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

理学家的理性与深沉

读《陈寅恪文集》论陈寅恪

考据学，亦即朴学，是中国晚期封建学术中突然崛起的一大奇观。其成就曾如群卉灿烂，遍布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子学的大片园地中。但到二十世纪，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崩解，新思潮的冲击，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朴学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三人，从学术上看，或可算作朴学在二十世纪作为殿军的最后三位代表性人物。

陈寅恪于三人中最为晚生，但对朴学传统却恪守最严，学术地位至高，治学成就至大。

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近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对陈氏的学术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所居的历史地位，试作讨论。一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综览全集，可知他一生很少作通论性文字。门户森严，至死不泯。其成就超迈他人，亦得力于此。近几十年来，对朴学持非议者多，理解者则甚少。

论者多把朴学兴起归因于清际士人对政治现实的逃避，在方法上则责之为烦琐考据。其实朴学的兴起，具有文化学术的深刻原因，其方法运用更自成体系。其成就虽未必见功于当世，但却可能深刻影响于将来。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认为清季学术有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说法殊不确当。清代学术确有一种实证性。只是，这种实证性并非象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思想界那样，面向大自然和人类生活，即自然学和人文学的实证主义。相反，这种实证性只是面对文献和古代语言，只是一种语言和文献学的实证主义。所以前者在近代西方，导致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而后者在近代中国，却只导致了文献学和语言学(即传统训诂学，包括音韵学、语义学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

我们知道，清代朴学是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而发轫的。梁启超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把清代的朴学运动，比拟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

的重新发现和研究。但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不恰当地作了一种文化的类比。这不仅由于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与清代学者所感兴趣的汉代学术精神完全不同，而且由于清代学者的方法与近代西方学者的方法，在实质上也非常不同。培根以后的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是归纳逻辑和实证的知识论，尤为注重知识的实效。而清代学者所重视的却是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他们倡导为求知而求知，耻以急功近利为目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清代学者的方法倒较接近于二十世纪西方维特根斯坦以后的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反知识论；而朴学也反宋明理学的形而上系统，反“心、性、义、理”的知识论和价值论。而就方法看，清季朴学对宋明理学的胜利，正是语言分析方法对形而上思辨哲学的胜利。

陈寅恪幼承家学，自八岁起研习《说文》学和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学。少年时期的这种朴学训练，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学术事业。他十三岁(一九○二年)出游日本，十七岁归国。二十一岁(一九一○年)起游学欧美。先后在柏林、巴黎、伦敦及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在西方他所学习的主要科目是语言兼及史部。就前一方面而论，由于陈氏天资过人，他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而且博通拉丁文、希腊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及突厥文、西夏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就语言文字知识的这种广博性而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以至世界学者中，不要说在历史学界，即在语言专家中，恐怕都鲜有能与陈氏相匹者。综陈氏一生学术发展而观，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由传统朴学出发，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次地深入于史学、佛教学、文艺学和文化学的广泛方面。关于清代朴学对陈氏一生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可以从如下一点看出。陈氏早年的同学和姻亲俞大维(现居台湾)在《忆陈寅恪》文中说：

“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这正是有清一代朴学家治学的一条根本纲领。此说首倡于戴震，而大振于二王(王念孙、王引之)。清代朴学正是从这一点上——不识字即无资格谈经论道；不仅掀翻了宋元三百年的理学，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二千年的经学正统(戴震曾说：

“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他们所说的“识字”，当然不是说普通的认字，而是指理解、阐释文字形、音、义的源流变化。清代朴学家，

实际都是一批最认真的文字学家，又是语义学家、语源学家和语音学家。因此就“读书必先识字”这一朴学名言而论，其意义实可比侔于维特根斯坦用以否定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的一句名言：

“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即无资格讨论哲学。”

清季朴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汉语文字和音韵；二、文献考据。但对陈寅恪来说，前者倒并非他的专长。在文字和音韵的领域中，他的注意力不是在汉语，而是投射于域外的语言文字上。但是，正因为具有极其广博的中外语言知识，所以在文献的搜求阅读上，在汉语中外来语的语根求索上，以及在中外文献的比证考据上，他都大大地开拓了传统朴学的旧有天地。从陈氏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每立一义，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的文献举证。逐字逐句逐义地比勘辨伪，然后作归纳和分析。正如清季朴学家蔑视理学一样，陈寅恪一生轻视哲学的玄谈。在治学中始终坚持以证引论，而避忌以论带证。

这种方法，也正是首倡于顾炎武而为朴学家所珍视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但是，与清代朴学的传统相比，陈氏在治学的方法和范围上有两点创新：

一、突破了传统训诂学单一的汉语的研究，而广泛采用了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二、在研究的对象方面，他超越了为乾嘉朴学家所注重的经学，以及晚清朴学家所注重的子学，而开拓了清代朴学较薄弱的两个部门——史学和文学。同时，由于陈氏游学海外多年，对域外西方史地文化具有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实际了解，因此他在治文史之学时常具有一种综合的宏观文化视野。

这一点不仅为清代朴学家所不及，即使在当代的历史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中，也鲜有堪与其匹者。二论西方现代哲学者，常忽略或低估西方学术方法在本世纪内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由培根、笛卡尔以来重视知识论和逻辑工具问题，转变为重视语言分析问题。一位西方哲学家曾指出：

“语言的问题和释义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P·利科尔《论解释》)这一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人类所构造的文化世界中，恐怕没有任何事物比语言更重要。不仅一切关系于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