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观的历史

第一章新闻自由观的历史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项积极成果，列宁就曾称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

按照人们对新闻自由的一般理解，新闻自由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人们有获取各种新闻信息和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媒体有根据受众的需要传播新闻信息和发表公众意见的自由，这种自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任意限制和剥夺公民和媒体的这些新闻自由权利。

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是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闻自由体现的则是为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的明显特征。

从现今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为新闻自由作如下定义：新闻自由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体现。

它是指“收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

1、这个定义切合着国际新闻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为新闻自由提出的四条标准。

但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却是有着经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的，总体上可以分为争取出版自由、争取言论自由、争取采访自由和争取公众新闻自由四个大阶段。

新闻自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新闻业的自主权开始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伟大口号”。

新闻自由的口号最早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国会取代皇家掌握了政权，但原有的对出版的管制与特许出版制度仍未废除。

1644年11月，英国诗人、资产阶级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向议会发表了《出版自由请愿书》的长篇演讲，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

根据“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压制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出版自由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限制人民的出版自由就等于压制真理，因为真理只有在“自由而公开的斗争”中，才能战胜谬误，证明自己的真理性；他认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

”2、因此，对出版的查禁与特许，实际上就是伤害真理本身。

弥尔顿的这些思想，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的公开市场”、“自我修正过程”概念，后来发展成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而这些理论，正是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的思想基础、西方文明的指导原则。

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翰〃利尔伯恩于1645年提出《天赋人权辩护书》，主张出版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

1649年，以利尔伯恩为首的平民党发表了新人民公约，明确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应有保障。

1695年，特许出版制度被废除，至此，出版自由的口号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写进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特许出版制度废除后，人民要求有更多的表达意见以及批评政治的自由，而政府则以知识税对出版物施加经济压力，而以津贴制度扶持倾向于政府的报刊，以煽动诽谤罪压制一切不利于政府的新闻报道与言论。

后在约翰〃威克斯等人的斗争下，1792年英国制定了进步的“法克斯诽谤法案”。

于1861年废除了“知识税”，1868年国会正式承认记者有报道及批评国会的自由，不构成煽动诽谤罪，报业是独立于僧侣、贵族和平民之外的“第四等级”。

至此，言论自由的原则得以确立。

当取得出版和言论自由后，采访的自由问题随之突出，于是，人们又呼吁新闻采访的自由的权利，要求不得对记者的采访进行限制与检查。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记者采访的限制大为减少，就算采访总统、首相也不会被限制。

除了英国之外，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民议会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第11条写到：“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

”该宣言在1791年别列入法国宪法的序言，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通过反对殖民统治及与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右翼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把自由主义的理论写进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并在1789年于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又确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确立了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集会、结社、请愿等自由主义的权利内容。

在18、19世纪，为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理论家厄斯金和英国哲学家J〃S〃密尔（又译为穆勒）。

厄斯金在为潘恩出版《人权》一书作辩护时，阐述了他有关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观点，即任何人公开发表言论，只要并非意在误导，而是出于真诚的动机，受其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即使内容错误，也不应受到惩罚。

密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被誉为新闻史上为自由主义辩护和论证的集大成者。

他主张一切行为应为最大多数人创造幸福，社会要保证其成员为此做出最大贡献，主要办法之一，就是给其成员以自由去思想和行为之权利。

密尔为自由主义原则作论证时，提出了四点理论：（1）如果我们压制某种意见，那么就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来说，等于压制真理；（2）错误的意见可能包含着为发现整个真理所必需的那一点点真理；（3）人们只有在被压迫来维护真理的时候，才能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来接受正确的意见，而不是先入为主；（4）被大家接受的意见也只有和不同意见发生争执时，才能保持活力，对人的行为和性格产生影响。

他强调：“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如果一个意见是除对所有者本人而外便别无价值的个人所有物，如果在对它的享用上有所阻碍仅仅是一种对私人的损害，那么若问这损害所及是少数还是多数，就还有些区别。

但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

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3、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巩固和逐步完善，多党政治斗争及政权更迭频仍也促使各国统治当局开始改变管理新闻媒介的方式，政府一般不再直接硬性干预新闻媒介的活动，而是以立法方式和法院裁决的方法加以管理。

这就是各国学者称谓的“追惩制”。

4、在二战期间，政府竭力扩大“保密范围”，限制新闻的报道与传送，消极对待政务公开化；与此同时，此期间媒介逐步走向商业化、垄断化，新闻自由逐渐为少数人所控制，公众通过新闻媒介获得信息、交流思想、表达舆论的权利受到损害。

于是，“知晓权”（People’s Right to Know）逐渐盛行起来，那种视新闻出版自由仅为新闻媒介之权利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新闻自由被看作公民基本权利之一。

5、在西方各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

其主要观点和主要原则有：任何人都拥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当局的特别许可；除人身攻击外，报刊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报业在性质上是“寻找真理的伙伴”，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等级”，是不受政府控制和干预的独立的私人企业；在新闻自由的内涵上，新闻事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满足人民享有的自由获知所需消息的权利，应有办报的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政府不得干预；在涉及观点、意见和信念的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必须同样得到保证。

1951年，国际新闻自由协会（IPI）提出衡量新闻传播自由的四条标准，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即：（1）采访自由：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新闻事实的自由，政府机关、有关部门和个人应予以便利，其业务上的正当行为，不受任何干扰；（2）传递自由：无论新闻事件发生在国内外，记者采访所写成的新闻，首先必须传送一所属的新闻单位，方能进行新闻传播的其他程序。

如果传递受阻，将视为对新闻自由的触犯和违反；（3）出版自由：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如果受到限制，或发行前受到检查，该项自由即遭破坏；（4）批评自由：允许每个公民有思想、意见和言论自由，可以评论时政，批评政府的政策和官吏的行为。

第二章社会责任论的历史背景新闻自由理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是发挥社会舆论的前提。

它的提出与确立，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而逐步发展的，它对资产阶级反封建、最终取得革命成果，有着重要的功绩。

但是，传统新闻自由理论只重视传播者的权利，却没有重视接受者的权利，没有考虑到企业盈利活动的信息传播的性质和影响问题，强调了新闻自由而没有考虑到自由滥用的问题。

这些都是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固有缺陷。

19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西方社会发生了三大变化，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和社会都市化。

这三大变化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报业的经营也由服务民主政治转变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在商业报刊发展成为主流报纸后，一些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向了金钱至上。

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

新的传播工具——广播、电视发展迅速，新闻业自由竞争导致自由而公开的思想市场被少数人垄断，媒介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传播资源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媒介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资源被少数人所控制，而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失去了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机会。

为了钱，报业屈服于大企业广告主的操纵之下，虚假新闻层出不穷，报纸里广告泛滥，报道内容常常危及社会公德和个人隐私，甚至在一些时候报刊会对抗社会的变革；报道日益煽情化、刺激化和浅薄化……这些情况使得新闻与原先的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崇高理想背道而驰，报纸往往成为了混淆视听、模糊是非道德标准的罪魁祸首，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的自由理论的不满与反思。

社会责任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而出现的。

社会责任论是由美国新闻自由研究委员会（赫金斯委员会）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其代表作是1947年发表题为《自由和负责的报刊》的报告。

该报告覆盖了社会责任理论简介、该理论的来源、该理论的技术发展背景、对于传媒的日益增长的批评、该新理论的知识氛围、责任的新意义、反映该新理论的规范准则、对传媒工作的要求、改进传媒工作的方法、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传媒与政府、表达权、人性的观点、自我纠正法则，共14个方面的内容。

这份报告标志着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从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基础。