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再思考

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再思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主要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和公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日渐凸显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试图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如何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及其原因（一）我国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表现由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杨东平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影响我国教育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

1.高校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问题逐渐凸显。

1997年至2001年，城市报名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农村，2001年城市考生数首次超过农村，表明高校扩招名额更多地为城市学生占有。

2004年城市的报名数与农村考生达到了增幅的均衡，城乡高等教育差距转变为更为深层的隐性教育差距。

据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2003年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

这表明，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2.高校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

近几年来，北京、天津、上海的高考录取的重点、本科、专科学校各档最低分数线，较之中西部地区的湖南、湖北等地的分数线要低100分左右，引发了社会的非议和人们的争讨。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民盟中央常委万鄂湘教授起草提案，对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分数线与一些中部省份相差100多分的现状提出质疑。

2000年，《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开辟的“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专栏，持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讨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2001年，因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要比北京高100多分，出现了青岛两考生状告教育部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权事件。

2005年，“高考移民”李洋被报考院校拒之门外，再度使高考的区域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焦点。

3.正在凸现的阶层差距。

近年来，高校学生中的阶层差距逐渐扩大，成为显著的问题。

具有各种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且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在这些学校和学科，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

对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2003级本科生的调查显示，就读于热门的信息技术和设计与艺术专业的学生中，来自管理、技术阶层家庭的学生分别占57.3％和58.3％，而这两个专业中来自工人、农民、下岗家庭的学生只有25.4％和29.5％。

上述显著差距并非公平竞争的结果：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高、中级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子女，可以以低于平均分122分的成绩进入热门专业；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私企阶层在艺术类招生中，也能够以低于平均分135分的成绩被录取。

（二）形成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原因1.经济差距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凸现。

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力度不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差异。

西部9省区属于高等教育规模低发展潜力地区，普通高校办学条件非常紧张，经济支撑能力较为薄弱。

同时，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围绕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更加激烈，那些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会成员总是具有强大竞争力，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日趋明显。

此外，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

城乡基础教育的差异，使农村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

2.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我国的高等学校大多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本来就存在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

近年来，在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加大了高教机会在各个省份、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高教共建则强化了大学对所在地政府的依赖，加大了这一差距。

一份全国部属高校2000年至2002年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部属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全国平均水平是44.76％。

东、中、西部均值分别为49.66％、40.69％、31.93％。

上海地区3年平均值高达56.99％。

高等教育机会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高校收费上涨幅度过快。

据统计，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从20年前的200元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5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

南昌大学甘筱青教授调查发现，2004年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1万元左右，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据调查，有25.5％的高中生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

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而且，高校之间的收费没有拉开距离，相对于贫困子弟来说，无论是名牌高校还是一般高校都交不起钱。

有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因此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需要重新正视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一）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二者有相互促进的一面，没有效率和发展，公平目标不能很好地实现，教育公平程度的提高会促进教育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效率又常常是一对矛盾，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必须对何者优先做出抉择。

近几年的高教扩展中，尽管也有扩大西部招生等举措，但主旋律是效率优先、加快发展，高校共建、收费政策即是其集中体现。

高校扩招使高教大众化的目标得以实现，从总体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

但对效率的过分强调会引发教育的不公平，上文提到的种种高教不公平现象即与效率优先的政策存在密切关系。

公平和效率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疏离，二者的决定因素不同，一方的改善并不必然引发另一方水平的降低或提高。

扩张政策并不意味着高教公平的自然实现，倾斜的分数线、招生中的腐败既妨害公平又影响效率；而特困生资助政策既能够改进公平，也会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日益凸显和强化，近年来教育在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差异超出了经济上的差异，这是不正常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应根据当前的国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能一味发展而不顾公平。

高教公平失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与动荡，也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这就促使公平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社会价值与义务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具备更多的私人物品性质，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社会生存状况。

高等教育产出的是相对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技能，接受高等教育是在如今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能够不被“边缘化”的前提。

因此，接受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对于那些相对贫穷的求学者，应该给他们提供数量众多、付费较低的学历或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会。

高等教育又兼有公共产品的成分，存在巨大的正外部效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

因此，不应因经济因素失去选拔、培养高素质精英人才从事高水平研究的机会，从而降低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

为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不容忽视。

高等教育公平还可以增进社会的公平、和谐与稳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育公平一直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是社会稳定的调节阀，更是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助推器。

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高等教育公平，才能扫除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的活力。

因此，高等教育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首次高等教育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中提出，“高等教育应是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三）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限度由于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高等教育甚至成为了进一步拉大社会差距的因素。

因此，政府对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为人们提供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以高等教育的公平促进社会的公平。

但是，教育毕竟是由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决定的，其反作用是有限的。

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公平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扩大。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包括以财政支持那些承诺扩大入学机会、招收弱势群体学生的院校，对弱势群体学生提供的学业和财政资助等。

但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都非常高，而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一直以来都是比例偏低。

他们在二年制学院或夜校中占有绝对的优势比例，或大多集中在选择性不强和质量不高的四年制大学学习。

这些学生主要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而在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学习者比例偏低。

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近20年来虽然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白人和拉丁美洲人之间大学录取率的差距已从11％—15％降至5％，但学位完成率的差距却仍然顽固地保持在20％以上。

高等教育是选拔性的竞争教育，像义务教育那样讲公平优先是不现实的，也无必要。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衡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有现实的原因。

随着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经济差异的拉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拉大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使然。

只是这种差异不应超过必要的度，即高等教育不公平不能成为经济社会差异的催化剂，不能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总体可持续发展。

同样，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持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国有自己的国情，高等教育还应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在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如此。

应坚持“效率优先，重视公平”的原则，在正视和解决高教不公平问题的同时，继续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和规模的增长，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公平问题，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协调统一。

三、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的建议（一）地区差异的调整一是要优化全国高校布局。

政府要多方面筹措资金，加大对西部省份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这些地区发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远程高等教育。

美国通过《土地助学非常法案》支持西部建设高等教育，改变了以前东西部的巨大差别，曾有力地支持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我国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也将为西部未来的发展带来契机。

对高等教育落后的中东部省份，地方可以动用社会力量，筹集教育发展基金。

中央政府可以给予一定财政支持，但主要是给予积极的发展政策，改变这些地区历史上形成的高等教育薄弱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