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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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述高明《琵琶记》的得失。
得:《琵琶记》是一部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代表着元代南戏创作的高
峰。
(1)《琵琶记》被推崇为“南曲传奇之祖”。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为人们所称赞。
(2)在语言艺术上,《琵琶记》是曲词、宾白俱佳。在宾白中时有妙文,但又不以雕章琢句为目的。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使用不同的语言。通俗而不粗鄙,生动而饶有风趣,十分切合人物的实际。
(3)人物的心理刻画非常成功。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复杂心理,在描写他入赘丞相府做女婿时,悲喜交织。赵五娘形象,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
(4)至于曲词,更是于朴素自然之中而又“俊语如珠”。因之被前人誉之为神来之笔,全戏曲文之菁华。
(5)《琵琶记》在结构形式的安排上也有独到的地方。主要采用以悲为主,悲喜交错,苦乐相替的格式。从蔡伯喈上京赴考开始,苦与乐,悲与欢交替出现;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
(6)《琵琶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成熟了。尤其是《琵琶记》的出现,更是元末明初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对后代戏曲创作和作家影响都是重大的。
失:(1)《琵琶记》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剧中封建说教过多,往往成
了作者思想意识的传声筒;
(2)篇幅过长,在故事情节发展上出现了某些明显的疏漏;剧中的某些片断也有铺锦列绣,骈俪过重的毛病,对后世传奇作者雕词琢句造成了不好影响。
2、试论述宋代重文抑武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积极影响:北宋出现了以钱淮演为领袖的洛阳幕府僚佐集团、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进士文人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汴京“学士”集团以及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
作家队伍的南方化。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宋代文学更多的体现南方文化的特征。宋型文化,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思虑深沉具有典型宋代文化特征,特别是宋词,作为一种就“侠深”的文体和表现“心绪”的文学,其柔媚性、香艳性具有典型的南方文学特征。
传播方式的边界化和文学的商品化。宋代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两种。书面传播有书册和单篇传播两类。单篇传播有雕印、时刻、题壁三种新式。传播方式的改进,促进本地文学的发展,为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形式提供了媒介和纽带同时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消极影响: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禁锢了人的思想,是许多诗人才子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篇和散文,麻痹了统治者的双眼,使统治者看不清形势。如:文人词又称士大夫词,促进了词与音乐的分离。
3、《水浒传》的叙述逻辑和素材属性之间存在哪些矛盾之处。
一、《水浒传》是民间艺人对历史上的宋江故事加以捏合、想象最后经文人加工整理而成的,多元的素材来源造就了多元的素材属性。《水浒传》采用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叙述逻辑。多个故事同时发展,有时候给人造成模糊性,扰乱读者思路。
二、《水浒传》叙述历时长,世代积累,宋元成书,话本;南宋时有36人故事,元代又加72人,构成梁山108好汉。《水浒传》的素材属性主要为三大模块,绿林化、豪侠化、政治化。开篇既突出“官逼明反”和“乱自上作”的主题。通篇充斥着怀才不遇情节,突出“替天行道”和“忠义”性质。
三、《水浒传》是一部以“讲史”为框架、汇集“小说”话本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其题材是多元化的。《石头孙立》属于公案故事,《花和尚》、《武行者》属于豪侠故事,《青面兽》属于绿林好汉故事。《水浒传》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不断渗透进古人尤其是文人的政治寄托。
四、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叙述逻辑。《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是以单线纵向进行的。上半部是以人为单元,下半部则以事为顺序,连环勾锁,层层推进。在七十一回之前,小说往往集中几回写一个或一组人物,将其上梁山前的业绩基本写完,然后引出另一个或另一组主要人物,而上一组人物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这样环环相扣,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人物串联起来。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以报效朝廷为主干,讲故事贯穿始终。这样的艺术结构,前半部犹如长江的上游百川汇聚,形成主干;下半部则如长江的主流奔腾而下,直泻东海。它形成一个整体,但各部分往往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前半部的连环列传体的结构形式,固然留有组织改造原有民间故事的痕迹,但也有利于集中笔墨、酣畅淋漓地描写一些主要的英雄豪杰
五、《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能将性格相近的一类人物写的各各不同。
(1)、层次性: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性格;(2)流动性:有时能展示人物性格在环境的制约下的发展和变化;(3)传奇性与现实性结合。
4`简述清代中期诗歌流派和理论主张
清中叶政治高压、文化专制、汉学兴盛。诗歌向着拟古、形式方向发展。出现了尊唐的“格调派”、宗宋的“肌理派”,继承晚明主情的“性灵派”。
(一)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1、沈德潜著有《归愚诗文集》。诗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封建卫道气。诗选、诗评影响颇大。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说诗啐语》。
2、“格调说”:
沈德潜的诗论。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强调写诗须讨究格律声调:“诗贵性情,
亦须论法”。要写得含蓄、蕴藉、委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讲究格律、声韵,重视体式,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
“格调说”对“神韵说”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
(二)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1、翁方纲精金石考据之学。倡“肌理说”,诗作成就不高。
2、“肌理说”翁方纲的论诗主张。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力求神韵,不在死守格调,也不在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把诗歌引向“考据入诗”的故纸堆,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三)袁枚及其“性灵说”
1、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存诗4000多首。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其诗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沙沟》《马嵬》《湖上杂诗》皆名篇。
2、“性灵说”袁枚的论诗主张。“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对于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有缺乏深刻社会内容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