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市精神卫生工作现状

重性精神疾病应列入社会管理

——目前我市精神卫生工作现状

卫生部陈竺部长在主持召开起草精神卫生法的有关会议上指出：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已成为各类疾病负担之首，因此制定精神卫生法已刻不容缓。据统计，今年5月14日在西安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精神卫生改革现场交流会上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达到17.5%，而重性精神疾病发病率达1-1.5%。这不仅给患者本人及家属造成很大负担，同时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目前，我市精神卫生工作现状呈现以下特点：

一、患病率高与床位紧张的矛盾。按全国平均数据统计，重性精神疾病发病率1%计算，我市300万人群中，就有3万多人身患重性精神疾病，而我市除河曲、繁峙有两所县级精神病院外，仅有一家200支床位的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忻州市荣军精神病医院）。以忻州市荣军精神病医院为例，这家医院除承担全市14县（市、区）在乡复员退伍军人中的精神病患者的收治任务外，还承担“三无”对象中的精神病患者及残联、司法、公安等部门送来的精神病患者。由于床位紧张，致使许多患者得不到及时住院治疗，常常处于病人排队等床位的现象。

二、精神卫生工作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影响个

人，也影响整个社会。

由于精神病人出于被歧视、病耻感等原因，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病情难以启齿，因此出现不愿到正规医院就医，即使通过治疗，除了1/3很难治愈外，另2/3也可回归到社会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实际只有1/5能回到社会的工作岗位中。回归社会将大大降低其病情的反复发作性，但需要社会广泛的尊重、接纳和理解。由于精神疾病长期服药和治疗，反复发作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所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并不鲜见。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大量的患者需忍受疾病痛苦和人们歧视的双重折磨，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最终去向精神残疾，成为社会沉重负担。这些这些患者或在社会上流浪，受到侮辱和歧视；或长期被锁在家中，镣铐缠身；更有甚者，出现伤人、纵火行为，危害社会，不仅给病人家庭带来痛苦和沉重负担，而且给社会带来困扰和不稳定因素。近10年来，全国精神病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75000例，有杀人行为者约占30%，且往往手段残忍。这些事令人触目惊心。

三是精神疾病的防治要求政府的高投入与目前投入不符之间存在矛盾

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列入财政预算”的条文被医学和法学专家认为“形同虚设”。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主要由患者、家属和单位三方承担，此次公布的草案并未将精神疾病列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这意味着“无底洞”的支出仍由患方自己扛。

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称“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来支持法规的实施”。也有专家认为“必须明确财政投入的比例和金额”。而在我国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拨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四是精神卫生防治专业人才不足。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精神科执业医师仅有1.9万名，执业精神科护士为2.9万名，以我市为例，精神科执业医师仅为30名，执业护士为70名。按发病率计算，也就是说每1000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仅能有一名精神科医生为其治疗。以2010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简章的招生数字看，全年仅有一所医学院校在我省招收20名精神科本科生，专业人员现已严重匮乏，高发病率与低治疗率并存。

五是防治体系不够健全，硬件条件差

卫生部于2009年以卫疾控发（2009）104号文专门印发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的通知，要求规范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治疗工作，要求省、市、县均要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和指导机构。但从我省目前情况看，并不理想，以我市为例，县、乡两级机构没有成立，人员配备不全，尤其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录入工作很不到位，许多县（市、区）根本就没有开展工作，网上数据均是“零”，基本办公设施不配备，以使重性精神疾病的排查、管理、治

疗工作，受到很大局限。

对策：

鉴于目前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要真正按照卫生部及省卫生厅的安排部署，市、县、乡相应的精防机构形成管理防治体系。

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将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治疗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以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鉴于目前专业人才短缺的现状，要加大市级警方机构对县、乡两级机构的培训、指导及管理工作，以能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

四、普及精神卫生防治知识。要制定相应制度，利用电视、电台、网络、报刊及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