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

张家界以自然风光取胜，其“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是国内外游客来张家界旅游的主要看点，但长期以来作为旅游另外半壁江山的文化旅游在张家界却一再遭到遗忘，面向旅游市场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集中展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

这样一来，“白天看山头，晚上抱枕头”就成了张家界旅游现状的真实写照。

为有效扭转这种局面，进一步丰富张家界的旅游内涵、优化张家界的旅游结构，自2000年以来，一部分本土人文知识分子受邀参与了张家界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意和开发。

由著名文化学者张建永教授总策划，地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的大型旅游演艺项目《魅力湘西》无疑是这种语境中的产物。

经过十余年来的优化，《魅力湘西》日臻成熟与完美，目前已成为国内旅游演艺产品中的标杆与典范，得到了旅游市场和文化艺术界的充分肯定。

《魅力湘西》从诞生开始，就孜孜不倦、自始至终以挖掘湘西文化、保护湘西文化、展示湘西文化、传播湘西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在《魅力湘西》中如何有效地阐释湘西文化、理解湘西文化，向游客传播和展示湘西文化，是迎合他者对湘西的想象还是展示自我的主位理解？《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对旅游文化景观生产中的这种冲突与矛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通过《魅力湘西》中的具体节目形态和内涵阐释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和选择。

一、他者想象：《魅力湘西》创作的现实语境作为文化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必须面对和研究它的受众——游客。

失去了游客，《魅力湘西》也就失去了作为旅游演艺产品的存在基础。

游客之于湘西，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而存在。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一个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

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

”①在文化旅游演艺产品的语境中，他者显然不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不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类个体，重要的是将这种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移用于文化间的文化身份的判定。

如果可以把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整体来理解的话，那么湘西的本土居民，即为这种文化的自我，所有的外来者包括游客即为他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旅游的动力来源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既熟悉又陌生的张力。

如果某一地完全鲜为人知，自然此地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如果某一地对于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了，自然它也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

基于此，每一个来湘西旅游的他者，都是对湘西有所了解但又不完全了解的游客，他们对于湘西有着自己先在的一种理解与想象。

历史地看，塑造当下游客等文化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主要有三种话语。

其一，是地缘政治话语，主要依据湘西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区位从政治与战略的高度来定位湘西，由此而形成了湘西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价值与地位。

自战国以后，湘西境域就有相应的行政建制，但无论是战国时归属的楚黔中郡、西汉时期归属的武陵郡，还是元明时期归属的各种司、道等行政建制，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话语中，湘西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常用“边城”、“边地”来表征，是落后和欠发展的代名词。

其二，是文艺表意话语，主要是指表达个体对湘西独特理解的各种文化艺术实践话语。

先秦的神话中就有对当今文化意义上的湘西的描述，此后的各种诗词小说艺术对湘西的书写更是俯拾皆是，到沈从文达到了顶峰。

当代以来，影视艺术迅猛发展，《乌龙山剿匪记》、《湘西风云》、《血色湘西》、《湘西往事》等影视剧作品向人们传达了对湘西的独特的诠释，经过历史的积淀，在文艺表意实践领域中湘西已经被凝固成“蛮”、“匪”、“世外桃源”三个套话抑或刻板印象②。

其三，是旅游营销话语，这是配合湘西包括张家界在内的旅游经济开发而制作的各种表述湘西的话语。

这种旅游营销话语是一种宣传和鼓动性话语，目的在于将湘西作为旅游消费对象推介给游客，使他们产生消费湘西旅游资源的冲动。

因此这种面向游客或者潜在游客的话语尤为注重在比较的视野下表述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神秘性。

诚然，他者对湘西的想象，影响因素尤为复杂，但上述三种话语占主导地位，它们合力塑造了他者对湘西的非体验性的理解与想象。

在他者的想象中，湘西以蛮荒的边缘、楚巫的阴柔、非理性的浪漫、彪悍的匪气、封闭的原生态等特质而呈现。

从旅游心理学来看，游客的旅游行为带有极强的求证性和体验性，文化旅游更是如此。

也就是说，作为他者的游客要将自己对旅游目的地的想象，诸如湘西，在具体的旅游实践中用自己的亲历性和接近性来验证或者改写。

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沉浸在东道主的“异文化”中，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居、着当地服装、说当地方言、唱当地民歌、与当地人交流，在东道主的“他者”世界中，尽情享受异地风光与异域风情。

但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是带着自己对湘西的先在的理解和想象来求证的，而且，这种先在的理解与想象带有极强的投射性和规约性。

英国旅游社会家厄里将之称为“旅游凝视”，这种“凝视表达出游客欣赏旅游目的地的方式，包括浪漫的、集体的、观望的、环境的和人类学的，等等”③。

作为他者的游客由上述三种话语塑造的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成为凝视湘西这一行为的具体尺度和视域，它对湘西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着筛选。

到湘西来进行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客要看他们想看到的。

基于此，在文化旅游中，各种文化资源经过创意展现出来的旅游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说，要迎合游客的凝视需要，要将游客想看的文化要素呈现出来。

由此而言，“‘游客凝视’是一种软暴力，对被凝视对象譬如旅游景观施加了文化迫力，使之符合自身的要求。

”④他者对湘西的想象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游客走进湘西前对湘西文化的“前理解”，是《魅力湘西》创作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

摆在主创人员面前的是，《魅力湘西》的创作是一味地迎合游客的凝视要求，还是将湘西人对自我的独特理解展现给游客。

自然，这是主创人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凝视与反凝视：《魅力湘西》创作的艺术策略文化，按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汤姆林森的说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表征。

文化具有多样性缘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而且“在‘民主的人类学的’意义上，文化就是普普通通的，它描述了‘生活的全部方式’：它不是特权阶层的独有财产，而是包括了日常实践的所有方式”⑤。

由此而言，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体验异族或者异域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历史地看，作为他者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体验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深度接触的方式实现客位与主位的转换，即像本地人那样去生活来体验异族或者异域文化。

另一种是以旅游观光的浅接触的形式去印象式地感受他者文化。

《魅力湘西》无疑是为了满足后者的需要而创作的。

作为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来展示湘西文化，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将湘西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经过创意的处理来实现舞台化与景观化。

正是在此意义上，《魅力湘西》实现了从生活方式向旅游创意产品的转化。

面对他者的凝视，《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在三个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策略进行了自己的回应。

其一，在文化符号层面上，《魅力湘西》顺应游客等文化他者的凝视，对其需求进行有效的供给，进一步强化与印证他者对湘西的符号想象。

在游客的先在的理解中，他们想体验的湘西是一种前现代的存在。

基于此，《魅力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创作与生产，其使用的文化符号必须是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文化符号。

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无关的文化符号，其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即便再高，也不能将其纳入。

在文化符号使用的维度上，反对文化符号的“混杂化”与保持湘西生活方式的真实性与纯粹性便成为了《魅力湘西》主创人员进行文化创意与舞台景观生产的基本前提和自觉追求。

正是在这一点上，《魅力湘西》将自己与国内外其他的旅游演艺区别开来。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魅力湘西》主创人员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选用其景观生产的符号：一是通过田野作业的方式，从湘西地区受现代性影响甚少目前还相对封闭的村寨去集采湘西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符号。

为此，主创人员常年扎根大湘西地区的原始村寨对湘西区域内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符号进行搜集与整理；二是从历史典籍与地方文献中查找和复原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符号。

主创人员中张建永是文化学者，王原平是民族音乐作曲家，以他们为核心还聚集了一批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研究的专家。

他们对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具有湘西独特性的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并通过现代的各种技术手段使其符号化。

因此，在《魅力湘西》的舞台上，最具有湘西性的文化符号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和呈现。

这无论是与湘西地区宗教祭祀与族群起源有关的傩面具、八脚铜铃、司刀、牛角号、稻草衣，还是与湘西人生产生活有关系的篝火、苗鼓、苗歌、银饰与民族服装，以及与湘西人表情达意的独特性有关的马桑树、哭嫁歌、边边场等等，都是按照他者的想象来筛选与供给的。

其二，在文化仪式层面上，《魅力湘西》与游客的凝视进行对话与协商，对部分经典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仪式作出新的理解，以调整游客对湘西文化的先在想象。

整部《魅力湘西》由“序·火鼓、浪漫湘西、神秘湘西、快乐湘西、激情湘西、尾声”六部分构成。

表征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象形的还是会意的，直白的还是隐喻的，都是从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中提取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湘西性”。

文化符号是建构文化仪式的基础，在每一个文化仪式中都隐含着湘西人对自然、人生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

诸如快乐湘西篇章中的《悲喜哭嫁歌》，就一般的理解而言，哭嫁歌是表达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文化强权的反抗，是对古典社会中人类婚姻不自由的一种控诉。

但《魅力湘西》对湘西文化中的哭嫁仪式做了一种全新的阐释，将其置于快乐湘西的篇章中，显然认为这是湘西土家族人用“悲”的方式来表达“喜”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⑥，湘西土家族的哭嫁歌无疑是这种逆向修辞的很好注脚。

在《魅力湘西》中，哭嫁仪式上新娘哭诉的歌词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表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的怀抱之情的铭记与惦念。

《魅力湘西》将湘西的哭嫁仪式塑造成人类最有文化的“哭声”，并通过哭嫁的仪式完成了湘西人的感恩教育。

此外，还有对“赶尸”的诠释，“赶尸”在传统的理解中与“放蛊”、“落洞”被视为湘西三大神秘文化现象，与阴森、恐怖关联在一起。

但在《魅力湘西》中，赶尸不仅仅是一种湘西独特的民俗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背后隐含着湘西人对生命、灵魂与肉体的独特的理解，那就是生命可以献给国家，身体必须交还父母。

在此，《魅力湘西》完成了“赶尸”从现象层面到文化仪式层面的转换，给人对赶尸以不同的理解，敞开了赶尸的另外一个意义维度。

在利用湘西的文化符号建构湘西的文化仪式以及理解上，《魅力湘西》显然不是完全按照游客的旅游凝视来进行的，而是表达了湘西人对各种文化符号、仪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并以此来影响与调整他者对湘西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