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党史党建南方论刊·2020年第2期
五四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孔凡星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旧思想碰撞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大地上涌现出诸多进步社团。

这些进步社团虽然性质不一、宗旨不一，但是都以学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己任。

五四进步社团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培养了组织之基；在翻译经典著作、创办刊物书社的过程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宣传之地。

　在一定意义上，五四进步社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诞生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旧思想碰撞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广大的知识青年经过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洗礼，在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激发下，纷纷投身于救亡图存的实践中去。

这一时期，社团活动是十分活跃的。

广大的知识青年以社团为载体，与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三次激烈的论战，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得到彰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

同时，五四进步社团在创建经营社团、发动工人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锻炼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之基。

而且，五四进步社团在经营社团时，搜集翻译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了多种多样的刊物和书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宣传之地。

质言之，五四进步社团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五四进步社团及其活动
（一）主要的五四进步社团
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不仅数量众多，包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互助社、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而且分布广泛，遍布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

这些进步社团在当地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对当地思想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言，其于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正式公开，其存在时间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

其由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共同发起和组建。

其会员不仅有北大人，其他北京人也可以直接入会，外地的也可通信加入，它吸收的对象不仅仅是学生，后来还扩大到工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经成立，它的主要活动就是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归纳起来包括：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文献，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举行定期的讨论会、讲演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

[1]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全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对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民学会发起于1917年冬，成立于1918年4月。

其主要成员包括毛泽东、何叔衡等。

学会主张关注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群众生活，在明了事情本身的基础上，进而改变社会和国家的现状。

而要达到此目的，应以激烈的共产主义方法来实现，并且应以“研究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教育、联络同志”等方法来着手。

新民学会通过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仁人志士，组织领导了“驱张”运动，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成为湖南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核心。

互助社成立于1917年10月，由恽代英等人发起。

社员们每天聚会，自我反省，互相鼓励，还利用周末假日登楼赏湖，借以交流思想感情，拓展胸襟怀抱。

他们还经常一起背诵《互励文》， “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

”[2]社团通过这样的活动，鼓励大家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去，为社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互助社成立后，社员们还不断组织与互助社同类的小组织，如：仁社、辅仁社、其社、日新社等，团结了武汉地区的大批先进青年。

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社、互助社为代表的五四进步社团，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当地的广泛传播，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二）五四进步社团的主要活动
第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进步社团在成立之初，广泛搜集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供社员学习研究，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等。

社团在成立之后，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反驳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都相继建立起自己社团的刊物，如：新青年社的《新青年》、新民学会的《湘江评论》、互助社的《互助》、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等等。

社员们甚至“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

”[3]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工人、学生等群体都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与非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

五四进步社团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前后进行了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围绕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改良之争，实质是在探讨中国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

第二次是围绕社会主义的辩论。

第三次是围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

五四进步社团中的成员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有力地批驳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更加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当然，非马克思主义当中也有一些观点，由于当时五四进步社团成员知识的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进行批判，甚至有些认识不清，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三次辩论在当时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

第三，注重社会调查研究。

五四进步社团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注重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曾强调，要真正掌握国情，“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4]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常常带领会员到外面走一走，到过禹王碑、屈原的故居、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王夫之的家乡。

互助社的恽代英利用周末假日带领社员上蛇山，登黄鹤楼，至南湖、洪山、白沙洲，到汉阳，目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也可以向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学习，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和精神追求，还可以接触社会、接触朋友，搞社会调查，求得书本之外的知识。

二、五四进步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
五四进步社团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搜集翻译出版了一批中英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深入人心的，而是经过了其它救国方案实践的失败，才使知识分子的眼光逐渐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上来的。

正如毛泽东曾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5]当知识分子的目光都聚集于马克思主义之时，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才使得其更好地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1919年7月。

胡适认为应该多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抽象的“主义”。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并指出“问题”与“主义”两者同等重要，既要研究实际问题，也要注重主义的引领作用。

李大钊同时主张改良的方式是不彻底的，而要真正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通过革命的办法。

而如何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则指出要从经济方面着手，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

在他看来，经济方面的问题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如果经济问题得到解决，其它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五四进步社团经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后，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革命的作用，经济问题的地位，阶级斗争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论战是由张东荪挑起的，后得到吴稚晖、梁启超等研究系分子等人的支持。

他们的观点包括：第一，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即发展实业），而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第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反对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

[6]针对研究系分子的观点，新青年社在《新青年》开辟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一一进行了驳斥。

第一，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是对的，但是发展实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对此，李大钊认为必须“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7]第二，研究系分子歪曲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反对社会革命的论调是荒谬的。

张东荪认为，要使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改善，只有振兴实业，但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并没有使多数人的生活改善，反而更加痛苦，因此社会革命是避免不了的。

第三，研究系分子借口中国产业落后，没有真正的劳动者，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陈独秀等人反驳道，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遭受的压迫却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所不能企及的。

同时，只有全体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五四进步社团经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论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对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革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论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权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生产上反对有计划的生产，在分配上要求绝对平均等。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
级专政，反驳者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是借此消灭阶级和消灭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绝对自由，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

斯大林就曾说：“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8]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有计划生产的论调，反驳者指出为促进各地方的平衡发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

关于绝对平均分配，反驳者认为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非待世界的产业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

”五四进步社团经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论战，大量的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更加坚决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使广大的社团成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性，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际国情的适应性，从而更加坚定地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

三、五四进步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培养了组织之基
五四进步社团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使知识分子认清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别，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涌现出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储备了人才基础。

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社团活动的背景，他们在社团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社团外组织工人、学生运动，日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性把握，逐渐走上了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最早是从陈独秀、李大钊开始的，分别在南方、北方秘密从事建党活动。

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新青年社的成员，他们不仅着手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筹备工作，还影响带动了新青年社的同人们走上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

陈、李二人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为党的成立奠定人才基础。

在研究会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团结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成员，壮大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当然，成立此研究会绝不仅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研究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改变中国现状。

1919年1月，陈独秀在《除三害》的文章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

[9]之后，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也提出，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

”[10]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日益提上了议程，为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样，新民学会对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社员队伍的建设，他将一部分会员派往国外留学，将一部分派往北京、上海，其余人则以长沙为基地，而自己也坚持留在长沙，深入农村地区，了解社会底层现状，以更好地掌握中国自身的国情。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与李大钊频繁的接触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坦率地讲“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1]1920年，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就湖南地区的社会问题、党组织的建立等问题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交流。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力量，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心社、浏西文化促进会、崇新学社等，把省内的进步青年团结起来，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壮大储备了人才基础。

互助社对湖北地区的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武昌的一名学生，他不满于武昌到处死气沉沉的景象，同时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触到报刊上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于是思想就开始产生了变化。

受其它青年团体的影响，恽代英也想组织一个学生小团体，“一方督促自己学业品性上的进步，一方帮助朋友，有时亦做一些为社会国家的事情。

”[12]这一社团随后又吸收了一些知识青年，不断得到壮大，于1917年最终成立了互助社。

同时，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又开设了利群书社，销售进步刊物，进行社会活动。

后来恽代英接受新青年社的委托，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一书，接着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回到武汉后就建立了“共存社”，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社会。

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武汉地区党的早期活动的开展与互助社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很多社员是在社团的培养下才加入了共产党。

由此可见，这一进步社团在武汉地区的影响力，对早期党组织在武汉地区的建立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除了上面提到的五四进步社团的创建人，还有很多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有过社团的背景，都在社团内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发挥着作用，如：周恩来参加过觉悟社；李达、李汉俊参加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社；何叔衡参加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参加过励新学会等等。

这些五四进步社团培养的一批先进的知识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四、五四进步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宣传之地
五四时期，在新旧思想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进步社团，这些进步社团或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创办刊物、或创办书社，或展开激烈的辩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转播，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越辩越明，进而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宣传之地。

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手段。

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表达的”，[13]这就给我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尤其在当时翻译人才缺乏的情况下，能够翻译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了尤为重要的贡献。

研究会不仅搜集了一批中英文书籍，而且还翻译了一批英文书籍。

据研究会成员罗章龙回忆，在研究会的译书规划中，“康慕尼斯特丛书有十种，列宁丛书有十四种，马列主义丛书有十四种。

”[14]搜集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理论准备。

创办刊物，或利用已有的刊物发表文章，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

各个进步社团为宣传进步思想，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刊物，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社的《新青年》、新民学会的《湘江评论》、互助社的《互助》、觉悟社的《觉悟》以及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等等。

众多社团借助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一时间成为世人瞩目的理论。

据当事人描述，最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讨论非常热烈，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杂志上面，很多的内容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报刊价格低廉、便于携带等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在工人农民当中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无产阶级队伍的觉醒创造了条件。

创办书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

1920年8月，文化书社在长沙正式成立。

毛泽东强调，我们成立书社的目的是传播新思想，“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15]据统计，创办文化书社七个月之内，销售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等重要图书4575本，《劳动界》刊物（5000份）、《新青年》刊物（2000份）、《新生活》刊物（2400份），《时事新报》（75份/天）、北京晨报（45/天）等重要杂志和报纸。

[16]此举极大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团结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为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0年2月，利群书社在武昌正式成立，书社以建立新生活、改造旧社会为奋斗目标，“盼望靠现在努力的基础，求各方面的发展。

”[17]通过创办利群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恽代英与林育英、林育南等书社成员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五、结语
五四时期，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诸多社团。

这些社团性质不一、宗旨不一，但都以学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己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这些进步社团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通过翻译著作、发行刊物、创办书社等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愈辩愈明，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有效的传播，进而团结了一批志士仁人。

社团中的很多先进分子从此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外，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是，五四进步社团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所创造的条件，是根据本国国情发展起来的，是在没有外国参与指导下创造的，完全是本国独立自主的产物，完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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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凡星（１９９５－），男，汉族，湖北郧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