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诗歌之“骨气奇高”

论曹植诗歌之“骨气奇高”

——从曹植诗歌的思想中轴和原象之“势”分析

曹植是一个备受古今人士推崇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兴起、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是屈原之后、六代以前最伟大的诗人。①李宝均在《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一书中也高度评论了曹植：“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在文学上，无论散文、辞赋或诗歌，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出同时代的人。”②王世懋在《艺圃撷馀》评曰：“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李瀚《蒙求集注》）。

而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最高，李重华评曰：“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贞一斋话》）；钟嵘在《诗品·序》中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唐朝诗僧皎然在《诗式》中也言：“邺中诸子，陈思最高。”钟嵘曰：“其源出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言：“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湿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钟惺在《古诗归卷七》中评曰：“子建柔情丽质，不文帝，而肝胆气骨，时有魄磊，似为过之。”方东朔在《昭昧詹言·卷二》中也评曰：“意原词瞻，气骨浑雄。”等等。

其中“骨气奇高”这一点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曹植诗歌的一大风格和精神实质。何谓“风骨”？“风”即“意气骏爽”之文意，“骨”即“结言端直”之文辞。“风骨”即作品中表现的刚健之力（参考孙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第73页）。针对曹植诗歌的这一风格，笔者想从他的诗歌思想的中轴和诗歌原始意象（即内容和形式）作一点诠释，便于理解。

一、主体性在艺术作品中显现的需要性。

1、文学是主体心灵的社会性反应。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应，是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社会生活的交融，创作是主体按照“物种的尺度”和“内在尺度”来反应社会生活，从而实现目的性与规律性、人与自然、作家主观感情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因此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溶入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理想，溶入了

主体的感受、体验、理解、愿望和评价。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可以看出，创作主体往往会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情感、理想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胸怀壮志而又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这种对社会现实不满和愤慨之情就会急于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司马迁曾这样评屈原、韩非及他自己：“此人皆感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见《报任少卿书》）。他们急于抒情的需要就如明代的李卓吾所言：“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者，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见《焚书·杂说》）。

2、曹植建功立业的思想。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他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后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深受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抑郁不得志”，最终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这种生活遭遇，对他的创作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曹植都明显地具有建功立业的思想，一生为了“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而不愿“禽息鸟视，终于白首”。他虽然前期过着相对安定的贵公子的生活，但颇有功名事业心，热烈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见《与杨德祖书》）。当曹操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时，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后期他倍受迫害和压抑，前期那种积极向上的雄心壮志变成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之情，但建功立业的思想不改，强烈的功名心仍使他担心“微才弗试，没世无闻。”

二、主体性在艺术作品中显现的实践性。

1、曹植诗歌的思想中轴与“风骨奇高”。

创作主体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曹植思想中的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笔者就要从他诗歌的思想中轴上来分析“风骨奇高”这一风格的具体体现。

把曹植诗歌归纳为“骨气奇高”，从诗歌的内容上看，就是在建功立业的思想上表现，而建功立业就是他的诗歌思想的核心内容。前期由于生活境遇比较顺适，诗作的基调比较开朗、豪迈，充满着昂扬的精神。例如《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鰕篇》里，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为“不知江海流”的鰕、“安识鸿鹄游”的燕雀，表现了他追求理想和颖脱不群的性格。前期的这一类作品要以《白马篇》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的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的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就是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自我抒写。后期要以《杂诗》为代表：“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表现了诗人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之情，抒发了诗人不甘闲居，愿以身许国的壮志，充满了慷慨愤激的情调。再如《杂诗》第六首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

虽说曹植的诗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抒写他个人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但在其它类别的诗歌中也无不湛透着建功立业这一思想。比如弃妇诗，表面上是写弃妇，写怨女，其实是曲折地吐露诗人自己壮志难酬，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之情：“时俗薄朱颜，认为发皓齿？俛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见《杂诗》第四首）。“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空房，中夜起长叹”（见《美女篇》）。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希望其夫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别堕入消沉、绝望之境。又如游仙诗，创作并不完全出于迷信神仙，而是因为后期在生活上毫无自由，政治上看不到出路，思想上感到压抑而无法摆脱，于是只好通过幻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寻求自由和解脱，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仙人篇》说：“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五游咏》说：“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他所写的游仙诗和屈原的《远游》的思想感情和表现手法都是同出一辙的，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即使是歌咏贵族生活的诗歌也不例外：《斗鸡诗》能反戈一击，揭露了贵族统治者追欢寻乐的本质。《箜篌引》也从另外一个层面隐约地反映了诗人不安于终日沉溺在游乐生活之中的思想状况。这一类诗歌，表面上是对贵族生活的消积描绘，实质是对贵族腐朽生活的揭露，从反面抒发了诗人一心建功立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