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名逝者找寻亲人的“大勇”者

为无名逝者找寻亲人的“大勇”者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21年第10期
在我国，每年有数亿人口流动，也每天都有人在消失，因疾病、意外等，每天都有人在经
历失去、离别。

由于社会资源、警力等不均，全国各地始终存在一些无名逝者，无人认领或身
份难辨，或因异地丢失而立案困难，不断有生命以匿名的形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然而，却有
一位只有腰部以上能活动的病残人士将为天下无名逝者寻找亲人当作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1月的洛阳，气温低至零下，老居民区没有暖气，大勇穿了2件棉衣、3条棉裤，身上盖一床厚厚的花棉被。

身下这张床在十几年前原是木质的，但由于长期躺卧，汗液把床板沤烂了，
后来才从医院里要来一张废置的单人铁床。

一根1米多长、一端带钩的木棍是大勇的“金箍棒”，“延长了我的手”，床板周围纵横
几根长线，连着吊灯开关、房门开关，“我把这小块地方活成了一个世界”。

以死者之名
中国人向来是忌讳死亡的，但同时又对“身后事”给予极高的重视和敬意。

有的人失踪太
久了，亲人会想到死亡，然后将最后一丝希望投向无名尸。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没了，也要没得明明白白，最害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网站”里，安静盛放着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无名尸信息，包
括逝者性别、大致年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死亡原因、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遗物照片等，附上事发当地警方及其派出机构的联系方式。

自2012年网站创办至今不断滚动更新，目前已有逾2000多条、100多页信息。

多数无名尸来自城市郊野、河堤滩涂、树林里、大坝上，有的被
发现时只剩下一具白骨。

大勇决心要寻遍中国所有无名逝者，帮助他们找回名字与家人，入土为安。

而媒体
和警方刊登的寻人消息，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也仅一闪而过。

大勇曾了解到，郑州某大医院的太平间有20个位置，其中18个都被无名尸占用，
只有2个能正常流通。

“如果一天死亡3个人，就没地儿放了。

”
按照我国现有规定，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的无名尸体，超过一定时间无人认领，
就会被安排海葬、树葬。

大勇想，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始终有人在寻找，或许是家人、爱人，甚至是仇人。

于是，他在网站设有留言板，至今仍然每天更新。

简短的、详述的寻找失者的呼助，字字
浸着希望和绝望，承载着万千个体斑驳的思念和哀悼。

有的人失踪了十数年了，还有人在找；
有的明知逝者已故，却依然坚持要找到尸体、坟墓或骨灰。

“死亡只是逗号，忘记才是句号。

”大勇说，就像有人在他的留言板上提到的电影《寻梦
环游记》，劫后余生的人，理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更能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与终点。

夜空中最亮的星
1964年，大勇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外公、爷爷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创办人，在当地
德才名兼备。

大饥荒时，流浪逃亡的人来家里，“没有一个人空着手走的”。

大勇小时候的理想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
他想成为“每天泡实验室的那种”高校科研者。

一次，母亲带着3岁的弟弟来郑州看爷俩，大勇却在外出时不小心把弟弟丢了，一家人心
急如焚，最后在一个国营菜店里找到孩子。

这次失踪经历，让大勇在后来建立寻人网站时，受
到了全家的鼎力支持。

时逢改革开放热潮，纸媒开始成为我国媒体主力军，大勇是学校的通讯员，一边养病，一
边看了成吨报纸。

他发现每份报纸都有寻人启事专栏，记载着无数离家出走的孩子、被拐卖的
女孩、走失的老人……有一天，新华社报道了美国一个寻人中心网站，大勇眼前一亮：“原来
美国人是这么寻人的！”他想，我也要建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

后来，在一个大学老师的爱人帮助下，大勇终于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寻人网站。

然而，此
时的大勇已经彻底被一场“不死的癌症”钉在了床上。

在从寻找“生者”到寻找“死者”的转
变中，他自己也历经了一场由“生”到“死”再到“生”的煎熬跌宕。

“大门敞开，我出不去”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啥？”大勇苦笑着说：“洛阳一中因病休学学生！”
最早是在10岁时，大勇偶尔感觉膝盖疼痛，村里的中医教他用花生米大的盐坨炒热后热敷，能止疼，但治标不治本。

念初中后，腿疼的频率愈高、强度愈烈，直到走路都成问题，便到洛
阳的医院去检查。

那时还没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名词，大勇被诊断为“风湿关节炎”。

这其实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当年给大勇治疗的医生不会用药，大勇被注入大量激素，每
天打针，“屁股比石头还硬”。

那时候，家里的月平均收入约30-40元，大勇住院3个月就花
了120元。

药物的误用、滥用，让病情不断加重。

3次住院，最严重时1天3张病危通知书，连续一
个月40多度高烧，“死亡边缘走了无数趟”。

不幸中的万幸是，大勇熬了过来，保住了命，但学上不了了，逐渐地，路也走不了了。

1991年，年仅27岁、全身30多处关节僵硬的大勇，彻底躺在了床上。

瘫痪后的头一个10年，他饱受煎熬，“死不了，活不好”，每天一睁开眼就仿佛在凝视死神，全身撕裂着剧痛。

“谁在我身边走，都感觉地动山摇，像龙卷风吹得受不了。

”有时候，他真的想到死，但脚不
能走去跳楼，手不能伸去拿刀。

好在，寻人的念头还活着，成为支撑生存的一绺理想之火。

1997年冬日的一天，大勇从已成禁锢之地的房间窗台望出去，视线越过阳台，直抵对面废
弃的河滩，偶然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具女尸。

原来，前夜河滩上发生了一起奸杀案，尸体穿
着的碎花红毛衣被焚烧了一半，裤子也被脱了一半。

巧的是，次日早晨，大勇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把电视当收音机来听，新闻里播报一
个正在寻妻的丈夫，其描述的特征竟与昨天目击的那具女尸一模一样。

大勇十分错愕，忙拜托
弟弟打电话联系警方，最终让逝者与家人牵上了线。

这事让他无比感慨：“我人在屋里躺着，竟还可以帮助外面健康的人！”从此，他把寻人
重心转向了无名死者。

然而，要想通过官方获知死者信息并非易事。

一来，殡仪馆出于对逝者的隐私保护，直接
去索要信息，总是屡屡被拒；二来，“死”在中国民间，始终是被避讳的字。

2011年，他决定用一次公益奖项所获的2万多元奖金，沿着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路线，卧行至各省会及主要大中城市，从110、医院、民政部门、火葬场等2000多个单位，搜集无名
尸信息。

同年8月，大勇给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想咨询香港在
寻找丢失人口、无名尸处理等方面的政策。

令他惊喜的是，一个月后，香港警务处处长给他回
了信，向他介绍，每当有人口失踪发生时，警方会在联络搜索的同时，与医院管理局、入境处、社会福利署及惩教署等相关机构联络。

自此，大勇念念不忘至今：“如果能借助政府之力，把完善数据库与寻人信息两端对接，
该多好啊！”
房间一直是大勇的禁锢之所，可也一直是他的全世界。

环视大勇逼仄昏暗的家里，到处堆
积着来访者送的礼物，有不凋谢的胶花、放久色沉的水果、写满赞词的字画；附近一带快递员
都认识这户门，大勇的快递，他们必定爬楼送到家门口；日前，30多名工程师找到大勇，想志
愿帮他更新和维护网站……这些善意与恩谢里藏着大勇多年来历见的生与死。

（摘自《南风窗》刘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