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_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_颜银根(1)

第32卷第5期2013年05月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V ol.32,No.5May,2013收稿日期：2012-09；修订日期：2013-0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ZD00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001)。

作者简介：颜银根(1981-)，男，江苏大丰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演化经济地理、区域与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等研究。

E-mail:yyg1981@通讯作者：安虎森(1952-)，男，朝鲜族，吉林安图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husen@788-796页1经济学与地理学的对话长期以来，经济学和地理学并没有太多的互动。

经济学教科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发生在针尖上，没有任何空间维度；土地或者距离在主流经济学中很少被涉及到；空间及其主要组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要么被等同看待，要么被忽略(Combes et al,2008)。

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地理学家的分析和评论缺乏严谨的定量分析，只是一些描述性的概念(Jovanovic,2009)。

作为两大独立的阵营，经济学和地理学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

经济学和地理学之所以没有共同的语言，是因为两者相互融合并不容易。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中缺乏空间维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中，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

V on Thunen(1826)在研究工业经济时期农作物的区位时，尝试性的将空间纳入到经济学中。

然而，这一研究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直至Alonso(1964)将之发展并形成了城市经济学。

但是，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过窄，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或区域的经济活动时就好像城市或区域是“漂浮的岛屿”，没有考虑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Fujita et al,2005)。

Hotelling(1929)的空间竞争模型是经济学中融入空间的另一尝试，然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们只是将之看作是解释市场失灵的双寡头垄断(Combes et al,2008)。

这两次尝试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放弃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范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如果经济活动规模报酬不变，那么任意细小的生产单元都将相似，自给自足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流。

商品无需流动，经济也不会出现集聚。

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能够解释活动的空间集聚，但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框架下探讨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直到Dixit 等(1977)为此提供了合理的工具。

Krugman(1991)借助Samuelson(1952)的“冰山贸易成本”将空间因素融入到经济学中，由此构建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桥梁。

然而在地理学者看来，演化经济地理：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颜银根1，安虎森2(1.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封475001；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要：经济学和地理学长期以来互动并不明显。

文中首先对经济学与地理学忽视以及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新经济地理学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第一座桥梁，那么演化经济地理学则构筑了经济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逐渐成熟，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地理这一新兴学科逐步发展起来。

文中对演化经济地理的形成、优势以及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

演化经济地理继承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的因素，将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加以融合。

演化经济地理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演化经济地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一些重要的启示：①产业的动态化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并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②关系网络指出户籍制度放开的必要性与无效的可能；③多样性则认为单一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风险性；④再演化的政策则指出政策需要具有“连贯性”。

关键词：演化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动态化；多样性；再演化doi:10.11820/dlkxjz.2013.05.01032卷5期颜银根等：演化经济地理：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并不属于地理学范畴，甚至认为Krugman 对地理学完全不理解(Martin,1999)①。

其实，地理学家们对新经济地理存在质疑并不奇怪，经济学家更加喜欢采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而地理学家则在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之后彻底放弃了数学，转向马克思地理和模糊方法。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甚至经济地理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中，才使其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

如果说新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学和地理学成功融合的产物，那么《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JEG)则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高水平对话的平台。

JEG创刊于2001年，在10年的时间内该期刊已经成为经济学类影响因子第5和地理学类影响因子第1的国际重点刊物。

为了研究经济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融合问题，Brakman 等(2011)做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

他们根据JEG近10年内刊载文章以及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文章被另一学科学者交叉引用的情况来看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融合。

研究发现，尽管相互忽视仍然存在，但是从被研究的期刊和学者两个角度来看，这种“相互忽视”正在逐步减弱。

正如Storper(2011)和Rodríguez-Pose(2011)所言，经济学家们和地理学家们需要相互学习。

经济学家更加擅长于正式的数学分析，而地理学家则更加偏好于案例分析等方法(Brakman et al,2011)。

虽然Martin(1999)、Sheppard(2000)、Overman(2004)都为两者共同发展提出了建议，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融合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关于经济学和地理学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逐步展开合作，Ro-dríguez-Pose(2011)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经济学和地理学可以在方法论、研究议题以及政策方面展开合作。

首先，如前所述，经济学家更加偏好于规范的理论建模，而地理学家则更加喜欢经验和案例的研究。

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案例研究非常具体而全面，但是案例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得到一般化的结论(潘峰华等,2010)。

在两者都存在各自局限性的情况下，微观数据的增加，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异质性的偏好、劳动力迁移以及厂商的生产技术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融入了地理学家们感兴趣的地理外部性和时间维度。

其次，经济学和地理学可以就知识和信息在地理距离上的传播方面展开合作，在这一方面地理学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对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经济学和地理学仍需合作。

尽管Duranton等(2006)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地理学家也许对路径依赖和区位锁定的研究更深于经济学家，但地理学家对于路径依赖为何会出现以及为何会出现在特定的地区解释仍然不够(Martin et al,2006)。

最后，也许经济学和地理学最能合作的地方在于政策方面。

从政策角度来看，经济学缺乏空间维度的政策显然是盲目的，而地理学以地区为基础的政策是难以执行的。

正如Gar-retsen等(2011)所指出的，现在经济学和地理学应该重新作出新的规划了。

2演化经济思想与演化经济地理如果说新经济地理构架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第一座桥梁，那么演化经济地理(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则是又一座桥梁。

与新经济地理相比，演化经济地理学并不是那么夺人眼球，毕竟演化经济学并不属于主流经济学。

当然，演化经济地理的发展似乎也没有引起那么多的争议，至少多数经济地理学家们可以接受它。

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属于在经济学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地理，而演化经济地理则属于在地理学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地理，因此更加容易被地理学界接纳。

更重要的是，演化经济地理的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

当然，演化经济地理并不会轻易的被经济地理学界所接纳，甚至于目前仍有很多学者对演化经济地理持批评态度，其中以制度经济地理学派最为明显。

制度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地理的争端不断，当然这也促进了演化经济地理的快速发展。

在2007年第5期《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和2009年第2期《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两期演化经济地理专刊中，MacKinnon 等(2009)作为制度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对演化经济地理提出了批判，而Frenken等(2007)、Boschma等(2009)以及Essletzbichler等(2007,2009)演化经济地①“新经济地理学”有两个不同理解：一是经济学中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地理在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无特殊说明，是指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

789地理科学进展32卷5期理学派的人物对此进行了反驳，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地理出现了“转向”(turn)的潮流，包括文化转向、制度转向、关系转向，这些转向为“演化转向(Evolutionary turn)”提供了铺垫(Boschma et al,2007)。

Martin等(2006)指出，经济地理的“演化转向”表现在两方面：①经济地理中大量使用演化经济学中的比喻、概念以及术语，比如“学习(learning)”、“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选择(selection)”以及“创新(novelty)”；②演化经济学的一些新近发展的内容如何在经济地理学中加强应用，从而建立起新的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和实证，如Boschma等(1999)。

演化是一个发展、自我改造、震荡后自我组织的过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有序继承事件。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犹如历史的CD或者卡片，仅仅只会播放一次(Jovanovic,2009)。

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主张不确定性、非线性、偶然性以及不可逆性，并且放弃了最优化。

如果说新经济地理中使用了“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想，那么演化经济学则使用了“发展的眼光”的哲学思想。

演化经济学中注重历史和时间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历史等因素在主流经济学中很少得到关注(Hodgson,1993)。

演化思想真正融入到现代经济学中并引起足够重视，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

确切地说，演化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有3个方面得到发展：①新熊彼特学派以技术变化、创新和知识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以Hodgson(1993)等为代表；②对路径依赖的研究，以David(1985)等为代表；③对企业自组织的研究，以Nelson等(1982)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