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

内容提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国内企业业绩具有诸多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但随着外资进程的加快，利用外商对华投资的风险问题也随即出现，亟待需要解决和深入研究。本文在问题提出的背景下，就近期相关中外资风险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FDI风险政策建议

一、问题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增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相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总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

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自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由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

境地，对我国目前的外资管理方式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引资工作也呈现了阶段性变化，目前国内存在内外资的“双溢出”现象，说明现阶段引资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弥补资金短缺，应尽快实现由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上转变。2004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国家适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特别强调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之呼应，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旨在新形势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规避外资风险，使外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无论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来看，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的FDI理论主要探讨FDI与投资国的关系，即研究投资国进行FDI的动机与利益，如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理论，小岛清（Kojima，1973）的“比较优势”理论，海默（Hymer，1976）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1977，1979，1988）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66）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其经济发展。故在此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竞相引资实践。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需要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外资，这似乎是一种无风险的双赢互利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FDI对东道国的潜在风险或负面效应估计不足，相关文献也十分鲜见。随着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拉美引资经济问题的启示，国内外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外资风险。2004年2月，中国社科院主办了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主题就是“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在肯定中国引资成果的同时，对外资的负面效应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期的焦点。由于外商投资的潜在风险直接体现在相关领域的负面效应上，本文拟从五个方面综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或称潜在风险）。

1.我国产业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产业安全论。外资控制并占领国内市场，制约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发展，导致国内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被外资控制，使我国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张玉和、王罡，2002），并且正沿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初级产品的路线抢占国内市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部门；初级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大，对下游产业有重要影响，外资向中间和初级产品领域的

扩展，能够控制更多的产业，因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张玉波、李连成，2001）。（2）国际垄断及品牌替代论。外资（主要是跨国公司）垄断现象日益明显，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张奋勤，1999）；并且认为外资垄断使得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尤其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从而容易使东道国陷入“蒙代尔三角”的困境。众多的民族品牌丧失，相当多的行业被外国品牌所充斥（祝年贵，2003）。（3）产业空洞论。外资加快了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进度和速度，表现在：①外资收购兼并的是我国支柱产业，即产业控制风险；②行业结构存在“夕阳化风险”；③行业发展所需人才流失风险（余治利，2000）。通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主要从事垂直一体化投资，也就是把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或两个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使得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产业之间缺乏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既挤占了国内资源，又迫使我国产业的对外依赖，属于典型的“飞地经济”（张奋勤，1999）。（4）产业结构偏离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外资企业进入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益，制造业比重偏大加快，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仍偏低缓慢，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加大（宋泓、柴瑜，1998）。

2.我国贸易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飞地”现象危害论。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空前依赖外资企业，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过高，与国内经济的后向关联很小，且出口品的国内含量偏低，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飞地”（enclaves）现象（Lardy Nicholas R，1996）。该现象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结合时，存在很大风险。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过高，其“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国内生产要素关联性很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长此以往，这会导致外贸粗放型增长，加剧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加大对外依赖性，损害我国外贸发展的自主性（王允贵，2000）。对有关“飞地经济”的危害，有学者指出，在引资中若不注重自主创新和开发能力的提高，就会带来明显的“飞地效应”，造成对外技术依赖上升，当沉淀成本不高时，“飞地经济”会随当地劳动成本优势的丧失而迁移（潘悦、杨镭，2002）。在对外向型经济与珠江三角洲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看法，认为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应该避免重蹈东亚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的覆辙，该模式的不足之处可用“出口平台”这一概念来概括，其操作方式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创立对国外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在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同时，保护核心技术不扩散（蔡兵，1999）。（2）外贸依存度偏高。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