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的作者在学习中对诗、骚作了一些研究，现就二者之间的表现手法、主题、审美等作粗浅的比较。

一、《诗经》、楚辞比较综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

影响。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

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

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

二、《诗经》的写实风格与楚辞的虚幻色彩

（一）《诗经》的写实风格

中国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诗歌的写实。

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首次提出《诗经》"国风"、"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见解。

王充《论衡》主张"著文"应求"真美"、"疾虚妄"、"务实诚"，反华伪。他以《诗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和"维周黎民，靡无子遗"为例说，增饰固然可"令悦感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但决不能"失其本"、"离其实"。

王国维《人间词话》将诗人分为"写境"与"造境"、"写实"与"理想"两派，并明确指出：所谓"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这些论述可以说道出了写实诗歌的一些本质方面，但用以评说《诗经》，则还说不上全面、准确。我们以为对《诗经》的写实风格，应从写实精神和写实方法两个方面看。

所谓写实精神，主要表现在真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尖锐、深刻地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爱憎。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广泛性、深刻性、人民性。

所谓写实方法，我们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感而发，为情造文。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曾将作家的创作态度分为"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况，并认为"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这是很符合"国风"中的民歌谣谚和"小雅"中的仕官怨诽的。

《唐风·林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的自叹。杜梨独立，对于后边的"独行踽踽"来说，既是兴，也是比。诗人之所以反复慨叹自己独行在外，无人资助，必是身历奔波之苦和世态炎凉，且体会颇深的。至于为何奔波，因何孤独，虽然难以确道，但因情而咏，为情造文，却是肯定无疑的。

《小雅·北山》是"士者所作，以怨大夫"（姚际恒《诗经通论》）。"怨"从何来？一曰"朝夕从事、不得休?quot;；二曰"王事靡盬，忧我父母"；三曰分工"不均"，"我从事独贤"；四曰劳逸不均，令人气愤。都是作者亲历亲受。没有"经营四方"的劳苦、忧愁，没有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深怨不满之情，何来如此怨刺之作。

第二，选材典型，开掘深入。

《卫风·氓》所叙述的妇女被弃事件，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这首诗的深刻和可贵之处，主要并不在刻画了一善良勤劳、性格坚强的弃妇形象，而在于写出弃妇已把对丈夫个人卑劣行为的怨愤，提高到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高度，说明她已从自身的悲惨遭遇中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不平等，从而触及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这就把斥责、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罪恶的夫权制，指向了把妇女压在最底层的黑暗社会。

《小雅·小文》是一首士大夫怨刺诗。从全诗以怨天发端（"旻天疾威敷于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