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视角下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

文化资本视角下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作者：汪恭敬王守恒姚运标 ??阅读次数：75 ?发布日期：2010-6-18 ?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第2期（下） ?? ?责任编辑：fuye目前，国家“两为主”政策已在各地得到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为保障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以下简称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作了明确规定。

尽管这些规定为农民工子女能在城市公立学校就学和在学校生活中不受歧视提供了政策保障，但“进得来、留得住”，未必就能一样“学得好”，因为尽管进入同样的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享受同等程度的免费教育，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校外影响的较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享受的教育并不平等。

要想真正促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仅仅从学校内部寻求策略是不够的。

本文试图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来探究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学业产生的不公平性影响，并试图寻找消解这些不公平性影响的策略。

一、文化资本的基本内涵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它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并且需要以具体化及身体化的方式进行积累，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

他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形态。

其中，文化资本是指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

[1]为了进一步理解文化资本，他描述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由劳动者亲力亲为，通过教育、教养等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形成的，它是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体现的资本，是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等文化产物。

[2]二是客观的状态，即物化状态。

具体地说，就是以图片、书籍、音像等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

三是体制的状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学历资本。

[3]布迪厄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

他认为：“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

”[4]在社会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儿童所拥有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十分突出。

二、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布迪厄认为，个人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就已经从家庭中获取了不同数量与类型的文化资本，不同的文化资本将通过学校教育的作用转化为学生学业成绩上的优势或劣势。

在农民工家庭中，无论是具体化、客观化还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都呈现出不同于城市普通家庭文化资本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子女获得学业成就。

下面从文化资本分类的角度论述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

1.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所谓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就是指通过各种教育活动的作用而储存于个体身上的文化知识、文化修养、文化技能等。

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的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之间的对话交流情况等等。

农民工虽在城市工作，但是其“孤岛化”的生活状态、文化的差异性和绵延性特征，阻碍了其更新原有文化储备。

农民工缺少公共生活空间，缺少对城市文明的了解渠道，缺少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这就切断了其更新原有文化的可能。

此外，城市文化也将农民工排斥在外，成为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遇到的最大障碍。

另一方面，农民工习惯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人际关系结合紧密、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要适应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以及理性的市场经济文化有一定的困难。

[5]同时，文化的绵延性强化了农民工的乡村文化心理的惯性特征或者说保守意识，从而加大了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的困难。

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是核心家庭中的两种最基本的关系。

农民工将子女带到流入地，将年老的父母留在家乡，因此，农民工家庭多属于核心家庭。

但在农民工的家庭中，亲子关系却常常表现为沟通较少，关系一般。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父母往往强调服从、遵从权威，更倾向于严厉和专制，与孩子说理较少，语言比较贫乏，很少向孩子表示温情。

就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往往不愿就学校的活动或学习上的问题与父母交流，害怕讲到不好的地方引起父母的不满甚至愤怒。

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对窘迫，住房拥挤，各种设施缺乏，这往往造成家庭成员的心理失衡，特别容易引发夫妻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夫妻关系紧张以致恶化，这无疑给孩子带来深深的伤害。

因此，农民工对家庭氛围的忽视，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学业成绩。

教育的期望从何而来？布迪厄认为来自于习惯，是人们对客观可能性的主观内化和领悟。

农民工出于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出于对客观可能性的认识，出于保险的考虑，一般不会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

父母的期望带有一种隐蔽的强化作用，通过子女的直觉和投射两种心理机制，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激励。

[6]因此，农民工对其子女教育的较低期望影响了其子女的学业成绩。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主流社会文化的再生产。

一项知识只有经过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过滤”，最终才会成为学校课程中的一部分。

“知识的选择与权利相关，它符合某特定时期优势团体的价值和信仰，与优势团体的文化相一致，因而也更有利于优势阶级子女的学习。

”[7]我国学校教育在知识选择上的城市化倾向，使得通过家庭教育获得与学校教育相一致的城市文化资本的儿童更容易取得学业的成功，同时也决定了农民工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劣势地位。

2.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观念和文化能力的客观化，包括“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

[8]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属于简单劳动，这就决定了其获得的收入十分微薄。

他们的花费往往集中在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消费上。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一般来说，当人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在低层次的生存需要没有很好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文化需要并不强烈，因而他们的文化消费非常少，结果造成了农民工家庭拥有的客观化文化资本相当匮乏。

以民工家庭的藏书数量为例，在对浙江省七地民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显示，44.3%的农民工明确自己“一本书都没有”，37.0%的人表示自己的书在“3本以下”，只有18.8%的人说自己的书在“3本以上”。

[9]布迪厄指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的资本。

”[10]也就是说，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只有在被人“身体化”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

“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均无藏书可言，而部分家庭虽有一定的书籍，但主要是供父母消遣娱乐的杂志或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类书籍。

对于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远不在他们阅读的范围之内”。

[11]这些书籍缺乏被小学生身体化的过程，因而无法发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作用。

相反，城市居民家庭经济能力较强，为城市儿童购买与学习关系密切的文化产品的能力较强，从这点来看，农民工子女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明显不如城市儿童。

3.体制化文化资本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所谓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也称学历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程度。

体制化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的倾向。

也就是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学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其子女受教育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

我国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城乡教育投资体制也是二元的，这就导致了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

农民工受农村教育水平、教育机会乃至对教育向上流动期望的制约，学历水平必然不高。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东省3100万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2%，初中及初中以下程度的却占68.8%。

2004年，全国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占66%，对北京、无锡和珠海的近期调查发现，80%的农民工只有初中或者不到初中的教育程度。

[12]农民工在学历水平上的弱势，决定了在代际传递中其子女处于弱势地位。

家长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子女在家庭教育中所获得的帮助的多少，间接影响其子女的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就。

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越倾向于辅导其子女的学习，其子女也越有可能进入质量较高的学校。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如果父母文化程度较高，对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要求也较高；反之，则要求较低。

由此可见，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无疑会影响农民工家长的教育观念、能力和方法等，从而影响其子女的学业成绩。

另外，学历不同的家长，习惯使用的语言类型不同，其子女在生活中往往习得与其父母一致的语言类型。

伯恩斯坦认为，这种语言的代际传递将会影响儿童以后的学校经验。

他将语言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由精密型编码构成的规范性强的书面语言，另一种是由封闭型编码构成的描述性强的口头语言。

在综合分析两种编码的特点之后，伯恩斯坦指出，习得了精密型编码的儿童能够更加容易地概括和表达抽象性的概念，使得他们更容易适应学校的课程环境、教学活动环境和文化环境，从而享有更多的受好教育的机会，优先占有教育资源。

布迪厄指出：“根据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教学系统，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的传递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进行”。

[13]然而农民工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基本上都保持着乡村模式，无法提供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其子女更习惯使用封闭性的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在适应学校教育，取得学业成功方面遭到更大困难。

三、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布迪厄指出，“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常常来自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都相对优越的家庭，来自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的学生，能够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

”[14]农民工阶层处于社会底部，文化资本十分匮乏，这必然对其子女学业产生不平等性影响。

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平化，必然要改善影响其学业成就的文化资本。

1.改善制度环境，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服务当前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办理外出务工证和城市就业证，被聘程序十分繁琐，所从事的也多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即使同工也不同酬。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居民普遍享有医疗、失业、养老、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而农民工却没有任何保障，工伤、大病时的医疗问题成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情况表明，他们属于二级市场劳动力，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没有升迁机会，因而，他们被代表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的一级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难以流动。

这样，一方面，农民工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就业、生活，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接受城市主流文化，更不能向其子女传递；另一方面，不公平的就业回报使得农民工经济收入微薄，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很难为子女购买富足的学习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