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第一条证成路线

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第一条证成路线王涛，周凡（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摘要：一般认为，罗尔斯对其正义的原则的证成就是"从原初状态出发的论证"，这条正式的证成路线受到了许多批评者的关注。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正义论》中还存在着另外一条论证路线，它使得公平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可以不依靠原初状态的设置就得到初步的证成。

这条证成路线，在力图满足效率原则的条件下，从机会平等迈向收入平等，再经由一个基于帕累托优化的概念，最后达到差别原则。

关键词：罗尔斯；证成；正义原则；机会平等；优绩主义；差别原则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6．05．099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6）05-0099-04英国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里在他的《正义诸理论》中提出，在《正义论》的“第二章‘正义原则’中，罗尔斯构想了一个不需要任何原初状态支持的论点”［1］277。

这一线索很难被人注意到，并且常常容易引起误解［1］277。

巴里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正义论》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条独立的论证路线，它使得公平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可以不依靠原初状态的设置就得到初步的证成———人们一般对第一个原则拥有较大的确信。

这样，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证成实际上就包含着两条论证路线，如果我们忽视他的第一条证成路线，那么就会发现罗尔斯对原则的证成力度要大打折扣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第一条证成路线来理解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证成，这正是“从原初状态出发的论证”引起批评者许多误解的源头。

一、“社会契约论”传统的证成理路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人类社会既不是单纯自然演进的结果，也不是上帝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为的。

既然人类社会是人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安排间作出选择，即在多种可能的社会安排中选择最好的那一个。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作为一个可供对比的“基点”，“最初的（社会）安排”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在多种社会安排中进行比较和选择而提出来的，它对应着一个原初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按照罗尔斯的描述，“在这一安排中，所有的社会基本上都被平等地分配，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收入和财富被平等地分享”［2］49。

当然，这种安排作为一种原初的社会理想有可能依然是十分原始和落后的，所以它不是十分稳定的和最终的安排。

它的命运就如同古典“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一样，在“结束自然状态”和“进入社会状态”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论”者肯定会选择“结束自然状态”。

但是，最初安排中的“这种状况为判断情况是否得到了改善提供了一个基点”［2］49，为我们寻求其他安排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最初的安排”一旦确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其他可能的安排逐一地拿来与最初的安排相比较，看哪一个安排更加可欲，然后从其中选择最好的那一个，包括接受这个安排所包含的原则，愿意用这些原则来指导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

如此一来，正义的原则也就得到了初步的证成（1）。

99第32卷第5期Vol．32成都师范学院学报JOUＲNAL OF CHENGDU NOＲMAL UNIVEＲSITY 2016年5月May．2016*收稿日期：2016-03-26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平正义指引下中国分配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2014PY12）作者简介：王涛（1980—），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周凡（1995—），男，江苏徐州人，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如果与最好的社会安排（及其支持的原则）相比，现实中的既有社会状态（及其实行的原则）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那么这个现实的社会状态就仍有改善的空间。

这里所包含的一个自由主义信念就是，人们应该对既有的社会状态（主要是它的基本结构）进行理性地批判和审查。

如果在比较各种假想社会安排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公正无偏（Impartiality），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所有可能的不同的社会安排中进行选择，选出最好的那一个，并且以此来作为指引我们改善现实社会状态的理想。

从这个信念中我们可以窥见，理性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

二、基于机会平等的帕累托最佳原则与具有原始平均主义色彩的“最初的安排”相对的，首先是曾经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罗尔斯称将之模型化，称为“自然的自由体系”。

“自然的自由体系”包含两个原则：（1）效率原则；（2）前途向才能的平等开放原则。

效率原则是罗尔斯从经济学上转用而来的。

在经济学上，效率原则即帕累托最佳原则，意味着资源的充分利用。

设想一共有资源Y，而Y需要分给X1和X2，那么就有X1+X2=Y。

图1中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满足这个等式，而曲线外侧的点则超出了资源的总额Y，同样曲线内侧的点则因为没有实现资源充分利用，还可以继续分配。

因此，效率原则实际上就是将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它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资源是有限的。

图1那么，如何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社会基本结构中呢？“现在效率原则可以参照各代表人的期望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对于社会基本结构中某种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来说，只要不可能把规范变得、把权利义务方案重订得能提高某些代表人（至少一个）的期望而不同时降低另一些代表人（至少一个）的期望，这种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2］54－55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安排能够符合图1中曲线的规律，那么便是有效率的。

这一结论的得出，需要依赖两个假设。

第一，规范和权利义务法案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不能发挥作用，根本就无法满足任何一个代表人的期望。

第二，人类的理性或者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正因为人类理性或者认识能力的有限，规范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有限的，这正对应着资源的有限。

效率原则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分配方式即尽可能地利用“资源”（订立的社会规则）满足每一个代表人的利益或者期望。

但是，效率原则所确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存在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它没有清楚表明哪一个代表人应该获得多少。

正如在图1中显示的，在曲线与两轴的交点处，效率原则认为都是有效率的，但不会每一个人都认为它是正义的。

为了使分配方式合乎正义，还需要对效率原则所确定的分配方式进行调节。

自然的自由体系的第二个原则对效率原则确定的分配方式作了背景性地制度约束———前途向才能开放，即以才能作为选择有效率的分配方式的指标（2）。

三、何种机会平等根据自然的自由平等的解释，这是合乎正义的，即一个人因自己拥有较高的才能而获得较多的分配。

正如一个人劳动得越多而报酬越多，这在任何人看来应该是合乎正义的。

但是它忽略了社会的偶然因素和自然的偶然因素。

“自然的自由体系”中的才能就像是成品，而成品的制作过程和原材料却未被加以考虑。

试001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5月第32卷（总第279期）王涛，周凡：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第一条证成路线想一个拥有较高天赋的人因为家庭的贫困而无法得到应有的教育只能和普通天赋的人同样竞争同一个职位，这难道符合正义吗？自由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补救的方法。

“自由的平等”在维持“自然的自由体系”的两个原则即效率原则和前途向才能开放之外，加上了机会的公平原则。

“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一公平的机会达到它们”，“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意思是指那些有着类似能力或才干的人也应当有着类似的生活机会。

具体地说，假定有一种自然禀赋的分布，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

”［2］56罗尔斯在这段话中展示了三个“同样”：同样的才干和能力、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成功前景。

而这实际上还包含一个隐含的同样即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条件正是自由主义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

在详细解释自由主义改进社会基本结构的方式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

自由主义为了确保社会基本结构合乎正义，主张“把自由市场的安排放进一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结构之中，这一结构调节经济事务的普遍趋势、保障公平的机会平等所需要的社会条件。

”［2］57也许有人会在这里联想到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最经典的论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罗尔斯在这里却要用上层建筑———政治和法律制度———调节经济基础（经济事务）的普遍趋势。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判断上述的对应关系能否成立时，即将上层建筑对应政治和法律制度，经济基础对应经济事务的普遍趋势，然后断然否认前者对后者的调节作用。

另外，自由主义的主张还显示出一种政府干预的特点，这也许和自由主义的发展相关联。

经典的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完全自由，政府不能过多干预，而现代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则强调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

总之，自由主义试图通过“防止产业和财富的过度积累以及坚持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提供“同样的条件”［2］57。

“自由的平等”的安排又可以被称为“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安排，它意味着如果能够确保每个人拥有公平的机会平等，那么职位和地位的最终分配就只需取决于个人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和表现。

但是，罗尔斯仍然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感到担忧，如果将这种安排付诸实践，有可能会导致英才统治的社会（3）。

这是因为公平机会的原则只能不完全地实现。

在家庭存在的情形下，家庭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拥有同样天赋的两个人，因家庭出身的不同，即便其他的社会条件相同，也就是说都能够拥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医疗保障水平等等，他们的能力的发展的可能性和取得成果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更进一步而言，“甚至努力和尝试的意愿、在通常意义上成为值得奖赏的人的意愿都依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2］57。

自由主义所能够提供的保障只是基本的保障，但是家庭环境却影响着才能的发展。

由此可见，“自由的平等”虽然假设如果人们具有相同的才干、天赋以及使用它们的愿望———这当然也是它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余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努力消除环境影响中的偶然性因素，保证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同样的条件”，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家庭的存在）既无法完全实现条件的平等，也没有能够排除自然运气对分配份额的影响。

虽然一个人没有理由为自己拥有较高的天赋而获得更大的分配而负责任，但是“正像没有理由允许通过历史和社会的运气来确定这种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分布来确定这种分配”［2］57，这是不合乎正义的。

结果，“自由的平等”和“自然的贵族制”一样，都是不稳定的（4）。

自然的偶然性因素和社会的偶然性因素，只要我们仍然被其中的一种所烦扰，就必然同时被另一种所烦扰，因为这两种偶然性因素的结果能够相互转化。

例如优生优育的家庭有更大的概率产下天资聪慧的子女，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促进个人才干和天赋的发展，培育参与竞争、获取成功的意愿，不同的才干、天赋和人生态度最终会形成不同的职业成就，进而继续造成不同的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