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论文

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摘要:谈判，作为以和平手段面对面进行利益协调的活动，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被更加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通过谈判争取到最大利益也成为人们普遍探索的问题近些年来，大量研究谈判技巧的书纷纷问世，但多把目光集中在经贸领域，对外交谈判几乎无人问津本文选择中美建交谈判作为案例，从学术角度研究当代中国人在外交谈判中的表现和行为方式，把握中国老一辈外交家们与大国交往的谈判风采，并希望能为中国新一代投身外交事业的官员们提供某种借鉴或参考，使他们在实践中赢得谈判的胜利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勾勒出当代中国人开展谈判的种种背景因素，以便进一步理解中国人在谈判中的具体表现这些背景因素主要有中国人的谈判观及其在外交中的地位当代中国人的独立自主与平等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对谈判方式的影响第二章回顾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历程不同于一般的中美关系史，本章突出“谈判”，从美国方面解密的这段时期的官方谈判记录、中国有关媒体报道、公开的中国文件，以及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回忆录中汲取材料，加以提炼和概括，以展现当代中国的外交谈判风采关键词:中美建交谈判中国外交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王国权，1957年起先后任中国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大使。

1964年7月初，他偕夫人常玉林踏上北京—莫斯科直达列车，7月11日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开始了他一身二任的外交生涯：既任我国驻波兰大使，又兼中美华沙谈判首席代表，接替已回国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的职务，与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代表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

驳斥美国大使对侵略政策的辩护。

以下是王国权关于中美外交过程的回忆，也是中美外交过程的最为真实的再现。

我到华沙半个月后，按预定协议，中美第121次会谈就要正式开始了。

那是1964年7月29日上午，我和助手林平、李连璧、钱永年和叶维贤走进了位于华沙市中心古色古香的梅希里维茨宫。

中美谈判的特殊性在于：两国互不承认却互派大使在第三国谈判。

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颇为奇特的，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创造。

这一会谈是中美之间就有关问题申述各自看法、立场、观点的有效渠道。

中美华沙谈判前后持续15年之久，前9年由王炳南大使担任首席代表，共谈了120次；我从第121次继续谈判到最后一次即1967年3月的第133次为止。

此后，我被“文革”造反派揪回国内“审查”。

中美建交后，华沙谈判随之成为历史。

第121次谈判美方代表是柯约翰大使。

我们在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引荐下，在竖有中美双方小旗的谈判桌前相对而坐。

柯约翰一字一句地照念他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内容大致是为美国在印度支那和远东的侵略政策辩护，给他们插手越南、缅甸、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戴上和平、义务的面具和花环，美化自己，反倒说我们支持越南、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是推行共产主义化。

我当即斥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是为了尽某种义务，请问那是什么义务？又是谁赋予美国政府这种义务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与柯约翰是头一次交锋，我的反问引来他的凝视。

我判断，美国也在摸我这个继任谈判者的底。

柯约翰继续说：“我们的声明和照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利益。

对世界事务，我们美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立刻批驳说：“大使先生，难道美国把军舰和飞机派到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也基于这种考虑？众所周知，美国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远隔浩瀚太平洋万里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呢？恐怕台湾海峡的巨浪也拍不着美国的西海岸吧？倒是你们的飞机大炮来到了我国国境线和海岸线。

感到不安全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受到威胁和利益损害的是中国！”柯约翰静听着钱永年一句一句的翻译，不时抬眼看看我。

我继续说：“大使先生不觉得美国的手伸得过长，竟然伸过了半个地球。

如果美国用另一只手臂再伸过大西洋，美国就要把地球抱到自己怀里了！地球上的世界各国成为美国的私产和玩物而妄称自己的所谓安全受到威胁，请问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柯约翰也许没有料到我的批驳，讪讪地说：“我们美国不会因为北京政权的存在而放弃保卫东南亚各国的利益。

”我抓住对方的用词立即说：“请大使先生注意用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是六亿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主权国家决不是一省一市一隅之地的地方政府。

美国无视我国尊严，对中美会谈是要产生严重后果的，大使先生是难以负这个责任的！”经过据理力争，后来的几轮谈判，柯约翰再未使用“北京政权”字样，变得较为客气和通情达理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加强了我方的谈判地位1964年10月16日，传来了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

不久，莫斯科传来消息：赫鲁晓夫下台。

这也增强了我方谈判的地位。

难怪助手们开玩笑地说：“大使吉人自有天助！”他们还说，前任王炳南大使9年120次谈判也没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

以后的谈判进展颇为顺利，可以说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不无关系。

果然，11月25日第123次谈判气氛显然不同以往，我感到柯约翰的姿态都有些异样。

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已经是能够发射核弹的东方大国的代表了，美苏核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

柯约翰也意识到了这点。

在谈判桌上的这场心理战，我明显地胜过了我的对手。

会谈开始，我先向柯约翰转递了周恩来总理11月19日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信和我国政府11月16日向世界各国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副本。

美方代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一遍一遍地盯着我方文件细细翻看，不时向身旁助手和翻译问什么，一直未作表态。

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大使先生，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

”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我方的称呼，刻意使用了“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呼，其顽固和敌视态度不言而喻。

但是，中国代表团在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

美方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暗示不久，第128次会谈开始了。

这时的美方首席代表是美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

他是美籍波兰后裔，很有风度，性情随和，与柯约翰大使的谈判风格显然不同。

他在谈判中幽默风趣，很少指责对方，也很少提实质性问题。

因而，会谈气氛显得不那么紧张。

“我国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很感兴趣。

”格罗诺斯基一字一顿地说，右手握着烟斗在嘴边轻轻磨着，“请贵方考验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

”他随即把烟斗从嘴边拿开，接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

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中美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他还建议中美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园林植物标本。

我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愿“沟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的姿态表现出把中美会谈推向新的领域，以获得进展的意向。

事情发展正如我预料的，1966年3月，第129次会谈出现了飞跃。

会谈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罗诺斯基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面128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的用语。

这是美方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次暗示。

它意味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强大繁荣的新中国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初步承认。

它预示着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两国处于隔绝的时代也将成为历史。

我想，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

但是，我把美方这一变化报告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

尽管如此，闻名世界的华沙中美谈判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和助手们作为参与者和使者，尽了我们应尽的力量。

1954年到1970年，中美之间在日内瓦以及华沙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

1960年代末，美国与共产中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1969年，美国放宽了对华贸易限制。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邀访问中国大陆。

这次访问，恢复了中断20余年的中美两国政府交往，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正式建交打下了基础，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册上的重要一章。

当时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的其他国家，在得知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后，也都意识到了中美关系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于是，他们也在此次访华后，纷纷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这次秘密访华，不仅仅是暗示中美关系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暗示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届时，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

尼克松返国前中美共同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份表达双方对外交事务看法的声明。

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努力。

美国承认中方所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报使得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而重新开启两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领域间的接触与合作。

1973年5月，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在华联络办事处，而中方也在华盛顿设立类似的办事处。

从1973年至1978年间，大卫·布鲁斯、乔治·布什、托玛斯·盖茨和伦纳德·伍德科克等美国大使级外交官先后担任过联络处负责人。

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再次确定美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便重申上海公报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15日两国政府宣布，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建交30年来，中美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长足进展，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已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一些地域性的问题扩大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新的全球性问题也不断出现。

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密切的共同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体现在十分广泛的全球领域。

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解决贫困问题，还是应对能源危机、改善气候变化，都涉及到了中美的利益，都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在加强，对世界的影响在加大，同时也具备了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