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说》看中国现状

从《新民说》看中国现状
前段时间在老师的指导下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部分章节，继而思中国之现状，两相比照，略有所悟。

据史志记载，梁启超自幼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八岁学为文，九岁可缀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人称为“岭南奇才”。

甲午年间，随老师康有为进京会考，竟然因为文章写得太好而被误以为是康有为的答卷，进而遭到封杀，以此落榜。

他意气风发的科举之路到此戛然而止.
而这时候，梁启超也已经不再把进京赶考当做自己唯一的出路，甚至已经不再认为那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出路。

或许他也已经认识到，当时清王朝的现状而言，所谓功名，已经完全无义于个人，更无义于家国天下。

此时的梁启超，早已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随康有为学习西方思想，并自称“生平之有学自兹始”。

显然，这是梁启超从一个旧式的书生向一个新式的斗士转型的重要时期。

而自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起，梁启超一直随康有为奔走国事，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及自身的博学，梁启超也收到了各界的关注与赞叹，二十三岁就因为其新式的思想而少年得志，名满天下。

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在陈宝箴的邀请下到湖南讲过学，和康有为一起领导过“百日维新”并参与组织了戊戌变法，办过京师大学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八九九年这一年里，梁启超多次与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接触，在思想上必然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零一年这七年时间里，梁启超用自己广泛的阅历和深刻的思想，以及强大的行动能力，把自己由一个思想启蒙的书生成功转变成了为中国社会的革新而奉献的先锋。

而这七年的经历，也必然为他在变法失败之后继续著书立说启发国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终于，从一九零二年到一九零六年，《新民说》开始分章节陆续刊登在《新民丛报》上。

“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梁启超是善变的。

他的思想也正是以善变著称的。

前面已经说过，梁启超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四五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可谓彻头彻尾的旧式知识分子。

可是梁启超硬是却花了七年时间，从旧式知识分子转型为新式革新斗士。

守旧的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否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可是我们分析下三纲里到底包含的是些什么东西：君为臣纲，就是说天下一人独大，人生有尊卑贵贱；父为子纲，就是说父辈对儿辈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两者放一起，就是“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王。

子不得不亡”；夫为妻纲，则恰与现今男女平等的思想相悖。

这些错误的东西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梁启超出生在这种环境且长在这种环境，这种观念至少曾经深入其心了，可是七年的时间，他彻底把他的思想里的淤泥用一股活水取而代之。

这种变，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是无害于己而有利于民的。

梁启超曾今说过，“为国而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穷则变，变则通。

《新民说》第二节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他的意思，不从大众的思维方式上改变，而单是亡羊补牢遮头盖脚，是不会凑效的。

看看中国而今的教育制度，这种想法就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自然是看到了与西方教育的差别，也想过要去改变中国学生大多高分低能的现状，于是，“素质教育”来了，喊了十多年，中国的孩子依然没有见有多少特别有能力的。

然后，“减负”来了，说是要孩子把书读薄，要让孩子在探究中学习，喊了也有好些年了，却喊出了“小学
生近视率为26．96％；初中生为53．43％；高中生则超过72％。

”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数据。

教育部一直在实行改革，可是貌似他们改革的对象错了，至少不完全。

孩子怎么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老师什么指导思想，家长什么期望目标。

实际情况呢？老师一边对教育局高举素质教育大旗，一边对学生说，“孩子们，读书要用心啊，只有现在一心一意读书，将来才能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云云。

家长呢？期望孩子学习好，素质高，所以应运而生了奥赛班，围棋班，钢琴提高班等诸多课后继续剥夺学生自由的所谓摇篮。

所谓的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呢？那些学而优则仕之类的扎根在十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心里的旧式传统思想糟粕，有没有改过呢？不从根源上革新，从思想上改变，那些所谓的改革，怕是从头到尾都难有所斩获吧。

我们没有能从改革种取得成效，正式缺乏“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决心与勇气啊。

我们再看看好的方面。

我是说中国经济。

中国自上古以来，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而让中国从落后农业过想发达工业国成功转型的，就是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了多少次，虽也有过盛极一时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可是却没有一个时代向现在的中国一样，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一直欣欣向荣。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那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写照，各朝各代也许都有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开明到把国门打开。

郑和下西洋，昭君出塞，中国史上虽有过这些看似开放的迹象，却始终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是必要手段”这种政策性的东西认识清楚，在他们的心中，中心或许永远只有皇帝一人。

直到清朝，还在夜郎自大地吹嘘“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新中国成立之后，领导人便开始锐意改革。

虽经历过大跃进，大集体，大生产这些错误的经济决策的浩劫，但是国人的心里，土地为私人所有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

即便是这些错误的决策，也是经济改革中的一种进步，一种空前的革新。

正如邓小平说所说的。

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没有可以照抄的经验，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难免摔跟头，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

政府通过对那些失败的经历进行总结修正，确立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的一座重要灯塔，就是改革开放。

人民几千年来的落后小农思想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崭新的经济头脑。

这才是《新民说》思想精髓的体现吧！
“淬厉其本有”与“采补其本无”
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一节提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弃旧以从人也。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二者缺一，时乃武功。

”由此可见，革新并非指弃我所有，而是指善我所有而采我所无了。

先来说说“淬厉其本有。

”
中国现代其实也不乏这种矫枉过正的实例。

文革期间，恐怕被摧残得最厉害的，要数孔子的儒家学说了。

毛泽东的一句“打倒孔家店”，顿时让孔子从圣人的交椅上跌入无尽黑暗的深渊。

全国有所少孔祠被夷为平地已经难以估计。

但看山东曲阜孔子故乡的孔子园林就知道，当时的孔子家族。

已经被逼得落魄到何种程度了。

实际上，现在来看，儒学依然不愧为中国国学中的瑰宝。

孔子学院遍及全世界，儒学则被东西方各界，甚至商界都奉为经典。

再来看看“采补其本无”。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人们甚至发现，把国人现在过的节放在一起，平均两个星期会有三次节日可过。

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这些节日的引入，或许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涵盖面，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但是，诸如愚人节，圣
诞节这些与中国历史文化完全挂不上边的节日，也被大肆引入，就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商业性的炒作了。

年轻人喜欢新奇的东西，自然也无可厚非，商家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这些节日做略显过分的宣传，也实属正常。

可是由此引发的对传统节日的忽视，不能说不是这些无可厚非的因素叠加的结果。

又有人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转而把对西方节日的崇拜说成崇洋媚外，说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

有了这种论调的出现，国人似乎在一边批判反驳中又确实有了反思，进而，国学热又来了，无数本来默默无闻的人又摇身一变成国学大家以至真正的国学学者如季羡林的，不得不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甚至连国学小家也算不得”以示跟那些国学大家划清界限。

我感觉，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点迷失方向了。

我感觉，文化发展的引导者与决策者，似乎也该想想，什么才是文化上的新，是不是也该“淬厉其本有”而“采补其本无”，尝试着在弃与留，在厉与革的冲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了。

后记
“一本好书，必然是立足时代而超越时代的”。

我想，这也许正是《新民说》的价值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