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

理学家的理性与深沉读《陈寅恪文集》论陈寅恪<IMG=BB>考据学，亦即朴学，是中国晚期封建学术中突然崛起的一大奇观。

其成就曾如群卉灿烂，遍布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子学的大片园地中。

但到二十世纪，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崩解，新思潮的冲击，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朴学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而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三人，从学术上看，或可算作朴学在二十世纪作为殿军的最后三位代表性人物。

陈寅恪于三人中最为晚生，但对朴学传统却恪守最严，学术地位至高，治学成就至大。

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近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对陈氏的学术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所居的历史地位，试作讨论。

一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

综览全集，可知他一生很少作通论性文字。

门户森严，至死不泯。

其成就超迈他人，亦得力于此。

近几十年来，对朴学持非议者多，理解者则甚少。

论者多把朴学兴起归因于清际士人对政治现实的逃避，在方法上则责之为烦琐考据。

其实朴学的兴起，具有文化学术的深刻原因，其方法运用更自成体系。

其成就虽未必见功于当世，但却可能深刻影响于将来。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认为清季学术有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说法殊不确当。

清代学术确有一种实证性。

只是，这种实证性并非象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思想界那样，面向大自然和人类生活，即自然学和人文学的实证主义。

相反，这种实证性只是面对文献和古代语言，只是一种语言和文献学的实证主义。

所以前者在近代西方，导致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

而后者在近代中国，却只导致了文献学和语言学(即传统训诂学，包括音韵学、语义学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

我们知道，清代朴学是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而发轫的。

梁启超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把清代的朴学运动，比拟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的重新发现和研究。

但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不恰当地作了一种文化的类比。

这不仅由于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与清代学者所感兴趣的汉代学术精神完全不同，而且由于清代学者的方法与近代西方学者的方法，在实质上也非常不同。

培根以后的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是归纳逻辑和实证的知识论，尤为注重知识的实效。

而清代学者所重视的却是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他们倡导为求知而求知，耻以急功近利为目的。

实际在这一点上，清代学者的方法倒较接近于二十世纪西方维特根斯坦以后的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反知识论；而朴学也反宋明理学的形而上系统，反“心、性、义、理”的知识论和价值论。

而就方法看，清季朴学对宋明理学的胜利，正是语言分析方法对形而上思辨哲学的胜利。

陈寅恪幼承家学，自八岁起研习《说文》学和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学。

少年时期的这种朴学训练，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学术事业。

他十三岁(一九○二年)出游日本，十七岁归国。

二十一岁(一九一○年)起游学欧美。

先后在柏林、巴黎、伦敦及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在西方他所学习的主要科目是语言兼及史部。

就前一方面而论，由于陈氏天资过人，他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而且博通拉丁文、希腊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及突厥文、西夏文、藏文、蒙文和满文。

就语言文字知识的这种广博性而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以至世界学者中，不要说在历史学界，即在语言专家中，恐怕都鲜有能与陈氏相匹者。

综陈氏一生学术发展而观，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由传统朴学出发，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次地深入于史学、佛教学、文艺学和文化学的广泛方面。

关于清代朴学对陈氏一生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可以从如下一点看出。

陈氏早年的同学和姻亲俞大维(现居台湾)在《忆陈寅恪》文中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

”这正是有清一代朴学家治学的一条根本纲领。

此说首倡于戴震，而大振于二王(王念孙、王引之)。

清代朴学正是从这一点上——不识字即无资格谈经论道；不仅掀翻了宋元三百年的理学，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二千年的经学正统(戴震曾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

”)。

他们所说的“识字”，当然不是说普通的认字，而是指理解、阐释文字形、音、义的源流变化。

清代朴学家，实际都是一批最认真的文字学家，又是语义学家、语源学家和语音学家。

因此就“读书必先识字”这一朴学名言而论，其意义实可比侔于维特根斯坦用以否定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的一句名言：“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即无资格讨论哲学。

”清季朴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汉语文字和音韵；二、文献考据。

但对陈寅恪来说，前者倒并非他的专长。

在文字和音韵的领域中，他的注意力不是在汉语，而是投射于域外的语言文字上。

但是，正因为具有极其广博的中外语言知识，所以在文献的搜求阅读上，在汉语中外来语的语根求索上，以及在中外文献的比证考据上，他都大大地开拓了传统朴学的旧有天地。

从陈氏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每立一义，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的文献举证。

逐字逐句逐义地比勘辨伪，然后作归纳和分析。

正如清季朴学家蔑视理学一样，陈寅恪一生轻视哲学的玄谈。

在治学中始终坚持以证引论，而避忌以论带证。

这种方法，也正是首倡于顾炎武而为朴学家所珍视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但是，与清代朴学的传统相比，陈氏在治学的方法和范围上有两点创新：一、突破了传统训诂学单一的汉语的研究，而广泛采用了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

二、在研究的对象方面，他超越了为乾嘉朴学家所注重的经学，以及晚清朴学家所注重的子学，而开拓了清代朴学较薄弱的两个部门——史学和文学。

同时，由于陈氏游学海外多年，对域外西方史地文化具有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实际了解，因此他在治文史之学时常具有一种综合的宏观文化视野。

这一点不仅为清代朴学家所不及，即使在当代的历史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中，也鲜有堪与其匹者。

二论西方现代哲学者，常忽略或低估西方学术方法在本世纪内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就是由培根、笛卡尔以来重视知识论和逻辑工具问题，转变为重视语言分析问题。

一位西方哲学家曾指出：“语言的问题和释义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

”(P·利科尔《论解释》)这一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人类所构造的文化世界中，恐怕没有任何事物比语言更重要。

不仅一切关系于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事实上主要结晶或积淀在语言—文字系统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语言的秘密。

文化密码的破解，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化，常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气的变化，而通过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又常常可以揭示文化演变的脉络。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语言学的诸部门——符号学、语义学、语源学和语用学，正日益受到人文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且渐有发展为领先学科的趋势。

清季朴学家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当然不可能如此高瞻远瞩地预见现代语言学的这种意义。

他们所注重的，常常只是汉语语言现象中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大理论眼光，这正是清代朴学的根本弱点，也正是这种研究的琐碎性之所在)。

但就陈寅恪而论，他毕竟已是二十世纪的学者，何况又学贯中西，所以尽管他主观上极力恪守朴学正宗的传统，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对传统朴学的藩篱有所突破。

即使在微观的研究中，陈氏应用他所独擅的中外各种语言知识，在学术上亦常有过人的发现和创获。

例如他根据匈奴名Huua,指出汉语中历来词源不明的“胡”族之名即此音之转化。

根据汉简中<SPS=0018>卢文的Cinstan(秦斯坦)一词，比照佛经，指出这正是印度和西方语言中称中国为震旦(Cinisthana)、支那(China)、秦斯(Chinese)的语源。

但是，陈氏虽极精于审音考证，于无把握处却并不滥用这种方法。

所谓“多闻阙疑”，是他在文章中常常言及的古训。

例如他诠释白居易《阴山道》诗，对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便指出“纥逻敦”一词殊不易解。

按突厥方言固可推测“纥逻敦”为“kara-tunā”的对音，即青草地之义。

但在指出此点之后，他却表明这只是“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

表现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前人论陈寅恪学术，在微观的知识上，多叹服其淹博。

已故复旦大学陈守实教授在早年访谒陈寅恪后便说：“师谙各国文字。

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又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一文中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在实际上我们要超过他。

就象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语中虽给陈氏戴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但亦不能不承认其知识广博的权威地位。

当世有一位史家曾说，史学界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者，不足十人。

其中他所服膺者，以渊博论为王国维、吕思勉。

诚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王、吕无疑是两位巨子，特别是前者。

但就某些方面而论，陈寅恪之精识则过于此二人。

但这种知识面的淹博，其实不过是陈氏学术的微观方面。

所体现者只是他的“器”，而不是“识”与“道”。

陈氏更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宏观方面，得自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但亦应当指出，对微观问题的审辨和重视，正是朴学的一大特色。

所以赵元任在论陈寅恪的同时，批评学术界的一种风气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必是不可靠的。

”晚近以来，国内史学界有所谓“史料”与“史论”孰重之争，有“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之争。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史学中一些已纠缠数十年争不清楚的问题，常常是由于基本材料的不清或误解所致。

那么就这一方面而言，朴学重视微观研究的传统，在今天就显得更其可贵了。

三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时论中国现代学术，认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金明馆丛稿》)也就是说：一、用考古实物推证认识古代文化；二、用多元比较的方法认识中国文化；三、引入新观念，再认识和再评价传统文化。

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基本趋向。

就陈氏来说，他晚期治史学、文学的方向，则主要侧重于后两方面。

而由这种研究入手，就势必不能不扩展为较宏观的文化思考。

因之在这种研究中，除了传统的考据以外，陈氏更开辟了以诗、文、小说证史和析史的新领域。

综览陈集，其关于魏晋史的研究，已极广泛地取材于汉魏诗文、小说、佛经、内典以至五行杂书。

不仅取材于中国，而且取材于异域。

在陈氏之前，则这些材料每为治史者所忽视，或更因功力所限，难以涉猎运用。

陈寅恪在治隋唐史中，大量地搜采于唐人笔记、小说、诗歌。

陈氏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可以看作他所独创的、以诗文为主要材料探史析史的三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