也有同样的情形。

1875年，美国一名学理科的本科生主动留下来出任馆员，他对图书重新进行了分类，将图书分为十大类，按十进制又分十小类、十子目等，此人随后还办了世界第一所图书馆专业学校，他的分类法不断修订，一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并传到国外，他就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

图书分类既便于管理，又是对图书的揭示，以便读者利用。

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揭示花费的精力更多，包括编目录、索引、编工具书和资料汇编，今天则有网络检索、学科导航等。

单是图书馆目录又有纸本的、电子的、以及卡片式的，目录在国外曾经还有半机械化的即穿孔卡片目录。

创造的检索途径也很多，包括题名、著者、序号、分类、主题、出版者、时间等。

无怪乎郭沫若先生曾写诗赞叹：
图书本是心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

客观事汇凭登录，遗产精英赖蓄储。

归门别类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乘除。

稻田亩产千斤粟，此与农耕并不殊。

这种精神在今天仍要也仍在继续发扬，图书馆的创新在这方面尤为重要。

图书馆员编工具书的传统似有丢弃，而探索按自然语言检索文献信息和建数字图书馆还较缓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图书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一旦新技术出现就要立即与图书馆工作结合尤应与整体地整序和揭示知识或文献信息结合。

为什么要说“整体地组织知识”？这就是图书馆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或贡献之一。

宇宙世界是整体的，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即所获得的知识也应是整体的。

但在300年前学科专业开始大发展，后来愈分愈细，人们各专一行，尤其是大学注重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不利，对多角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不利，而图书馆向人们展示的知识则是既是分类的又是整体的。

这有利于学生和广大读者广泛地吸纳各方面的知识，有利于通识教育。

古今中外，无论图书分类方法怎样变化，图书馆总是自觉地与时俱进地将知识整体地组织起来，将人类的全部认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精神应当永远发扬下去，它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4身己度外，甘做书童的精神
自觉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始终是图书馆不朽的精神，是平凡而伟大的服务精神。

如果要讲得更特殊一点，就是身己度外，甘做书童的精神。

为读者甘做“书童”，这是文革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蓝云夫老馆长说的。

时隔40多年，今天看来，这概括得多么恰当。

我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中有一种精神叫“安贫乐道”，反映在图书馆员身上则往往首先可谓“安贫乐业”的精神，然后在安贫乐业中得道从而乐其大道（大彻大悟和高尚境界）的精神。

今天我国图书馆员的待遇随着图书馆事业日益受到重视而提高了，过去是比较清贫的。

干图书馆行业，过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一来清贫，二来不为社会所看重。

是一种不起眼的工作，地位比较卑微。

尤其是下海大潮高涨时，人们都愿意去干多赚钱的行业。

但是，图书馆却始终做着为读者做“书童”、作嫁衣裳的工作，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曾提出过不同的高尚倡言。

如我国图书馆在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过：“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口号；在60-70年代又提出：“甘为人梯”精神；在80-90年代又提出：要“为读者作嫁衣裳”；在90年代及以后又提出“读者是上帝”；本世纪初以来，《公共图书馆宣言》得到宣传，图书馆更加强调服务。

在研究方面，过去强调和看重于管理，着重于“藏”，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强调和重于“用”的研究了，即使是研究资源建设等业务工作，也是以“用”为指导的，本世纪初以来，研究更倾向于读者了，甚至有学者提出要站到读者立场来研究，这些都是图书馆所曾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表现。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图书馆员历来“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看到读者一时找不到所需资料，情同此心，恨不能一下子帮忙解决。

于是，图书馆员在标引文献，揭示馆藏，汇编资料，编书目索引、网络导航、建专题数据库和研发数字图书馆等等方面绞尽脑汁。

这种研究工作虽也属研究，但为一般人所不愿干的，正有如历史学家陈垣在编《中国历史日历》时所说的“为智者所不为”。

这些研究成果在社会需求量少，往往难于正式出版，同时也不为学术界看重，但对读者却极为有用。

因此，图书馆员仍热衷于此，甚至内部油印，不正式出版也干，世世代代乐此不疲。

他们不是没有其他专业研究能力或其他技能，而是甘为人梯，甘愿为读者编撰这些揭示、标引文献的东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50多年的赵万里先生。

赵先生（1905-1980）字裴云，16岁入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国文系，1925年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拜王国维为师并任助教，很受王的器重，在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出版过《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析津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83年），但一生主要做着图书馆的平凡工作，研究的是“书皮之学”，周叔瞍先生曾高度评论：“裴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

我独重裴云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与发展。

”“裴云于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几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于访书之勤”。

他编有多种书目和辑佚书，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详尽的中国雕版印刷成就的大型书影图谱工具书。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谷秀洁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守望者：赵万里先生》，介绍了他的平凡而不朽的业绩。

其实，最早的知名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就做着这种为读者作嫁衣裳的工作，而且一做就是一生，他两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中间间隔很短，故司马
迁说他“居周久之”，直到年迈为止（有研究者说70归隐）。

他主张谦让、处下、不争，不为人先以至无私、不求名利、功成弗居的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生养万物而不占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涵养万物不加干扰）不正是他的自我写照吗，不正是对人类图书馆的写照和图书馆员应发扬的“书童”精神吗？知识最多智慧最丰的是图书馆，推动人类进步的助力最多最大的还是图书馆，但图书馆自古无甚功名，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做着成就读者之事而暗喜。

这是图书馆及其馆员永远应当保持和发扬的。

唯其如此，图书馆事业才是永葆青春不断发展的事业。

以上就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非其他行业精神，亦非一般服务精神。

唯有坚持和发展真正的图书馆基本精神，图书馆事业才能永久立足和发展，发扬一般的服务精神和职业道德精神永远可嘉，但尚不足以达此目的。

其实，图书馆是一种组织性极强的社会系统。

它能恰当地处理自己在大的大系统中和相关系统中的关系。

为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它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向外收集信息，并永远守藏文献信息，守藏图书文献以实现对人类文明和知识财富的守望，它自觉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善信息的组织和管理、服务，并千方百计地提供给社会各个不同的需求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系统在各历史时期无数次遭受局部破坏却并未突变，并未转变为其他事物的原因。

今天网络信息发展之急速使图书馆面临危机，如何发扬图书馆基本精神以使事业健康、繁荣、进步，是我们图书馆员需要认真思考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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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建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学报主编，原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著作13种，发表论文100余篇。

（来稿日期：2008-12-23 责编：冉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