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制度性权威危机：剖析与重塑

教师制度性权威危机：剖析与重塑

本文首先解读了教师权威及教师权威危机的基本内涵，而后对教师制度性权威危机作了归因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塑教师制度性权威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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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权威及教师权威危机

《辞海》中权威被解释为：（1）权力和威势；（2）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的力量。教师权威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使学生对教师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依赖和服从”。教师权威来源于社会学对权威的界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来源的不同将权威划分为三种：传统的权威、感召的权威、法理的权威。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对教师权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教师权威主要取决于制度性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制度性因素形成教师的制度性权威，包括传统权威和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指社会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权威，法定权威指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等因素所赋予的权威；个人因素形成教师的个人权威，包括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知识权威由教师个人的学识、专长等产生，感召权威源自于教师本人的人格魅力、爱心与同情心等。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没有权威就没有正常的团体生活”，一语中的道出了权威在维护团体正常运转中的重要性。教师权威亦是如此，教师权威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学校班级管理秩序的混乱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降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也开始迈入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亦即马克思·韦伯的“众神时代”，教师不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学生人人都是自己的主宰。知识变得日新月异，知识的生产、存储、传播等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简单、反复和无限制地筛选和复制，传统的灌输教育模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批判，教师权威遇到史无前例的危机。学校魅力消退甚至教师存在的必要性都已成为争议话题。左藤学将教师存在危机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回归性”、“不确定性”和“无边界性”。“回归性”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任何指责，最终都会变成对自己的傷害；“不确定性”表现为，电子媒介时代的学生变得越来越难教，任何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都不值得信任，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了变数，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边界性”表现为，在印刷媒介时代，教师可以借助学生无法看见的内容事先备课，将自己置于知识的高端，但在电子媒介时代，知识信息是没有“边界”的，教师作为个体，是永远无法达到学生获得的知识的边界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勒将社会进程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在后喻文化的今天，“即便是小学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许多知识是在电视、书报杂志以及同朋友与家人的会话中已经知道的知识，在学校里只不过是温习这些知识。……这样，垄断知识并且作为传授这种知识的‘教师’逐渐地丧失

他的权威性”。

二、教师制度性权威危机原因剖析

（一）电子媒介导致“成熟差”和“不对称差”的消逝

康德在论教育学中指出：“教育是由前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的。”布列钦卡认为前代人之所以能对下一代人进行教育，根本原因在于两代人之间存在的“成熟差”。杜威认为，成熟差是前代人相对于后代人在身体、经验、知识、能力、社会性等方面的优势，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成熟差”和“不对称性”是教育存在的人类学依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缩小、弥补代际之间存在的“成熟差”和“不对称性”，使年轻一代达到甚至是超过前一代人的高度，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读写能力成为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但是，由于信息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媒介主导时代的来临是不可阻挡的，影像代码代替了文字代码，竖立在儿童通向成人世界的文字高墙已然倒塌，儿童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影像代码过早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成人信息控制权削弱，知识的代际差距逐渐消解，社会走向“裸体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成熟差”和“不对称性”逐渐消逝。我们正在步入波兹曼“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或者是梅罗维茨“像成人的儿童和像儿童的成人”的时代。

（二）教育由培养“官”到培养“民”，教育功利性渐趋消退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官本位”文化，“学而优则仕”思想根深蒂固，“皇帝情结”依然存在，只不过在今天演变为狂热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而已。教育浸溺的文化不改，教育的改革注定是一场攻坚战。虽然，当前教育通过提高教育的功利性、将分数极端化、加剧学生之间的竞争等方式，一直在努力维护和提高教育的吸引力。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历经12年努力拼搏进入“象牙塔”后，很快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由原来的“天之骄子”到现在的“普通劳动者”、由原来毕业后做“官”到现在做“民”的严酷现实，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不仅是消极的学习态度，还有对教育的绝望和对教师权威的藐视。如左滕学所言：“遇到存在论危机的教师，在受‘机械原理’所控制的学校里，以‘滑稽的教育方法’居于学生中间，形成伪善、权势性人格，出现了‘非人性’的倾向。”在“官本位”文化仍然大行其道的今天，在向来缺乏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学校，教育功利性的降低，导致从天堂跌至地狱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师和整个教育。

（三）全民对学生“本能式”的溺爱，迫使教师对维护自身权威日趋“理性”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给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生理生命，还有精神生命。家庭深刻而直接地浇铸了个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正如布雷萧所言：“成长中的家庭经验形成我们心理的整个深层结构。”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持续推进，加之抚养教育子女成本的陡增，当前家庭结构主要形式已由原来的核心家庭加直系家庭变为单一核心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家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当“万般期待”由“多一”变成“唯一”时，理性的爱便会被“本能”的爱所取代，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变得符合常理。当独生子女家庭在所有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全民“本能式”地溺爱学生，过度保护学生现象自然会出现。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不断出台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一边倒”向保护学生权利，表面看是教育法律制度的健全和规范，本质是全民“本能式”地对学生的过度保护。

教师对学生惩戒权利的剥夺，让教师在社会、学校、学生家庭夹缝中进退两难。作为教师理性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不断冲突的结果，便是教师面对学生所犯错误时，选择成为一个“陌生人”、“隐形人”或者“旁观者”。教师对自身权威的保护日趋“理性”，这种“理性”无疑是以牺牲学生、学生家庭或者国家的未来作为沉重代价的。

三、教师制度性权威的重塑

（一）规范教师资格认定制度，重塑教师传统权威

教师专业地位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教师传统权威的地位，而教师专业地位及专业性的凸显又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没有严格规范的教师准入制度做保障，教师的专业地位和教师传统权威就无法得以提高和保证。当前我国教师资格准入门槛较低，首先，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科目狭窄，仅限于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能力等科目的测试，对于非师范专业的学生，通过短期集中的学习和培训，教育学和心理学考试大多数能通过，而本来应该最能考察学生教学能力的教学能力考试，许多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因为财力和人力的原因，不得不将原本应该进行授课测试的环节改为笔试，削弱了该考试对教学能力的甄别功能。其次，当前教师资格认定缺少对教育实习环节的考察，没有实习要求和考核，极大地降低了教师资格考试的难度，致使部分毫无基本教学能力的学生轻松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最后，教师资格证书存在无等级划分、终身有效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的专业地位，對教师传统权威构成了冲击。为此，必须改变当前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制度，加人实习环节的考核，提高教师准入门槛，以达到提高教师专业地位、重塑教师传统权威之目的。

（二）加强教育立法，重塑教师法定权威

我国当前关于教师和学生权利的法律条款呈现过于抽象、不明确、操作性差，注重学生权利而轻视学生义务等特点。关于教育法律条款的细化和可操作性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美国各州制定的法律及州法院作出的判例，对教师拥有的管理学生权利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据此享有管理学生行为、监督学生学习的各项权利。例如，美国教师管理学生的内容就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和其他福利，在不侵犯学生宪法权利的前提下，教师出于“合理怀疑”，学校或者教师有权对学生进行人身搜查。但是，学校或教师依据“合理怀疑”对学生实施搜身时，必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起因正当。即指学校或教师实施搜查行为必须是出于善意、保护学生的良好愿望。第二，搜查的范围合理且正当。学校或教师秉持合理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